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故事的现代表达

李燕琼

摘 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一种战略性的判断，不仅为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也给文化治理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传统文化的守正出新以及对人民这一主体需求的关照。高甲戏作为闽南地区的传统戏剧，其产生和发展始终围绕传统文化来进行，并通过自身的艺术表达来回应时代所追求的主流文化价值。王冬青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高甲戏《连升三级》，前后经过5次易稿，在时代前进的潮流中终成为有口皆碑的经典传统保留剧目。论文立足于该剧的内容和形式，并緊随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发掘其艺术创作和演绎所凸显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甲戏；《连升三级》；以人民为中心；守正出新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一、历史变局中的文艺新局

***总书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战略性判断自提出以来，不仅引发了对世界发展潮流和趋势的全新认知，也引起了对中国各方面治理创新的新思考和新见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除了治理体制的变革日渐成为各国重视的焦点之外，伴随着的还有对国家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的蓄水池，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心剂，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稳定器。”[1]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沉淀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成为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内在动力。进而观之，其不仅作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核心力量来源，在根源上也是关联着国家治理创新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在新的时代格局下，其社会价值和意义日渐凸显。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高甲戏在内的地方戏剧文化既通过自身的艺术创造和实践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也成为人们了解和体味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而新时代的发展除了使人们更加意识到文化精神的重要性，也使人们认识到文化的持久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凝聚了人民的思想共识，因此，传统文化的守正出新需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听取人民的心声和需求。高甲戏这一类传统戏剧艺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创作也应坚持对人民这一主体的重视。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2]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以小见大、由点带面，从高甲戏《连升三级》这一经典传统保留剧目的艺术创作和舞台表演出发重点诠释地方故事的现代表达，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中探寻这部戏剧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探寻高甲戏对地方戏剧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扬的重要意义，进而达到通过戏剧故事的演绎去引领正确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展现大国文化的艺术魅力等多重目的。

二、文本内涵的变与不变

优秀的剧目文本创作是使作品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时代发展价值的前提，作为艺术创作活动的主体，创作者虽然对作品内容的追求和框架的建构有着自己的见解和思考，但其首先要重视和满足人民对审美的需求，以人民为中心；同时，要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并结合实际进行思考创造。高甲戏《连升三级》的创作者王冬青为了打造优秀的剧本，自1958年至1962年，前后修改稿子5次，创作过程中不仅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汲取，也凸显了对人民这一主体的关照，最后形成的作品既符合“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时代发展主流，其内容主旨也极大地呈现了地方特色戏剧的文化价值。

（一）闽南布袋戏提供了最初框架

王冬青曾指出：“说到剧本，是闽南布袋戏（掌中木偶）一个只存故事梗概的传统剧目给予我最初的骨架和形象。”[3]6传统文化本身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高甲戏和闽南布袋戏虽然在表演方式上有所区别，但其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共通的。王冬青的《连升三级》以布袋戏中的传统剧目的故事梗概作为自己最初的文本架构，又丰富了布袋戏的故事内容，丰富了其文化底蕴和精神追求。正如他所言：“厚底子似较侧重于揭露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这一点，也许正是布袋戏这个剧目在封建时代不可能广于流传，致仅存故事梗概的主要原因）。但我却企图从揭露科举更进一步揭露科举母体——封建制度的丑恶。”[3]7

（二）同名连环图给予内容借鉴

不同艺术形式能够丰富作者的艺术感觉世界，使其在创作实践活动中迸发出新的思考。王冬青说：“随后，又有一本同名的连环图（杨兆麟编词、贺友直作画），也给我以借鉴。”[3]6连环图《连升三级》通过图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刻画了一个目不识丁的阔少爷张好古在种种巧合的情况下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最后又连升三级的故事。这一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为王冬青撰写《连升三级》剧目文本提供了重要借鉴。高甲戏《连升三级》中的贾福古和连环画中的张好古的人生经历大体相同，但在情节设置上有所区别，一是贾福古去考功名的驱动力是为了能够求娶甄似雪，并非是内在驱动所致；二是两位主考官的选择，在高甲戏中他们是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使贾福古高中状元，而在连环图中他们则是通过帮张好古写文章，让他考了第二名。不同情节的考量是基于不同艺术文本表现的需要，因为连环图主要通过有趣的图画和简洁生动的文字，向读者呈现了一种思考或看法，过于复杂的表现可能会使效果适得其反。而高甲戏作为一种戏剧表演形式，它的内容是在舞台上得以呈现，过于简单的情节设置，或者只是通过一种性别人物的演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观众观看的兴趣。因此，从观众角度出发，编剧应该更重视对情节设计的考量，多方面多角度对剧目内容进行丰富和完善。

（三）讽刺喜剧的类似文本激发思路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孙儒仁的“东郭记”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文学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王冬青对于《连升三级》剧目的思路考量。[3]6 其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写实主义展现了不同人物面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和表现，正反人物的刻画将社会对人性的不同态度鲜明地呈现出来。在《连升三级》中，王冬青除了刻画丑人物之外，也创新地塑造了甄似雪这一正面人物形象，首先是她不畏权势、敢于争取自己的婚姻幸福；其次是她面对贾福古通过不正当手段考取功名而不耻的态度，通过自己的机智，使贾福古受到应有的惩罚；最后，面对崇祯皇帝的赐婚，她敢于据理力争，向皇帝揭露贾福古无才欺君的罪行。正反人物同时塑造，构成了故事的两条线索，既揭露科举制度和官场的腐朽，也呈现了积极的价值取向。而孙儒仁的《东郭记》作为一部辛辣的讽刺剧，其讽刺手法也在《连升三级》中得到极大的发挥。有研究者指出：“讽刺——是有力的武器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它可以借助于尖貌的夸张手法，使得被揭露、被打击的对象的丑恶本质一下子暴露无遣，达到最鲜明的程度，而且更主要是因为，它能充分表现我们——胜利了的人民——对待敌人的轻蔑态度。”[4]24-26王冬青将这一手法运用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表现上，使其主旨精神得以展露，也表现出人民的相关态度。

除了对古代传统经典文本的探寻，王冬青还寻求对国外作品的借鉴。俄国讽刺作家果戈里的《钦差大臣》采用喜剧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社会达官显贵的丑恶面目。王冬青的《连升三级》借鉴了其艺术手法，其主旨内涵也通过喜剧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具体表现在巧妙的结构设置上，如阴差阳错的情节设置、矛盾的设计环环相扣，凸显了喜剧的传奇色彩。

王冬青通过对古今中外不同的文本，从不同中找相同，既汲取了古代传统经典文本的精粹，取其能为自己所用之处，守正出新，也通过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了解，丰富剧目内容，选择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表现形式，将作品的精神内涵有效地传达出来。

（四）童年故事和生活经验启发创作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5]王冬青在《连升三级》创作前期重视从自身“真人真事”中取材，这一出发点固然有他本身艺术感觉的表达，其实更有对现实生活的再考量和再出发。

“我的小时候听父执辈讲过一些科举黑幕与趣闻，我在旧社会中旁观过的一些官场的丑人物、鬼把戏等等对我也都有所启发和联想。”[3]6《连升三级》对官场人物描绘的笔墨不少，如通过贾福古冲撞魏忠贤马头开始，官场丑恶人物便陆续登场了。酒醉的魏忠贤与胸无点墨的贾福古相遇，本来贾福古得罪了这个“九千岁”是要被砍头的，但魏忠贤却为贾福古的无知和自大所吸引，利用权力将他送进考场。考场的两位考官因甄玉斋无权无势选择了无视其才华，而在有权势的高官面前选择迎合，将贾福古这一无才无能之人送上了状元的位置。因为王冬青在旧社会中对官场的“丑人物”和“鬼把戏”有一定的了解，他在创作时能够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有机结合，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将人民生活所见所闻所感转化成文本，并把人物形象刻画得更立体、更丰富，不仅符合人民的審美需求，也传承了中华文化精神的相关内涵和价值。

三、艺术表达的守正出新

高甲戏《连升三级》除了文本内涵方面的创新，其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进行了创新，主要表现在喜剧式讽刺手法的运用上，而其喜剧式讽刺手法又突出表现在人物诙谐语言的设置上。

（一）美丑辩证的经典角色

贾福古作为《连升三级》的主线人物，他一人承担了两条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一条线索在于对甄似雪的不断求娶之路，另一条则在于求取功名过程中与权力追逐者之间的种种纠葛。不同的故事线索呈现出人物多元的性格特点，具体表现在语言的设计中（由于在高甲戏中有唱词和念词之分，所以在考虑其中内涵时应有所侧重）。甄似雪通过出对联“蛱蝶穿花”来让贾福古知难而退，但贾福古却用“苍蝇放蛆”应对，这不禁令人啼笑皆非。除此之外，贾福古决定进京赴考时，提及“簪花及第”一词。在古代簪花曾是对考中科举者的奖赏，而在此剧中用在“考中”进士的贾福古身上，显然是一种喜剧式讽刺。

不论是“苍蝇放蛆”还是“簪花及第”，贾福古都闹了笑话，这不仅体现出他的浅薄无知，而且也表现出他对传统文化的不了解和不重视。可正是这种胸无点墨之人，最后却考取了功名，这样的设计凸显了剧目的讽刺意味。

（二）话语力量的多维展示

魏忠贤作为剧中的另一典型人物，其最令人震惊的一句话就是：“理他什么规矩？——嗯，孤王偏要碰这个‘朝廷规矩！”[3]26这体现出他的狂妄和目中无人的性格特点。魏忠贤手中握有权力，可以随意支配任何规则，这其实回应了王冬青创作时所提出的：“尽可能选择一个较有典型性的历史背景，来安置这个故事题材，正如选择怎样的土壤，才能更好地培植怎样的花草，这也是我在构思时所注意追求的。”[3]7封建社会官场腐败，官官相护，科举制度的弊端凸显，这便是《连升三级》故事的历史背景，而魏忠贤正是这种背景下的典型反面人物的代表。这是戏剧矛盾的开端，倘若没有魏忠贤为显示自身的权力之大，将贾福古送入考场，也不会有王永生和徐大化两位怕势的考官“鼎力相助”，最终导致贾福古这一无才之人高中状元，这一反差使得喜剧的讽刺效果愈加显著。

（三）文人形象的重塑更新

甄玉斋作为剧目中无权无势的文人代表，其经历无疑是令人同情的。首先，他在仕途上不顺：“我甄玉斋，一生苦读圣贤经书，焉能不致功名富贵？只恨连考十三科，犹未登名龙虎榜，若竟埋没老死，岂非抱恨九泉乎？”[3]12个中原因更多在于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纵然有千般才华，但科举考官见他无财无势，也不愿让他登科及第。虽然于历史潮流中，这种现象并非绝对，也有寒门士人凭借科举登上仕途，但在戏剧的表演过程中，矛盾冲突的呈现更能引发人们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思考。但甄玉斋认为，“‘君子务本，科举功名就是君子的本分”[3]12，因此他倾尽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于科考之中。

甄似雪作为甄玉斋的女儿，并没有被他的思想所影响，反倒表现出豁达积极的心态，并主动为争取自己的婚姻大事而行动。甄似雪作为《连升三级》中突出的女性代表，其婚姻本不由自己做主，但她聪明伶俐，从最初出对联让贾福古洋相尽出，到对执着于科考的父亲的劝慰，再到巧借写寿联之名揭露贾福古的本相，最后敢于直言表达自己，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到底。这一人物形象的设计为整部戏剧表演增添了一抹色彩，也成为剧作者理想追求的化身，凸显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顶层设计下的基层创新

高甲戏《连升三级》自20世纪50年代末产生以来，所获赞誉颇多，郭沫若、老舍、田汉等文学大师曾为该剧目题诗撰文。被誉为“人民作家”的老舍曾两次题写墨宝赠与剧团，其中一副曰：“泉州高甲戏，三级喜连升，独辟新风格，时翻古乐声；状元无点墨，皇帝竟多情，入骨肆嘲讽，人民眼最明。”这一妙语称赞将《连升三级》的艺术特色、人物形象和主题要旨展现得极为透彻。除此之外，该剧目于1963年被誉为中国戏曲的“百丑图”、1993年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喜剧之一”、2018年曾在第八届巴黎中国传统戏曲节获得最佳传统剧目奖。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新形势下，高甲戏《连升三级》的艺术魅力不减、文化意蕴更浓，该剧目于2020年成功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这意味着新的时代背景不仅为高甲戏等传统戏剧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渠道，也促使研究者以新的视野去探寻这些传统艺术的文化魅力。

高甲戏《连升三级》经过创作者的精心打磨，经受住时代的考验，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其作为跨越世纪的优秀传统剧目，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引作用。“这就促使社会各阶层陡然转身而将地方民俗曲艺作为物恋对象，看重并决意赋予传统民间戏曲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的功能作用、价值意义。”[6]6-9百年大变局的出现，给予了我国文化建设新的思考，即要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守正出新。从小处出发，可以大有作为，我们希望在时代发展潮流中，能够通过高甲戏等众多戏剧艺术形式展现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气度，加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转化，体现中华文明的责任和担当。

参考文献：

[1]期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国家文化治理创新[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4-16（004）.

[2]***.***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3]王冬青.连升三级[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63.

[4]郦青云.讽刺——有力的武器——看高甲戏《连升三级》[J].戏剧报，1963（06）.

[5]王四达.谁之“喜剧”？谁之“悲剧”？——对高甲戏《连升三级》的文化解读[J].戏剧艺术，2005（06）.

[6]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N].人民日报，1979-10-30（001）.

[7]王伟.地方之爱：区域文化治理视野下的闽台歌仔戏百年大变局[J].艺苑，2020（05）.

（责任编辑：万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