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氏书信与《中国古典小说》写作

孙 颍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古典小说》（以下简称《古典小说》）被称为欧美汉学界文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相比前书所受的关注，《古典小说》在国内研究界似乎引起的水花较小。夏志清先生写作此书，原想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古代的6 部经典小说，然而若仅将此书定性为导论著作，显然是片面的。作为其酝酿已久的第二部力作，《古典小说》较前书在思想上更深刻，从中国白话小说演变史出发，对所选6 部小说的内在意蕴与艺术特色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个人私语的方式呈现出真实的社会历史，记录了夏氏兄弟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书信集展现了《古典小说》从萌芽到写作的全过程，也为《古典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角度。本文借助书信集有关内容，复原《古典小说》诞生的真实历史背景，挖掘夏济安和《古典小说》之间的密切联系，探讨夏志清古典小说研究独特的文学批评理路。

一、《中国古典小说》的萌发与成形

夏志清的《古典小说》是在和兄长的书信交流中诞生的，这本书主体部分在夏济安去世前就已经基本完成。夏志清在书的扉页和前言中专门提及兄长，不仅是出于他对兄长的怀念，更是由于夏济安与这本书从萌发到撰写过程中深刻的联系。细察书信，夏济安对夏志清的鼓励和启发随处可见。多番思想交锋下，夏济安的观点为夏志清所消化吸收，呈现在《古典小说》之中。

英文版《古典小说》出版于1968 年，而从书信中看，夏志清早在10 年前便已明确表露出对此书的构想。1958年6 月，夏志清在给夏济安的回信中说：“预备写一本研究几部旧小说的书，我们在文学研究上做同一方面的努力，倒也可算是文坛佳话。”［1］397书信集出版前，研究者往往将夏志清转而研究古典小说的原因，归结到其与古代文学相关的教学工作。然而从信中这段话可以看出，夏志清古典小说研究计划的萌发同夏济安脱不了干系。在与兄长的通信中，夏志清已经流露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探究兴趣。1957 年11 月，夏志清在信中说自己想从儒家思想出发，分析中国文学道德内涵浅薄的特质。他还提及高鹗续作：“红楼梦后半部所表现贾母的tragic dignity，实是高鹗的功劳。”［1］326他将《红楼梦》的悲剧价值和哲学深度归结到以往不受重视的后40 回，这也是后来《古典小说》成书中的主要论点。

夏济安在回信中表示，希望夏志清沿着这个研究思路继续深入。夏济安还指出：中国过去的小说大多是“Romance”（罗曼史）而不能称为“novel”（小说）。据此，他计划写《中西小说杂论》一文，专门讨论罗曼史和小说的区别。他的观点显然激起了夏志清重新评估旧小说价值的兴趣。夏氏兄弟此时都意图写文章讨论《红楼梦》，兄弟二人“在文学研究上做同一方面的努力”。夏济安赴美前特意购买多部旧小说和古代典籍寄给夏志清，这些书籍后来成为夏志清古典小说研究的文献基础。可惜的是，夏济安将要辗转多地，其兴趣又十分驳杂，研究计划没能实现。他曾向夏志清抱怨欧美学界古典小说研究的匮乏状况，提议两人合写一部专书以弥补研究空白，但终究不了了之。倒是夏志清受他启发，最终成就了一部经典之作。

夏氏兄弟书信中对旧小说作了不少讨论，通过书信这一特殊的媒介，夏济安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夏志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夏济安以另类的形式参与了《古典小说》的写作，堪称一种“不在场”的“在场”。从《古典小说》整体的论述线索来讲，夏志清的小说史观很大程度上受夏济安启发。夏志清以中国白话小说的演进史为全书叙述的重要线索，指出古典小说中白话语言的复杂性。他认为，明代小说的用语并非单纯的口语，而是“一种囊括了不同形式的文体和辞藻的语言”［2］12，文言套语占据主导地位。类似的表述在1958 年10 月夏济安信中就已经出现。那时他便意识到“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白话文学的发展就是个好题目”［1］425，指出旧小说往往需要在白话语言中借用文言诗词来充实内容。他还打算以《中国旧小说的文字》为名，写文章论述文言、白话与旧小说之间的关系。这个计划虽未付诸实践，但最终以另一形式呈现于《古典小说》中。

此外，夏志清对中国小说名著的具体分析也存有夏济安的痕迹。夏志清认为，《三国演义》除受说书人虚构传统影响外，更直承了史学传统。这一观点的提出显然是受夏济安启发。1958 年10 月夏济安的信中，提及要为夏志清购入一整部《二十四史》。他这样解释这一意图：“研究《三国演义》，顶好拿《三国志》正史对比着看，否则的话，显不出罗贯中的想象力和组织能力。”［1］4251963 年，夏志清研究《三国演义》时，遵照兄长的意见，重点研读陈寿《三国志》。在夏济安的提点下，他发现《三国演义》以史实为基，“是同司马光一样的写历史”［3］374。此外，夏志清认为《红楼梦》深受《金瓶梅》的影响，继承了《金瓶梅》对家庭日常琐事工笔细描的写作手法。而早在1960 年2 月，夏济安便在信中提到两部小说的相似之处。夏济安认为，曹雪芹应是有意模仿《金瓶梅》的笔触，二者都细腻描写大家庭的日常生活。

夏济安对《儒林外史》一向不大看好，认为该作内容贫乏，曾断言《儒林外史》“看不出什么好来”［1］121。而夏志清的看法则全然不同，他赞扬吴敬梓机敏的讽刺笔触，称赞作者对匡超人等机会主义者的精彩描写，并在后续写作中仔细分析匡超人、牛浦郎等野心勃勃的青年形象。1964 年，《儒林外史》的研究文章完成后，夏志清尝试在信中向兄长证明《儒林外史》的白话“写得实得（在）比别的小说高明”［3］636。他信中以第二章为例，认为作者借此开场，将周进等人物精妙地介绍出来。这一片段也在书中被重点翻译介绍，夏志清认为这段描写以古典小说中前所未有的、直接而自信的写实主义手法开篇，描写中自觉运用了极具表现力的白话散文。

夏志清在与兄长学术观点碰撞中，逐步确立了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方向，信里表述的这些内容在后来的成书中得到呈现。在和兄长坦诚而无所顾虑的交流中，夏志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

二、书信中体现的批评理路

《古典小说》中呈现出夏志清独特的批评方法。他应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细致鉴赏，新见迭出，开拓出异于传统的古典小说批评空间。其特殊的文学批评方法在夏氏兄弟书信间多有体现。

（一）不重考据

传统的古典小说研究中，文献考证是文本评析的基础，研究者往往倾尽全力搜罗各类文献。但若以考证为唯一目标，文献研究反而会受限。夏志清尤其强调自己不重考据的批评方法，认为学界不能无限期忽视对古典小说的文本评鉴。但这不代表夏志清完全不顾及考证，在写作时他重点关注小说版本间的区别。他参考文献进行文本研究，以义理为主、考据为辅，侧重从考据研究中提取材料，以帮助理解和欣赏作品。王德威也注意到夏志清重阐释而不重考据的批评特色，认为他对中国传统小说严肃而系统的艺术鉴赏堪称一大创举。

从书信中来看，夏志清先生不重考据的原因颇多。首先，夏志清从未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就算是国学基础更坚实的夏济安，也说“研究中国旧小说，考证每书的版本、年代、作者等的确是很麻烦的事”［1］421。再加上夏志清身在海外，搜集考证材料多有不易，手边的文献材料也大多版本残缺不全，几乎不可能精心写考证文章。

其次，夏志清深受“新批评”派影响，更关注文本的文学性研究，强调对文本进行细致精到的剖析。他曾在书信中评价李田意的“三言”研究，认为他专注考据而缺少批评的眼光，故而“写不出什么惊人的文章”［1］468。有些考证在他看来根本是毫无意义的。1960 年8 月信中，他提到《红楼梦》很多前后矛盾之处，认为这些作者考虑不周的地方不值得专门考证。夏济安也认为有考据癖的人不可能真正把握小说整体的结构。1962 年9 月信中，夏济安说民国以来的考证学风是没有“灵魂”的学问，脂砚斋身份之考就是带着偏见去求证，证据不充分而给人硬凑、曲解之感。在夏济安看来，不重考据正是夏志清古典小说批评的可贵之处。

（二）发人之所未发

看过夏志清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后，夏济安回信评价此文“发人之所未发”［4］477。夏志清别具慧眼，见人之所未见，对小说人物塑造、创作手法与文化意义等方面都有独特看法。

夏志清的“弃黛选钗”论被学界认为是“开现代风气之先”［5］，他对宝玉的看法也不同于前辈学者。这些新颖的思考在早期书信中就已初现端倪。1960 年精读《红楼梦》后，夏志清信中谈论钗、黛二人，他发觉相比黛玉，宝钗的一生才是真正可悲的。在1961 年2 月信中言：“宝钗和宝玉争辩‘不忍’的一段（第118 回）可说是全书悲剧的中心点。”［4］467夏志清在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新见，反驳了王国维的观点，认为宝玉的解脱不是因为放下了“玉”（即“欲”），而是放下了现世的责任。在夏志清看来，二人间那场关于“赤子”的哲学争辩，呈现出共情怜悯与自我救赎这两种倾向间的不可调和性。夏志清以小见大，通过分析人物形象进一步把握作品的思想主题和文化内涵，认为这些经典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通过人物冲突来表现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状态。

夏志清对《水浒传》的看法也异于常人，他创造性地将《水浒传》归结为国人内心阴暗面的表现。梁山“好汉”在他眼中不是英雄，而是一个遵循“流氓道德”的群体。至于《西游记》，夏志清信中则肯定了吴承恩对猪八戒形象的塑造。书中也延续了这一想法，评价猪八戒为吴承恩最精彩的喜剧创造。在多数人眼中，猪八戒是容貌欠佳和好吃懒做的代表性人物，然而在夏志清看来，他却是一个努力实现世俗目标的普通人。

夏志清的研究思路与众不同，他往往从贴近人物的视角进行文本分析。西门庆被多数人看作丑角，夏志清却指出他也具有乐观慷慨、真性情的特质。夏志清深入故事发展的具体情境，发掘西门庆值得理解和同情之处。此看法在他初读《金瓶梅》时就已有萌芽，他在信中表述：“她儿子死后，瓶儿自己死后，他的grief 也是真的。那时的西门庆是最令人同情的。”［4］686

（三）中西融通的文学比较视野

夏志清尤其注重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他在绪论中对此说明：“我认为如果不将其与西方小说相比，我们显然无法对中国小说给予完全公正的评价。”［2］7这本专著本就是为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而作，必须将中国传统经典融入西方语境。而作为一名研究西方文学多年的中国学者，他使用中西融通的比较研究方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正如厄尔· 迈纳所说：“通过跨文化研究，我们可以避免把局部当作整体，把暂时当作永恒。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至把惯常误认为必然。”［6］夏志清不拘泥于一国，将中国传统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整体视域下，不仅使西方世界重识了中国文学，还使我们重识了传统文学。

在写《红楼梦》研究文章时，夏志清在信中格外提及《红楼梦》，认为它与英国旧小说Arcadia（《阿卡狄亚》）都存在“青年男女吟诗谈爱”的元素。由此他还联想到比较文学研究的难点：“比较文学实在是最难弄的东西，要好好研究一个国家的小说，非把世上公认的classic 小说都看过不可，否则在perspective 方面总有欠缺处。”［1］516-517因此，为研究《红楼梦》，他特意看了《源氏物语》及法国古典小说，更细读了英美小说研究专著。

1961 年他写信向夏济安讨教，信中感叹：“好好研究中国小说，几部西洋的大小说没有读过的，还得一读。”［4］499在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中西小说间有许多可比之处，如中国小说和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写法区别、《水浒传》与冰岛史诗中英雄形象的异同。研究“三言”时，他还同时看了薄伽丘的《十日谈》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由此注意到旧小说的叙事手法与欧洲文学处理现实的手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可比性。

夏志清还将西方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投射到中国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之上。他应用精神分析学原理，从心理层面上分析“三言”、《红楼梦》。他的文学评判方法受弗洛伊德思想影响，曾说：“根据Freud，批评中国旧小说所描写的世界，话说得很多。”［4］671夏志清在1961 年3 月信中提及：大观园节日宴会上酒令等游戏是无意识的“儿童的pastime”［4］502。女眷们看似幼稚的游戏其实是她们摆脱成年人烦恼的手段，大观园就是青少年们躲避痛苦、惶恐的伊甸园。夏志清还从黛玉所做的梦出发分析她的心理世界，进一步探讨曹雪芹对女性深层心理机制的挖掘。

三、结语

《古典小说》最初的构想，萌发于夏氏兄弟书信中的思想交锋。在写作过程中，夏济安对夏志清古典小说研究的鼓励和启发随处可见。在夏济安的另类介入下，夏志清逐步确立了《古典小说》主要的批评方法。综观书信与成书，夏志清坚持不重考据，以文学鉴赏为主进行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他应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新见迭出，创造出一部非同凡响的研究专著。《古典小说》以“他者”的眼光挖掘古典文学的另一面，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