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学视角下的江永女书解读

张 莉

一、江永女书的研究价值

在湖南江永县仅有两万人口的上江圩一带，存在着世界上唯一的妇女专用文字，人们习惯将它称之为“江永女书”。女书文字呈长菱形，笔画纤细均匀，似蚊似蚁，民间叫它为长脚蚊字或蚂蚁字，因其专为妇女所用，学术界称其为“女书”。女书记录的语言是永明土话，现存单字1200个左右，用400多个字符可以写出千余字的七字韵文来。女书采取家传、亲朋相教的方式世代相传，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说，女书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民间文学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民间文学的创作也与日常生活、劳动密不可分，因此，民间文学题材多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女书有其独特的审美性和文学性，同时它的出现也伴随着些许世俗化和生活化。

江永女书作为女性抒发情感和寄托希望的载体,在封建社会中以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字符号存在。它所象征的女性符号形象与封建社会思想之间的冲突,蕴含了浓厚的审美价值。苏珊·朗格的符号美学理论的本质,是以一种简化的形式来表达艺术的意义。艺术与人类情感内涵、生命形式相关联，符号美学当中情感内涵和生命形式的价值是与普通符号的主要区别。在符号美学理论中，“情感”和“生命”是其核心价值，江永女书从文字的形成目的、文字形式、作品内容以及使用人群都反映了女性的情感需求和生命形式。江永女书文化作为一种美学符号，从多角度研究女性在当时社会受压迫但积极追求知识的情感，以一种语言文字载体相互沟通的生命形式，把江永女书文化放在封建社会与当代社会变革背景下进行对比，其中情感、生命的内容得到升华。由此探析出女性的语言文字和内心情感在社会中的改变，江永女书不仅作为一种交流的载体，更是一种性别文化的传达，也为了追求一种更平等的社会环境。

在实地探访中，我来到了普美村，这里人均田地不到一亩，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女性能在父系制的祠堂里传承妇女文化。通过笔者的调查走访了解到：在江永当地有自己的地方神灵信仰，主要以“女神”为主，以花山庙供奉的“姑婆神”为主要代表。当地每年都会举行庙会，参与赴会的主要以女性为主，她们会手持写有女书文字的折扇到庙里参拜并交流心得。她们在庙会上读、唱女书，向神灵诉说自己的愿望，以求得世俗生活上的解脱。而“姑婆神”则是她们的精神支点，她们相信只要自己足够虔诚就可以打动神灵，为自己及家人求得庇佑。

女书的真正意义在于为我们从事古代社会女性地位的历史研究和江永当地的民俗研究提供了研究依据和着力点。通过对当地从事女书撰写的老人的交流探访，我们得知：在古代，女子须遵从“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做女儿时，在家里楼上的绣房里做女红；做妇人时，平日除干家务杂活之外，纺纱织布是她们普遍的经济活动；妇女常年居家，并没有多少远游的机会。她们只能结交“老同”并来往，这也是她们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社交活动。

做少女时，在家长的安排之下，举行一定的仪式之后，年龄相近、相貌相仿、贫富相同的两位或者几位女子，就可成为结拜姐妹。一旦结为姐妹，那么彼此间的感情会比亲姐妹还要亲，她们也会把这种美好的感情保持下去，而连接这种结拜姐妹之间最好的信息和情感媒介就是“女书”。女书用以相互倾诉心事。

不同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的思妇和怨妇，在女书当中，我们并未发现她们对男女之情的叙述，它们讲述的更多的是姐妹情义。例如女书《胡池珠劝唐金宝书》《祭表妹》等，这样充满了姐妹情谊的作品不胜枚举。正因为有“女书”文字及以女书为基本活动内容而展开的多样风俗的存在，妇女才能在相同或不同的时空之下进行互动，即使婚后夫妻感情再好，都无法与结拜姐妹相提并论。

女子在家中闲来无事，将创作女书歌谣也当作是一种别致的消遣，而交姐妹和“老同”对她们来说也是一种慰藉。女书民俗活动是知心者倾诉情感的最佳空间。日常家务的重负，烦扰的琐事压得妇女们无法喘息，为了能更好地宣泄自己的情绪，她们用以女书为文字载体的书信维系结拜姊妹之间的感情，女书可以在“老同”不在场的情况下，将自我信息传递到结拜姊妹，从而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江永特殊的人文自然风情，形成了当地妇女以女书、女歌、女红、女友为基本内容的乡土社会生活。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交生活，她们的情谊才可以维系终生，她们的感情虽不是夫妻之情却胜过夫妻之情。

二、女性自我意识的构建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汉字作为一种交际工具，不可避免地受到“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找到证据和表现。在旧江永，汉字被称为“男书”，而女性却没有通用的文字。

“男尊女卑”的思想一直都充斥在旧体制下的江永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这种特殊的社会状况为江永女书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女书所记载的内容大多与女性受压迫的现实有关，其主要内容是哭诉做媳妇的痛苦和困难。它们大多反映了已婚妇女的艰苦生活，她们充满血泪的辛酸苦楚不为人知，只能以书宣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女书传播的社会背景。随着时代的变化，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当地妇女意识到了男女不平等，创作了传女不传男的女书，并借此机会表达几千年来处于深闺中的妇女的内心情感。而到人生的终点，只能归于“人死书焚”的寂寥与哀怨。

江永女书与大部分写“闺怨”“寂寥”的女性作品不同，它是以女性的角度来写女性对自身的感悟，以及与姐妹间的情谊。女书虽作为一种姐妹间相互交流的工具，但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地位低下，若女子同男子一般可以上学堂识字，就不会有女书的出现。

女书的诞生是女性强烈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自身作为一个女人的角度来描写女性本身，其情感对象也常常指向自身和结拜姐妹的情谊；女书的出现虽然没有形成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对抗旧时社会制度的政治力量，但是它在思想层面上所激起的女性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却有着鲜明的女性主义文化特色。

让妇女的声音浮出历史地表，江永女书作为一种草根文化，尽管产生于中国本土，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对女性写作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历史的盲点。即使进入 20 世纪，在一些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的真相仍然是被掩盖的，数千年来，女性在旧社会的制度下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江永女书背后女性写作的真相应是对旧社会性别歧视的无声抗议。

女书中除了叙述姐妹之情，也有表述妇女的自尊自恋自怜情义。例如，在姊妹结交书中写道：“百香修于女，百花镶藕莲。雪豆木家子，藤长根亦深。围墙着根须，根深近千年。”三朝书里也有很多表达女性互相依靠、互相照料的内容，从文本分析，凸显了一种女性的主体意识。劝出嫁的姐妹不要责怪夫家，“只怨朝廷治错礼”，说这是朝廷礼教决定的，是女嫁男家，包办婚姻。这种劝解表现出一种崭新的视角，直指朝廷礼制的错误，表达了女性对无法掌握自身命运深感不公，却又无能为力的愤慨之情。

在一定程度上，女书反映了女性在精神上的独立，她们对男子的需要大多数只是出于生存的原因。如在女书传记《王转初传》中，描写了丈夫因病而亡，王转初对现实困境的哭诉；在女书《胡慈珠传》中，她在丈夫死后写道“立时哭得肝肠断，田地工夫靠谁人”；女书《何井君传》说“田地工夫无人顾，举目无亲靠谁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男性对女性来说只是出于物质上的帮助，而在精神方面，女性有着自己的社交群体，闲时用可唱可读的女书来打发闲暇时光，打破了女性成家后对家庭和丈夫有依恋感的固有观念，为女性具有精神独立的品格确立了现实依据。同时，这也为新时代的女性塑造完整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品质树立了新观念、新思想。

江永女书的出现是在礼教信条束缚下的合于男性社会规范的女性生命体验，是对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无情鞭挞。江永女书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到今天，其中还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细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