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姜岩
摘 要: 在“百年百部”创作计划中,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是解读其中戏曲献礼作品之建构过程的典型文本。该剧的丰富意涵由内、外两方面组成,人民性、政治性、艺术性构成它的内在基础;时代性、市场性、民族性是其外部特性。对于建党百年戏曲献礼作品而言,这种多元建构方式成为解析其序列特性的关键。
关键词:《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百年百部”创作计划;戏曲献礼作品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的编剧之一王宏在《剧本》月刊发表其创作心得说:“吃饭是一个小事情,又是个大事情,我们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来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带领全国人民脱贫致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追求。”[1]37-38然而这一句“以小见大”,在我们看来还有另一层含义。
2020年7月14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臺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工作方案》,拟实施“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遴选2018年1月至2021年10月首演或计划首演的舞台艺术作品,其中戏曲献礼作品占比30%。[2]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不仅获得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成为建国70周年的献礼作品,而且于2020年11月成功入选“百年百部”创作计划,为建党100周年光荣献礼。因此,对该剧的分析既不能局限于从小说到戏曲的文体改编[3]4-7、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剧作的现实主义特色[4]49-52等文学层面,也不能限制在陈奂生的舞台形象转化[5]9-10、舞台的变形表现与其现实主义成就之间的张力[6]37-39等演出层面,而是要将该滑稽戏放在戏曲献礼作品中考量,以期总结百部作品中该序列的共同特性,整体把握其内、外在建构方式。换句话说,戏曲作品中“献礼”因素的增加使剧作产生更为丰富的意涵。我们认为,这种意涵分为内、外两个方面,人民性、政治性、艺术性构成戏曲献礼作品的内在基础,时代性、市场性、民族性是其外部特性,这提供了一种超越文本与舞台的“以小见大”式的思路,科学地概括出“百年百部”戏曲献礼作品的文化品格。
一、人民性、政治性、艺术性的相互交融
(一)政治性: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形象书写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7]剧作首先展现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逐步解决吃饭问题的艰辛历程,这集中体现在共产党员吴书记这一个标杆式的人物身上。吴书记的首次出场是在1970年,那时他刚刚上任,怀抱巨大热情,投入到百姓实际生活的调查中去,正是在这一片段中,剧作上演“蒙骗吴书记”的第一个高潮。队长王本顺为了应付吴书记的随机视察,不仅将别人家的鸡、鱼肉放在漏斗户陈奂生的家中“撑门面”,而且在空的米缸上放纸壳,倒入冒尖的大米,费尽心思营造表面繁荣,由此闹出一连串笑话。而吴书记正是矫正这不良之风的行动派,他实地调查村民家缺粮的情况,严厉打击“浮夸风”,撤销王本顺的队长职位,而且回到县里,他冒险改变了全县的征粮政策,让命悬一线的百姓有了活路。无论是王本顺的争锦旗、放卫星的利己行为还是官僚主义的虚假热情,既是时代局限,也是人的欲望驱动,吴书记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清醒,如此才能赢得百姓的爱戴。
吴书记的再次出现,是在1979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地时,村民针对陈奂生的子女问题否决了他的分地请求。吴书记没有意气用事,而是用法律的手段保护了陈奂生的合法利益,代表共产党亲手将土地证颁发给陈奂生。陈奂生手捧带着国徽的土地证哽咽哭泣的场面,成为了全剧最为精彩的一幕。吴书记的第三次出场是在陈奂生的心理时空中。陈奂生为大儿子贪污粮食的罪行懊悔不已,吴书记为陈奂生指出一条明路:原路返还。吴书记的正直感染着每个受益者,象征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洗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场景中,他阐明了自己的身世:一个苏北要饭的娃娃,受到新四军的恩惠,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这说明,每个共产党员都生而普通,但有了对人民的信仰,就可以成就其伟大。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实效更体现在剧中对陈奂生与土地分分合合的线性叙述中。相比于人民公仆吴书记的笃定与无私,陈奂生作为一个农民在读解政策时往往从个体生存状况的角度进行评价。1949年以前,陈奂生手里没有一分一厘土地;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分给陈奂生足够的土地,后来公社又收回去;1979年再次承包给他,而2006年,陈奂生的子女们却设计卖掉这块土地,迎来全剧的第二个高潮。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实际上是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这一历史遗留的困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次次得到解决,带给以陈奂生为代表的农民底气与自信。正如原著作者高晓声在谈及角色时曾说:“我能正常度过那么艰苦的20多年岁月,主要依靠从陈奂生、李顺大的身上得到的力量,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的坚韧和积极成为我的精神支柱。”[8]303作为一个农民,土地就是他的生命,首先能种粮食、填饱肚子:“人不亏地皮,地不亏肚皮”(陈奂生语);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实践使土地成为农民的精神寄托:“在自己的土地上,我才知道了什么叫人民!”[9]农民生存有了保障,中国共产党的砥砺前行也有了坚实的力量。
(二)人民性:小人物的悲喜呈现
“吃饭是个问题,问题不是吃饭,不是吃饭问题。”[9]这句总结式的绕口令在剧中出现三次之多,每一次都是陈奂生在不同时代中对“吃饭问题”的重新诠释。
作为开场,陈奂生回望自己与“吃饭”二字紧紧相连的一生,其中充满了底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正因为“吃饭是个问题”,所以他阴差阳错间与傻妹结合、第一次丰收傻妹被活活撑死、为了一点冒尖的大米他欺骗吴书记,在那个为了生存拼命挣扎的时代,许多荒唐的行为似乎有了注脚。所谓“问题不是吃饭”,说明经济迅速腾飞之后,人的欲望的边界出了问题。二儿子陈斤着急将土地变成钱、大儿子陈两即便飞黄腾达也无法停止非法卖粮牟取暴利、三个儿女合伙欺骗父亲变卖土地等等,在不愁吃穿的时代,只有陈奂生守住作为农民的底线,他与儿女的斗智斗勇显得可笑而悲凉。而“不是吃饭问题”则注目于陈奂生的人生结尾处。因为无法进食,所以他的人生似乎并没有画上完整的句号,不仅如此,女儿陈吨的建设新农村的事业要求他将土地入股生态农业联合体,这不是吃饭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是他争夺一生的财富,他无法与自己和解。这三句话在起始处出现,带给观众几分莫名其妙,但整体意境是悲凉的,这便是“笑中有泪”的艺术。
在陈奂生的心理时空中,吴书记再次提及这三句话,这是针对大儿子陈两倒卖粮库粮食、贪污200万被抓去坐牢后发出的感慨。陈奂生无法停止自责:“我只顾往你的肚子里塞米饭、菜,我却没给你塞进去一颗良心,做人的良心!”[9]然而这感慨似乎也是转机。正因为“不是吃饭问题”,而是良心问题,陈奂生将祖产一一变卖,用行动感召他的儿女们将贪污的200万凑齐。在弥留之际,他一无所有,但失而复得的是良知,他只给即将前往监狱的陈两一袋种子,用一个农民所有的认知告诉他最真切的道理:“有地有种你就能活,有种你再活出个人样来!”[9]这是一个小人物对儿女做的表率,平凡而伟大。
众所周知,“陈奂生”这一人物最初诞生于高晓声系列小说,作家高晓声生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然而陈奂生的生命却并没有止步于此,剧作延续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中颠沛流离的命运书写,真实地反映了在现代社会中,陈奂生式的小人物又将面临怎样的“吃饭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正如《陈奂生系列》的序言所说:“认识了一个陈奂生,就认识了一个时代。”
对于观众而言,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是他们产生共情的基础,剧作的人民性同样体现于此。对观众的年龄阶层进行切片分析,我们发现,与陈奂生同辈的观众的共鸣感强烈,在《中国文艺报道》采访中,他们认为:“请给我们一个时代的标记吧,我们太需要这种东西。”[10]而对于年轻观众而言,这是一个离生活很遥远的追问,如同在剧作结尾处的乡村喇叭里传来的声音:“关于土地与吃饭的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无法理解,或许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农民最终都会消失。”[9]但因为人性是共通的,与“吃饭问题”紧紧捆绑的喜怒哀乐才不会成为一曲绝响。
(三)艺术性:改编与舞台表现
“陈奂生系列”是阔别文坛、扎根农村20余年的高晓声献给现当代文学的“一份薄薄的见面礼”,因为“把农民的生活变成自己的生活,不在上,不在下,不在旁,而是在其中”[11] 4-5,所以塑造的农民形象生动而真实。更重要的是,在被反思文学淹没的创作语境下,高晓声率先回到当下生活中来,无论是“造屋”(李顺大)还是“上城”(陈奂生),都聚焦在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衣食住行,最为高明的是他将这些问题与时代大背景、农村各项政策变迁相互映照,以此透视人性的亮点与弱点,因此,“陈奂生系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之所以是一部用滑稽戏的形式来表现的陈奂生“别传”[12],是因为二者塑造人物的手法别无二致,或者说,剧作接续了文学作品中的陈奂生形象,网店经济、新农村建设、土地分股等时代元素的加入使这一人物在新时代勃发出新生命。
从舞台表现来看,《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更多受到实验话剧的影响。首先,滑稽戏独有的唱段缩减至两段,而且摒弃了方言,运用常州普通话,剧作大量篇幅集中在人物对白、肢体语言等话剧性质的表现手段。其次,剧作采用双线结构,通过两块写有“他开始回忆了”“他回忆完了”的板子、陈奂生帽子道具完成转换。主线是2018年陈奂生在自家庭院中乘凉,三女儿陈吨希望说服父亲让出土地、入股生态农业联合体,二儿子陈斤索要本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儿子陈两因贪污被抓、临行前与父亲谈话等一系列事件,在一定时间节点处,运用闪回的手法进行倒叙,形成副线,串联起自1970年至2006年陈奂生的悲欢离合,本质来说,这并非滑稽戏的结构方式,或者说很难在传统滑稽戏的框架中找到相似性。[13]50-53但是,“一桌二椅”式的舞台布景又并未跳脱出戏曲写意的框架,只能说是滑稽戏的变体。另外,剧中呈现的心理时空借鉴“意识流”手法,更加强化剧作的实验色彩。最后,在题材处理方面,摒弃滑稽戏常规使用的市井生活题材,首次编演反映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但仍从小人物出发,回到了这一剧种更为擅长的领域。尽管面临诸如“能否算作滑稽戏”的质疑,甚至剧种本身被认为离滑稽戏的传统风格越走越远[14]253-254,剧作体现的人情味却丝毫未减,这是滑稽戏这一剧种的贡献。
二、时代性、市场性、民族性的共同作用
(一)时代性:历史回望与当下书写
如上分析,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的主、副线分别是当下与历史,分别对应着2018年与其他四个年代片段, 它们交替出现,今昔互相照应,不仅追溯了今天的矛盾产生的原因,比如大儿子陈两进入警局的原因、二儿子陈斤的土地转让没能成功的原因等,而且为解决今天的矛盾打下了基础。正是在与土地的分合之间,陈奂生对土地产生了不舍的感情;而正是在共产党人吴书记的指引下,陈奂生才能够放心地将土地交给女儿陈吨建设生态农业联合体。
具体来说,剧作回望的四个年代片段分别是1970年、1979年、1988年、2006年,联系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正是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辛历程,无论是在积贫积弱、面临吃不饱饭的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腾飞的时代,都有部分官员忘记初心、经受不住自私自利的考验。陈奂生屡屡提及的“吃饭是个问题,问题不是吃饭,不是吃饭问题”又何尝不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要着手解决的呢?在“吃饭是个问题”的1970年,可怕的不是忍饥挨饿的普通百姓,而是王本顺式的队长为了讨好领导隐瞒实情,更有愚昧的乡亲协同欺骗吴书记,安于贫困是时代的症结。1979年,经过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然而“问题不是吃饭”,那是一个物质离开贫困、精神却相对贫困的时代,二儿子陈斤为了眼前利益分家,抛弃土地和家人,这样的年轻人层出不穷。到了“不是吃饭问题”的2006年,作为粮食局局长的大儿子陈两疯狂敛财,“钱是一堆纸,但它让我找回面子,找到平衡,找到幸福……我十分害怕,但我已经停不下来了”[9]6-36,这样的官员是国家的耻辱,不仅违法,而且有违人民的信任。即便是到了2018年,依然有二兒子陈斤式的漠视亲情、自私自利的“老赖”存在,而“钉子户”类的社会问题更是新农村发展的一大窘境。陈奂生与土地的最后和解是一种象征,“咱不当钉子户了,新时代了,地也要换个种法了”[9]6-36,新的时代会提出新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终能拿出令人民满意的方案。在剧作结尾处,陈奂生停下了他的脚步,但陈奂生式的中国农民会一直享有这份恩泽。
回望历史正是为了完成当下的书写。无论是剧作的受众、反映的土地政策、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作者、创作契机都是当下的,这不仅能够准确反映现实生活,而且对戏曲献礼作品的整体特征有明确参考。
(二)市场性与民族性:人民的检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
并非每部献礼作品都有这样的巧合: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是对高晓声创造的“陈奂生系列”IP资源的运用。所谓“IP资源”,意为知识产权。高晓声之子高其格作为其著作版权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将这一经典IP无偿赠与常州市滑稽剧团。凭借《陈奂生上城》入选“改革开放40年最具影响力小说”的巨大效应,该剧获得先天的观众亲和力。IP的知名度、经典性是打开市场的重要前提,但这只是第一步,剧作延续小说系列的“陈奂生性格”书写,持续扩大观众影响力,没有成为华丽的噱头。
江苏常州市滑稽剧团团长、陈奂生扮演者张怡在采访中称:“优秀的剧目一定要到市场上不断地演出,这样才更加有价值,精品创作在不断打磨修改下,才能越走越远。”[10]截至2020年12月,该剧已演出百余场,在2021年又开启新一轮的演出,这与该剧团的经营方式是全民所有制有直接关系,以“出戏、出人、出效益”为宗旨,在人民的检验中打造艺术精品。
对于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的外部建构中的民族性,不应作狭隘的“少数民族”式的处理,而应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去观照。剧作末处一句深情的追问:“取代他们(农民、农村)的又将是什么呢?”[9]6-36说明中国农民不仅是职业意义上的存在,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而年轻人远离农村的现象却并不少见。剧作阐释了对“农村土地创造的价值在农民收入中占比越来越少”的担忧,问题依然存在,但是作为村委主任的三女儿陈吨提出的“生态农业联合体”就是一个信号,怀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则是重要前提。
三、余论:以小见大的献礼剧研究
如何评价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的艺术成就,本文提供一种内外剖析、反向解构的研究方法,认为剧作多元建构的方式是其艺术价值所在,由此成为建党百年戏曲献礼作品的典型文本。原因在于,献礼作品的特殊之处是经过政府、企业整合后形成的整体性,就表现对象而言,要成为全景式呈现的序列。[15]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与建党百年戏曲献礼作品之间,便是个体与整体的交互关系,形象地讲,就是一“小”一“大”。通过对剧作评价机制的科学总结,本文试图将“百年百部”创作计划中的戏曲献礼作品纳入考量,是为“以小见大”,完成作品序列的整体解读。
具体来看,一方面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的解读坐标系丰富而多元,如前所述。另一方面,对建党百年戏曲献礼作品进行整体分析后,我们发现,内、外双重建构方式的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其他作品的研究。以人民性、政治性、艺术性作为内在视角,不仅可以评估作品的入选机制,而且始终将观众作为接受主体,这是戏曲演出的重要一端。在接受过程中,戏曲作品要考虑外部环境的影响,因而时代性、市场性、民族性等外部条件不可忽视,尤其是市场性,是以往对献礼作品分析的缺口。进一步地,建党百年戏曲献礼作品的序列生成机制同样与这一理论有关。受限于单个作品的矛盾冲突处理、政策解读方式、艺术表现手法、民族特色呈现等客观条件,会形成一定侧重,但整体考察建党百年戏曲献礼作品,内、外建构过程中需要纳入考量的各个因素使作品分布趋于均衡,这一理论框架成为参选的标准。
以“百年百部”创作计划为例,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书写题材的戏曲献礼作品,侧重于其内在基础即人民性、政治性、艺术性的构建。如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吕剧《大河开凌》、闽剧《生命》、壮剧《百色起义》、跨界舞台剧《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川剧《江姐》、昆曲《红色娘子军》、京剧《红军故事》《李大钊》、琼剧《红旗不倒》、评剧《革命家庭》、豫剧《重渡沟》等。而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献礼作品取向更为多元,在以人民性、政治性、艺术性为基础,充分表现不同剧种艺术特色的同时,对时事政治、民族特色有大量反映,就其所属院团而言,非事业单位营业、非国有独资企业性质占比17%,可见在拓宽民营剧团的参与渠道后,它们的地位更加不可或缺,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市场性的多重考量。如彩调剧《新刘三姐》、荆州花鼓戏《河西村的故事》、藏戏《次仁拉姆》、黄梅戏《蝶恋花》、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等,作品在不同方向的均衡分布,构成相对完整的建党百年戏曲献礼作品序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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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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