时间:2024-05-04
陈慧孜
摘 要: 赤、青、黄、白、黑为中国五正色,随着五正色系统化的演变,阴阳五行说逐渐融入先民的配色观中,并影响着历代造物配色方案。青花瓷作為中国四大名瓷之一,其青花纹样基于阴阳五行说视野下的配色方案解释为青克白,即金克木,为色彩搭配之禁忌。论文从青花瓷产生的初期唐朝到其发展的至高峰明清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别分析这种配色禁忌兴盛于中国传统造物活动中的原因, 认为:中国阴阳五行配色观的兴衰受政治左右之主流文化思想、经济贸易程度以及当权者个人喜恶等的影响,青花配色方案的兴起反映着始发于春秋战国并兴盛于秦汉的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家之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青花配色;五正色;阴阳五行说;中国天文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研究”(项目批准号:16ZDA218)阶段性成果之一。
从古至今,“五正色”一直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色彩观念中并影响深远;中国天文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天文观测来解决历史问题的新兴交叉学科,其研究范畴中包括以天文现象为起源的阴阳、五行学说。在漫长的岁月中,当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创立“五德终始说”时,五正色与阴阳五行学说正式融合,从而进一步衍生出中国古典的配色理想。本文首先通过梳理五正色与阴阳五行学说逐渐融合的过程,进而讨论二者融合后衍生出的中国古典配色理想,从而发现了青花配色与中国古典配色理想存在冲突点,最后通过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比较法来论述基于中国阴阳五行配色观中青花配色盛行的合理性(图1) 。
一、以“五正色”为核心的色彩等级学说内涵
(一)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研究阴阳与五行学说
1.中国天文考古学的学科内涵
中国天文考古学是一门利用考古学的手段和天文学的方法研究古代人类文明的有关物质遗存,揭示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水平以及天文与人文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它通过对古代人类的各种天文观测活动进行探讨,解决历史问题,进而从一个新的天文学角度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1]
2.阴阳与五行的起源考
据对出土的甲骨文与金文的考察表明,阴、阳初期的表示均为天文现象,即通过阴阳来表示日升月落引发的白昼与黑夜的变化。而“五行”最初是表“地”之五种物质(水、火、木、金、土),后来才借以表“天”之五大行星: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五星初名辰星、荧惑、岁星、太白、填星)。[2]
3.阴阳、五行学说与天文考古学的从属关系
阴阳、五行的缘起都离不开古人对神秘天象的不懈追求,是人类最早对宇宙的思考。而天文考古学就是在研究古代人类的宇宙观,探究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1]因此阴阳、五行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天文考古学的研究范畴,阴阳、五行学说与天文考古学为从属关系。
(二)从“五色”到“五正色”观念的变迁历程
“五色”概念最初的含义,应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在《周礼》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
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3]1307-1308
中国五色的演变历程从原始时期的浑然一色,发展到奴隶制末期五彩(赤、青、黄、白、黑)并用,共分为五个阶段:浑然一色——二色初分(阴阳、黑白)——三色观(黑、白、赤)——四色观(黑、白、赤、黄)——五色观(黑、白、赤、黄、青)。[4]55-58这一整个发展历程全部处于原始社会“自发精神层次”[5]的色彩观念中,即先民对自然之象的顺应和崇拜,几乎全部根据自然之象而定,对色彩认知具有共识性。
随后在封建社会确立初期,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活跃局面促使“自发精神层次”的色彩观念被打破,中国色彩艺术进入“自觉精神层次”[5]的初步阶段,即把设色同感情联系在一起,“立像正以尽意”。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传统社会道德的控制下,将五色谓之“正色”,其余色彩皆为“下色”,且按“礼”的规定“邪”不得侵“正”。至此,五色有了“五正色”的概念,位居色彩的正统地位。
(三)五正色与阴阳五行说的融合过程
1.五正色与阴阳五行说融合前的各自演进
“五正色”的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玉藻》:“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贰采。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郑玄注:“谓冕服,玄上纁下。”孔颖达疏解郑玄时说:“玄是天色,故为正;纁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皇氏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之色;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6]801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五正色”概念仅具有社会等级与伦理意义,尚未与“阴阳五行说”产生联系。[7]
战国中期以前,阴阳、五行学说处于各自独立发展阶段;战国中期以降,百家争鸣的局面促使阴阳与五行两种学说进入合流演进阶段,它们由朴素的自然观念发展成为了具有抽象意义的哲学概念。到了战国末期,阴阳五行体系基本形成。如果说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都对阴阳五行有各自的吸收吐纳,那么阴阳家与阴阳五行学说才是真正的水乳交融。“五德终始说”作为阴阳家学说的理论著作,对阴阳五行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与思考。
2.五正色与阴阳五行说的最终融合
邹衍为阴阳家的代表,是“五德终始说”的创立者。其著作《邹子》已无全本传世,因而,对于其“阴阳五行说”的记载只得从其他文献中寻觅。在《吕氏春秋·应同》中,有这样的记载: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8]94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一窥邹衍的“阴阳五行说”。邹衍将古代君王和“金、木、水、火、土”之“五行”进行了联系,将五行之間的相生、相胜的关系应用到了朝代更替上,并且还融入了“君权神授”的思想,体现了他的“五德终始说”体系。同时,在他的论述中,还谈到了“青、赤、黄、白、黑”之“五正色”。可见,早期的“五正色”概念,在此时与“阴阳五行说”进行了深度的结合。“五正色”在此时借助“阴阳五行说”的内在结构、理论框架,深刻地融入到了“阴阳五行说”这一宏大的哲学体系之中 (图表1)。至此,“五正色”与“阴阳五行”形成了基于中国政治制度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下的紧密联系,并为后世历代王朝当权者所青睐,用于巩固王权。
二、中国古典色彩观中的配色理想
“配色”一词是20世纪末传入中国的舶来概念,其含义是对色彩进行合理的搭配,使其发挥更好的视觉效果。尽管中国古代并无此一词,但通过不同色彩的搭配,追求理想的色彩效果,却是古今共同的追求。中国古典色彩观中的配色理想是与阴阳五行相结合构成的配色体系,分为阴阳配色与五行配色两种关系。其中,阴阳配色包括色彩间的阴阳相交、阴阳盈虚、阴阳相薄三种关系,五行配色包括五行相生相克和五行相次两种关系。[9]当“五正色”中的两种色彩共同存在时,必定会呈现出一定的主次尊卑关系。
(一)阴阳配色理想
1.阴阳相交的主次关系
阴阳相交主要体现在正色与间色的主次尊卑关系上。从《礼记·玉藻十三》中提供的信息来看,在春秋时期,间色系统已经开始进入五色系统,并形成“正色—间色”系统,“上正下间”成为一种固定搭配。五方间色为绿、红、碧、紫、骝黄。天玄地黄的间色为“纁”,共同构成六个间色。在阴阳相交的色彩搭配中,正色为主为尊,间色为次为卑,正间相配,尊卑有次。其中尤以“玄衣纁裳”为主要代表。衣为上,为阳,为主,为尊,故以正色玄;裳为下,为阴,为次,为卑,故以间色纁(图2) 。
2.阴阳盈虚的主次关系
阴阳盈虚主要体现在五正色此消彼长的主次尊卑关系上。阴阳盈虚在《周易·丰·象》中表述为:“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纬》:“盈则消损,虚则增益,为天道循环之理。阴消则阳息,阳消则阴息。”其意为宇宙万物有着阴阳消长的周期循环规律。表现在色彩上,即为阴阳两正色相互交融、此消彼长的状态。在五正色中,也有阴阳之分:青与白,青为阳为主,白为阴为次;赤与黑,赤为阳为主,黑为阴为次;玄与黄,玄为阳为主,黄为阴为次。
3.阴阳相薄的主次关系
阴阳相薄主要体现在五正色混合的主次尊卑关系上。阴阳相薄出现在《淮南子·天文训》中:“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乱而为雾。”其表现在色彩上,即阴阳两正色混合而形成新的间色。如:赤为阳,黑为阴,赤与黑相薄,形成红到紫的色彩排序。在中国传统配色观中,阴阳相薄为两正色相互消解进而转变为间色,有两主相融变为次之意,故在色彩搭配上为禁忌。
综上所述,在古人的阴阳配色观中,阴阳相交与阴阳盈虚两种配色方案是符合“阴阳五行配色观”的合理配色方案,而阴阳相薄则有悖传统的配色理念而成为配色禁忌,其本质是古人重“正色”而轻“间色”的尊卑理念所带来的。
(二)五行配色理想
1.五行相生相克的主次关系
五行相生与相克的关系,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已具备(图3)。五行相生为: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推演至色彩而言即:黑生青、青生赤、赤生黄、黄生白、白生黑。五行相克为: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推演至色彩而言即:白克青、青克黄、黄克黑、黑克赤、赤克白。前者为母,后者为子,母为底色,子为纹色(图4)。古代中国素有“趋吉避害”之说,并将其运用于五行之上。故五行相生之色彩搭配历来为世人所接受。而五行相克之色彩搭配则为颜色搭配之禁忌。此外,五色齐备所形成的色彩搭配是吉祥的最高形式。
2.五行相次的主次关系
五行相次之说可见《周礼·考工记》:“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据此,青为主,白为次;赤为主,黑为次;玄为主,黄为次。[10]84-85前者为主,后者为次,配色以前者为底色,后者为纹色,此种搭配方案在中国传统配色观中是被认可的。而反观五行相克概念中的白克青、黑克赤、黄克黑,以前者为底色,后者为纹色,在中国传统配色观念中却是被禁忌的(图5) 。可见,仅仅是底色和纹色的相互对调,就造成了古人对色彩搭配的认同与禁忌的不同诠释。
综上所述,在五行配色观中,底色与纹色的搭配有着严格的要求。五行相生与五行相次的搭配为合理的配色方案,而五行相克的搭配则为配色之禁忌。
三、中国阴阳五行配色与青花配色冲突的合理性研究
(一)青花经典配色与阴阳五行“相克”配色禁忌的相悖论
1.青花瓷的配色表现
青花瓷是一种实体的艺术表现,而青花则是青花瓷的视觉表现,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呈现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关系。青花装饰方法的发展是青花瓷诞生的技术前提;青花瓷的诞生为青花装饰方法的成熟开辟了道路。[11]
青花作为一种钴蓝装饰方法,可用于瓷器表面的装饰,最经典的青花配色应为白底青纹,即青与白的色彩搭配。
2.青花配色与阴阳五行配色冲突的由来
依据中国阴阳五行学说的配色观念,青花配色中著名的白底青纹与“阴阳五行配色观”中白克青的配色相矛盾,为五行“相克”配色之禁忌(图6、图7)。
3.青花配色与阴阳五行配色的冲突结果
然而,以白底青纹为代表的青花瓷,虽在配色理念上为阴阳五行配色之禁忌,却成为了中国四大名瓷之一,并在明初之际跻身瓷器之首,被后世传为经典。下文将从工艺技艺、文化、经济贸易及统治者个人喜恶等方面分析唐至清代对青花配色推崇的原因,揭示这种配色禁忌存在并盛行的合理性。
(二)基于中国阴阳五行配色观中青花配色的合理性研究
1.工艺技艺增进所培育的青花瓷萌芽
唐代是青花瓷孕育的摇篮,最早的青花瓷片出土于扬州唐城遗址中,可追溯至公元9世纪前后。通过验证青花染料钴的成分可推知唐代钴料与波斯(今伊朗)钴料一致,因此其进口来源无疑义。[11]唐代青花瓷的出现可能与唐代早期首先在唐三彩上施用钴料有关。[12]96-99其纹饰简单粗放、钴料的显色泛青绿,有些蓝中透紫;而宋代的青花发色略显灰暗。这与我们熟知的元青花青白通透的发色有些许差别。因此在唐末宋初时期,由于烧制技术不成熟,青花瓷配色还未形成最经典的青白配色。
随后至南宋最后的几十年间,由于国家间大宗瓷器的贸易往来,景德镇工匠为制青、白瓷所创新的配方与波斯陶匠对旧钴料的重新创发相融合,由此诞生了经典的青花瓷制瓷技术。最终,中西两大制瓷大国的瓷器传统在此时相逢并完美地融合。青花瓷青与白的配色理念不仅是中国先民的审美意志,也融合着伊斯兰民族的美学思想。
2.文化冲击中色彩观念的变迁
其一,佛道两教对阴阳五行说的冲击。基于中国传统配色观的阴阳五行说初创于春秋战国,兴盛于秦汉时期并达到高峰,其背后所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延续至唐代时已经逐渐不再是显学。而唐尊崇佛、道两教。道教认为最高的配色方案为“无色之色”。《老子·道篇》中说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13]因此道家多推崇简单朴素的色彩,认为过多的色彩会使人混乱迷失。佛教则认为凡能被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一切事物,在佛经里都称作“色”。这里所谓的“色”不拘泥传统的五正色。佛教所崇尚的是一种具有包容性且更加开放的色彩体系。因此,唐代受佛、道两教之影响,在配色观中也与秦汉时的阴阳五行配色观相差甚远。在此种观念的引导下,应用于瓷器造物的色彩搭配上时,青克白的搭配禁忌便被人们忽视。
其二,贸易往来下伊斯兰教与华夏文明的交融。元朝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得元朝开始统治管辖着一个宽松的巨大疆域,国土西北部一直处于开放状态。数量庞大的穆斯林迁居中国,形成了信仰伊斯兰教而使用汉语并承袭中华传统文化的回民族。同时,历代元朝君王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传统显学思想颇为冷淡,命令蒙古本族人与其保持距离。再者,西南亚来的穆斯林主导财政、商业政策,更独占海事港务一职,把控着对外贸易的渠道。在这一时期,青花瓷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因此,青花瓷作为西域的手工艺品在这之中逐渐被中原接受和认可,其青与白的配色在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下不再拘泥于中国传统阴阳五行配色观,而在国人中广泛流传。
其三,元瓷的平民化倾向。元代统治者为北亚的游牧民族,他们对汉文化的陌生和对游牧生活的依恋使其依然习惯于适应征战的金属器与木器产品。因此青花瓷只作为下层官吏与民间的日用器物。从而,元青花在民营制造业中发达,元人的市井民风被充分地展示在青花瓷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它们没有传统意义上严格的阴阳五行配色观,有的只是粗犷、率直的基本特征。
3.经济贸易中青花瓷的推崇
元帝国着意于青花瓷主要出于财政与商业动机,与美感其实毫无关系。元代的税制设计主要从盐、茶、瓷和金属的产生与销售两端抽取最大差异。[14]青花瓷作为进出口贸易中的青睐品,自然承受着繁重的付税。元代诸帝比南宋君主更致力于推广外贸,以增加税收。
而后来,明青花瓷成为主流瓷器与郑和下西洋的贸易往来脱不了干系,通过航海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生产技艺的提高,经过中外文明间的相互碰撞,也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审美观念,从最初的海外贸易逐渐延伸至国内由上层到下层阶级广泛接受的发展历程。从外销瓷到国内商品瓷,由引进外来风格到融汇中外风格,将异域文化融合在中国本土文化之中,跨文化的结合,最终形成了国人的偏爱。可以说,中外交往的繁盛推动了文明的大交融。此时,中国人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纹案配色之样式,而开始接受外来文化。因此,明清时代的青花配色方案,已不再是中国传统配色体系下的青与白的色彩搭配,而是中外融汇所形成的风格。
4.当权者个人喜恶的影响
如果说明朝以前历代青花瓷的推崇受经济、文化的影响颇多,那么明初青花瓷的浮沉则更多受当权者的主观影响。
1368年,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全中国再度统一于汉族统治之下。然而新王朝却不支持青花瓷,可能是因为它于元朝蒙古人关系太近,再加之明高祖学识、审美不及的缘故,直到洪武的曾孙宣德皇帝才有所改观。在皇帝的支持下,青花瓷最终取代青、白瓷,真正成为瓷器的主流,被推崇为中国瓷器之最。而以白底青纹为代表的青花配色也随之成为经典,被后世所传承。
综上所述,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五正色配色方案里青与白“相克”的配色禁忌,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当世显学的前提而产生,并蔚然发展的。在秦汉之际,由于阴阳五行学说被推崇至高峰,基于阴阳五行学说的配色观念也随之形成严格的搭配伦理与禁忌。至唐以后,伴随着工艺技艺的提高、在各种文化冲击下阴阳五行家逐步被儒释道三教所取代、海外经济贸易的往来与朝代统治者的喜恶等原因,阴阳五行配色理论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逐步瓦解。以青与白“相克”作为配色基础的青花纹样逐渐冲破了中国古典配色观念中的配色禁忌,并获得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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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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