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孙晨晨
千百年来,灯笼被无数的文人墨客所吟诵。那么灯笼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代表之一,是否可以和符号学联系起来呢?答案是肯定的。
本文将从符号学的基本定义出发进行理论探究,运用索绪尔对符号的解释研究灯笼的能指和所指,运用皮尔斯的三元关系学说对灯笼进行解释和分类,运用罗兰·巴尔特及索绪尔的组合段和联想关系分析灯笼的结构。从符号学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的研究寻找新的方向。
符号(signe)一词起源比较早。在古代希腊,符号是一种征兆。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把病人的“症状”看作一种符号。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Augustine)认为,“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关于“符号”的明确说法,但也有一些关于符号学思想的言论。例如,先秦时期公孙龙《指物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符号学专论。在《尚书》中,注释者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这说明了语言是一种符号,文字是用来记载语言符号的一种符号。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113 页。
一直到索绪尔,“符号”一词才有了明确的定义,他认为符号是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的结合体。能指是一种音响形象(image acoustique),所指是一种概念(concept),能指和所指就像一张纸的正反面,二者不可分离。②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3。
在索绪尔提出符号二元论理论时,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皮尔斯提出了符号的三元关系理论。三元关系第一个项为“符号形体”(representamen),其意为“任何一个事物”,符号形体既可以是自然符号,比如花朵,又可以是人工符号,比如汉字、字母等,还可以是心灵或者心智的产物,比如概念或者命题。第二项为“符号对象”(objet),包括一切可以用来指称的可以想象的对象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想象的对象。第三项为“解释项”(interprétant),是对符号形体的释义。比如“行人可以通行”人行道上绿灯的释义。运用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关系,也可以很清晰地解释符号。③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第31 页。
根据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解释“灯笼”这种符号。例如,“水灯”是一种符号,水灯的音响形象或空间形状就是一种符号形体,放水灯的情侣是符号对象,对爱情的美好向往是解释项。对于“麒麟送子灯”来说,它的音响形象和空间形象是一种符号形体,待生育的妇女是符号对象,人丁兴旺则是解释项。
对于索绪尔来说,联结语言学各词项的关系可沿两个平面展开,其中每一个平面都产生它自己的值项;这两个值项则对应两种心理活动形式。第一个是组合段平面,它具有延展性。①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42-43 页。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称: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以称为句段。②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3。第二个平面是联想的平面。“在话语(组合段平面)之外,彼此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单元在人的记忆中联系起来,并形成了由各种关系支配的词组。”
对此,索绪尔用下面的比较加以说明:每一个语言单位可类比于一座古代建筑中的圆柱,这根圆柱处于和建筑物中其他部分的真实的邻近关系中,例如与下楣部分(组合段关系)的关系中。即使这根圆柱是多利安式的,我们也可以把它与其他柱形比较,例如爱奥尼亚式或考林辛式圆柱,在这里存在一种潜在的替代关系(联想关系)。③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43 页。罗兰·巴尔特采纳了索绪尔的组合段和联想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引入日常生活中。如下表:④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46 页。
系统(联想关系) 组合段家具 同一种家具(如一张床)的不同“风格”的集合在同一空间内不同家具的并置(如床、衣橱、桌子等)建筑一座建筑的同一组成部分的各种式样集合,如各种形式的屋顶、阳台、入口等在整个建筑物水平上各细部的并置系列
除了家具和建筑外,罗兰·巴尔特还论述了衣服和饮食,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符号体系,也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组合段关系是一种线性的、不可逆的关系,而联想关系是一种选择和替换关系。
索绪尔指出,符号是一种二元关系,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要素,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构成了符号。这里的“能指”就是符号形式,而“所指”指的是符号的内容或者是符号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应当首先区分语言领域和非语言领域,在语言领域中,“灯笼”的能指是一种音响形象;在非语言领域,即在视觉领域,“灯笼”的能指则是一种我们用眼睛可以观察到而且比较具体的东西。有了能指的指示,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感受到灯笼的所指,即“灯笼”这种民俗符号的内容和意义。
在古代,男女们常常借助灯笼来寄托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祝愿。水灯、孔明灯,还有一些画有花朵、鸟类、龙凤、鱼虫的灯通常传达了男女之间的爱意。正月十五元宵节被称为“灯节”,也被称为“中国情人节”,是古时情侣表达爱意的日子,包括猜灯谜、花灯配对、交换花灯等,这些灯笼的所指都是对爱情的盼望与向往。在闽南语中,灯与“丁”同音,女儿出嫁后,娘家会送“麒麟送子灯”“松子娘娘灯”给新家女儿,以求添丁祈福,这里花灯的所指是人丁兴旺。因此,灯笼是和人的各种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灯笼有不同的所指。
中国的灯笼可以用在各种场合,其承载的形状、颜色、图画、文字等符号传达了许多内容。我们可以运用皮尔斯的观点对灯笼进行分类,灯笼也可以分为像似符号(icon)、指索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三大类。⑤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像似符号也被人译为图像符号,是通过对表征对象的模拟而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灯笼上的图案就是像似符号。比如古代宫灯上常常出现的美女图像,对肖像的刻画栩栩如生,向人们传达出一种视觉的享受。灯笼上的美女是对美女的模仿,如果再细分则属于静态形象像似符号。或者某些灯笼本身的形状就是所要模仿的对象,比如鸡型灯笼,表达人们对鸡年的美好祝愿;这些符号是对实物的模仿,它们本身并不是美女或者雄鸡,而是传达了肖像的信息。
灯笼符号也可以成为一种指索符号。根据指索符号的定义,符号与被表征的符号对象之间存在一种因果或者临近的关系,而且所指示的对象是唯一的。通过研究灯笼的形态可以发现,有些灯笼属于这类符号,比如在古代富贵人家宅邸前所挂的灯笼,一般上面会有文字“张府”“余府”等,这就是一种指索符号,指明这处宅子属于某姓人家。还有一些灯笼上会写上“囍”字,这就告诉我们符号对象为婚姻。
象征符号是指符号与所表达的对象之间没有必然或者内在的联系,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一种联系。它所涉及的意义不是由某个人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决定的,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表现。在灯笼符号中,象征符号的运用也很多。
在这里,如果就灯笼这个符号本身来说,它是一种象征符号,象征团团圆圆、光明和美好的祝愿。如果基于灯笼本身,灯笼的形状成了一种承载体,我们更要看到灯笼表面的视觉符号。比如在灯笼上常常会画有梅花、竹子、鸳鸯、龙凤、牡丹、花鸟、松树、石榴等。牡丹象征富贵,鸳鸯象征爱情,石榴代表多子,松树象征长寿,梅花和竹子象征气节。
因此,通过对灯笼的分类,我们可以发现同一种符号可能既是像似符号又是象征符号,比如莲花状的花灯,从符号对于对象的模拟来说,是一种像似符号,但是莲花本身又有“永结同心”的意思,此时则是象征符号;一般莲花灯的旁边都会有鱼,莲花和鱼在一起象征“连年有余,年年有余”,而从鱼对于真实的对象的模拟来说是一种像似符号,鱼在中国民间也代表多子多福,是一种象征符号。
根据索绪尔对语言中的组合段和罗兰·巴尔特对日常生活中引申的定义,组合段是以“联结的”形式呈现。当每个符号学系统中的组合段单元被确定后,还需要找到在组合轴上对其组合和对其排列(agencement)加以支配的规则,如语言中的语素、服装系列中的衣片和零件。这些记号的组合是自由的,但又不是绝对的自由。
灯笼符号的组合段关系表现在各个部分在整体上的组合。灯笼一般是由提手、灯笼体 、灯笼穗三部分组成,如果再细分,灯笼体又可以分为灯笼体架和灯笼纸;灯笼纸上又可以加入各种各样的文字或者造型,这样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灯笼。但是在古代灯笼的组合又不是绝对自由的,灯笼也是一定身份地位的象征,比如只有皇宫中才能使用六角宫灯,六方形,分上下两节。上节叫灯帽,宫廷御用灯具都有灯帽,民间的仿制品没有,这是身份的体现。下节叫灯身,灯身分上下两层。
联想关系是各个要素之间的聚合,或者可以成为替换或者替代。比如灯笼体,可以做成四方形的灯笼体,也可以做成六方形,还可以做成圆柱形,或者圆球形,或者元宵节的花灯还有各种雄鸡、荷花、金鱼状的,不考虑制灯人的制灯技术,这些灯体之间是可以互相替换的。比如灯笼体的材料,可以是木头、铁丝或者是塑料;比如灯笼纸的颜色,可以在节庆日或者喜事时是大红色或者粉色,如果是丧葬场合则是白色;就灯笼上的图案来说,也是可以随意组合的,比如最常见的福、春、囍,或者松、牡丹、迎春花、美女、山峰、荷花、鱼、龙凤、鸳鸯等;就灯笼体外面灯笼纸的材质来说,可以有纸质的、绸布、纱布等。 这些元素之间的替换就组成了各种各样的灯笼,这其中当然需要人的想象和创造。各种各样的组合体现了人们不同的追求和不同的审美观。
目前,国内逐渐掀起了一股“中国风”“传统风”,大家通常倾向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感性或者是感悟性的阐释。而西方的理论重视理性的分析,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或许是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新的推动。
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析,把传统的灯笼和符号学的理论术语联系起来,或许这样可以为传统文化的研究注入新的研究动力。对于灯笼符号的理论分析,最终还是要回到实践上,回到传统文化的发展上。符号学的理论在让我们重新认识灯笼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化内涵的研究提供科学支撑和理论依据,实现传统文化和符号学之间的交叉融合,加深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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