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两国儿科医患沟通对比分析——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

徐晨珊 谢苑苑

（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杭州 310053）

0 引言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确保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基础，而有效的医患沟通则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先决条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观念的转变，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医患沟通不当易引发医疗纠纷。儿科更是医疗纠纷的高发部门。在儿科临床工作中，医生所要沟通的不只是儿童，还有家属，这样的医患沟通是特殊的，难度也较大。英国是最早建立公共卫生系统的国家，与其已形成的较稳定的医患沟通体系相比，我国儿科医患沟通体系仍在摸索中。曾有研究明确文化因素在医患关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也有运用文化话语学分析医患沟通问题的先例。但运用文化维度分析医患沟通的研究不多，且较少落实到具体科室。因此，本文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出发，探讨中英医患沟通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为不同文化下发展有效的儿科医患沟通提供新思路。

1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

霍氏文化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的重要标准，其从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自我放纵与约束六个维度分析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1.1 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是指在某特定环境当中，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度。不同国家对权力的认知不同。例如，中国人看重权力差异，对权力也更尊重和信任。而英国的权力意识较弱，权力差异在人际交往中影响较小。

1.2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关系松散，倡导人的独立性，重视个人意义和价值的实现，认为社会发展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个人利益优先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则指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部分，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形成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

1.3 不确定性的规避

不确定性规避指一个社会考虑到自身利益受到不确定的事件或环境威胁时，努力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中国社会成员对于“不确定性”常采取坦然接受的态度，适应性较强，而不会轻易立法或建立制度；英国国民具有紧迫感，倾向把生活中的未知、不确定视为大敌，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法规、制度加以避免。

1.4 男性化与女性化

男性化倾向是指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别清楚；女性化倾向则是指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互相重叠。中国和英国都是男性化倾向较强的国家：追求事业，强调物质主义，欣赏通过自身努力奋斗取得事业成功的形象，甚至可以因事业而忽略家庭和个人生活质量。

1.5 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

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指的是组织成员在进行决策时受过去的影响程度大还是受现在或将来的影响程度大。中国倾向于长期取向，看重长远的利益，崇尚持之以恒的品格；而英国倾向于短期取向，着眼于过去和现在，看重短期目标及利润。

1.6 自身放纵与约束

自身放纵是指某一社会对人基本需求与享受生活享乐欲望的允许程度。英国社会对任自放纵的允许度大，人们对自身约束小，倾向于享受生活而非克制欲望。而中国社会自我约束较强，试图通过严格的社会规则控制或抑制需求，对规则、制度及法律的遵从性较高。

2 中英儿科医患沟通差异

医患沟通是一种双向交际过程，意识、对象、途径是其三个重要元素。医患沟通由意识催动，发生于沟通对象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方式各异，形成的医患关系也各有不同。因此，本文主要根据意识、对象、应对方式探究中英儿科医患沟通差异。

2.1 儿科医患沟通意识差异

中国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及依从性较高，医生的同理心也较强，所形成的医患沟通模式大多为医生问诊、制定诊疗方案，患者遵医嘱就诊，双方无需沟通即可解决大多需求，此特点在儿科医患沟通中更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医患双方的沟通意识。而英国国民人权平等意识从小建立，认为沟通是平等关系建立的重要方式。因此，在就诊过程中，医患沟通意识强烈。

2.2 儿科医患沟通对象差异

在中国，儿童生病往往引起整个家庭的担忧焦虑，全家出动陪孩子就诊是常态。因此，中国儿科医患沟通，是医生与多位家属之间的沟通。而英国儿科医患沟通则为家属与多位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英国儿童在接受医生诊治前还需经过分诊护士分诊等手续,且家庭成员较少集体出动。

2.3 儿科医患问题应对方式差异

在中国，医方是医患问题的最先处理者。发生医患问题时患方主要采取直接找相关医生理论、投诉该医生等方式寻求解决方案。当双方僵持不下或事态严重时，进而采取起诉等法律途径。而在英国医疗体系中，社会工作者、医疗纠纷投诉部门是医患问题的重要把关者。英国的医院一般都有社会工作者参与查房，他们凭借自身的专业医疗经验和沟通技巧对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疑惑或意见进行沟通和解释。且对已发生的医疗纠纷，英国奉行以三级投诉为主，法院裁决为辅的制度。医方较少直接参与医患问题的解决。

3 文化维度视野下中英儿科医患沟通差异的成因

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中，中国属于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低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而英国则属于低权力距离、个体主义、高不确定性规避（相较中国而言）的国家。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文化维度差异对中英儿科医患沟通的影响。

3.1 主动-被动与双向主动

中国属于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在世代传承的“医者父母心”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的医患关系是主动-被动式的医患关系”。医生长期处于医患交际关系中的主导方，对疾病具有比较大的自主诊断、治疗权利，病人大多根据医生的诊治思路接受治疗方案建议，被动就诊。

相较于中国，英国是权力距离较小的国家，医患双方信息交互以及沟通更主动，其沟通过程即为病人的需求和期望与医生的知识和经验的交流。医生把握患方病情及心理需求，鼓励患儿及家属参与诊治过程，及时告知必要信息以及建立患方对预后的正确认知，与患方共同决策，进而形成及时交流、彼此信任的医患关系。

3.2 集体归属与自由至上

中国崇尚集体主义。人们从出生起便自觉归属于某个集体，形成较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个体的集体归属感较强。在一个家庭或家族中，孩子往往牵动整个家庭或家族的情绪。故在中国儿科诊室，医生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患儿，更是一群家长，医患沟通复杂性增加。而在个人主义传统的英国，亲戚朋友间的集体感相对微弱。在社会生活中，英国人倾向于关注自己或小家庭，注重个人自由及隐私，受社会关系束缚少，较少出于人情而帮助他人。因此，英国儿科医生需与之沟通的家属少，医患沟通更有针对性且彻底。

3.3 相机行事与未雨绸缪

中国属于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低的国家，社会以适应为主，预先规避意识较弱。对于医患问题，中国人倾向于“亡羊补牢”，即医患矛盾发生后，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并总结经验，比如面对医患纠纷相对高发的现状，为使医患双方交际过程有法可依，中国的医患问题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医院投诉管理机制正在逐渐完善。而相较中国，英国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略大。作为最早建立公共卫生系统的英国，对不确定性更敏感，倾向于用较健全的制度体系预先规避医患问题，如分级诊疗管理体系、医患纠纷法律体系等。

4 文化维度视野下的中英儿科医患沟通发展建议

4.1 强调主动沟通，提高沟通意识

医患沟通不仅是治病的需要,更是目前医患关系的现实对医护人员提出的新要求,在医患沟通中医务工作者要发挥主导作用,以专有的医学知识和技能、特有的医学人文精神,主动沟通，诱导患方主动表达内心焦虑及期望，努力引导建立平等的医患关系。只有提高医患双方的沟通意识，才能真正建立相互理解、主动配合的平等医患关系。

4.2 发展沟通能力，提高沟通效率

儿科医患沟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患儿家长的沟通，而患儿家属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及性格各有差异，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必须具备医患沟通能力和技巧。不论是直接面诊的医生，还是负责分诊的护士等，都应充分理解和体谅患儿家属的心情，换位思考，给予必要的安慰。其次，医生在认真、耐心听取家长对疾病过程的描述的同时，以患儿疾病事实为基础，真实、准确、及时地将自己对疾病的判断、可能的预后等向患儿家长做通俗易懂的解释说明，让家长心中有数，以取得家长的信任，提高沟通效率。

4.3 注重动静结合，营造良好环境

良好的儿科医疗环境，是医患双方有效医患沟通的重要催化剂。防患未然与灵活适应作为应对医患问题的重要理念，二者的有机结合是良好的儿科医疗环境的必要保障。政府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根据本国国情及文化制定、完善儿科医疗相关法律及制度的同时，从儿科医患沟通现状以及社会对儿科医疗的需求等出发，主动适应、灵活应对变化，调整相关政策，进而实现儿科医疗环境的稳定和谐。

5 总结

和谐医患关系是和谐社会中必须重点培育的人际关系，有效的医患沟通是形成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桥梁。基于儿科的特殊性以及儿科医疗资源紧缺、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处理好医患沟通尤为重要。儿科医患沟通现状与社会文化因素切实相关。中英两国在文化维度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两国的儿科医患沟通意识和现有医疗体系也有所不同。本研究通过了解中英两国文化维度差异，探究影响中英两国儿科医患沟通的社会文化因素，探索改善儿科医患沟通现状的方法，为儿科医患沟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