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探析

安帅

（外交学院，北京 100037）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和博弈日益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在国际政治权力意涵中，“话语权”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升中国在全球话语格局中的地位，切实提升国际话语权，使其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是急需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1 问题的提出

全球话语“西强东弱”的格局和中国“失语挨骂”的客观现实由来已久。

当代全球话语格局脱胎于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结构和制度安排，形成于两极格局解体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自冷战结束以来，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它们的群体性崛起不仅深刻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也催生了非西方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强烈诉求，这种诉求是多层面、多维度的，国际话语权正是其中之一。在世界多极化的持续演进中，国际力量分配格局、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文化结构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当今全球话语格局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依然浓厚，“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国家把持着国际话语权高地，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随着近年来中国深度参与世界事务，中国所面临的外部舆论压力也与日俱增。“中国威胁论”“锐实力论”“修正主义国家论”“威权国家论”“新殖民主义论”等层出不穷。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屡受西方敌对势力攻击，为全球事务做出的贡献也一再被刻意曲解，时时陷入“百口莫辩，被动挨骂”的尴尬境地。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在全世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就是最新的例子。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已有了长足的提升，但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却相对滞后。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话语权的建设，***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意义。“提升国际话语权刻不容缓”已是政府、学界和媒体的共识。

2 推动全球话语体系由“文明冲突”向“文明对话”演进

已故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的“文明冲突论”“将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根源归结为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所承袭的文明间的冲突，并将伊斯兰文明和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列为西方文明的首要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塑造和维持当前的国际秩序时，在观念和思路上都深受该理论的影响。在全球话语权的现实博弈中，少数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国际话语高地，垄断全球主要舆论平台，在先进话语工具的加持下，最终形成强势的“国际话语霸权”，其“冲突思维”在建构全球话语体系的规则时也表露无遗，即“通过排他性的身份设定和对公共语境的控制，非西方国家的话语地位和话语价值遭到持续压制。”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话语格局等级森严，排他性、对抗性色彩浓厚，严重制约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空间。

当前的全球话语格局及话语体系“主导文化”不仅已不能反映国际权力的分布格局，在应对全球治理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时也一再显示出其巨大的局限性、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在全球力量中心加速东移、西方优势日益式微的时代背景下，重塑全球话语格局，推动全球话语体系的主导逻辑由“文明冲突”向“文明对话”演进势在必行。

中国是全球“文明对话”的倡导者、参与者，也是引领者。“文明对话”正视当前全球力量分布和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为探寻全球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根源及其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种族和国家的全新视角。“文明对话”认为人类历史并非建立在所谓的“先进文明”对其他文明的驯化征服的基础上，而是在不同文明的包容性共存、交流借鉴和相互融合中不断前进的。通过深度挖掘不同文明间的共通性，以对话消除误解、增进信任，进而加强国家间的文化、身份和利益认同，有利于促进各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十八大以来，在文明互鉴层面，中国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始终坚持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互学的主张。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完全有别于英式、美式全球化，开辟了全球化的新发展阶段，部分国内外学者称其为“新全球化”。“新全球化的核心关切在于‘多样’而非‘同一’。”英式、美式全球化都在以霸权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中奉行“化全球”的扩张逻辑，无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以同化全世界为终极目的，凡是拒绝被同化、不能被同化的国家则被视为敌人，极尽打压、颠覆之能事，其西方中心色彩浓厚，本质上奉行“非敌即友”的冲突哲学。而“新全球”化则注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赋权’的方式带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推动全球话语体系摒弃“霸权主导逻辑”、突破“意识形态分野”、淡化“文明冲突色彩”，向着更合理、更公正的方向演进已成为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历史使命。

3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在理论话语权、制度话语权、实践话语权和传播话语权等方面统筹规划，切实提升国际话语权。

3.1 构建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

话语权严重依赖于理论话语的客观真实性、逻辑自洽性与道义合法性。这是因为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可以为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提供强大学理支撑。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主流话语或主要国际议题，“从政治的‘全球治理’‘第三条道路’到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从文化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文明冲突论’到意识形态的‘终结论’‘趋同论’‘普世价值论’等等，无不首创于西方学界。”西方借此建构起了压倒性的“话语霸权”。而我国学界却长期未能提出有类似影响力的理论，此种“话语逆差”不仅导致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学理支撑匮乏，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也日益受到威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使其与社会主义文化深度共融以构建中国新时代有全球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迫在眉睫。“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是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提出的新理念，是中国对外话语的发展与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了中国外交的全新理念，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可。

3.2 提升制度话语权成为短时期内的重中之重

国际制度是多边主义的基本依托，对有效的全球治理至关重要。制度性话语权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代表权、投票权、选举权等硬性权利，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等软性权力。当前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困境一方面源于自身话语能力较弱，但更重要的是制度话语权相对缺失的结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制度话语权已获得显著提升，事实上，单与除美国外的任何一国相比，中国的制度话语权并不弱。但在国际社会，整体占优势的西方联盟在美国的主导下集中话语权份额，组成超国家规模的话语权实体，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展或改革议程屡屡行使集体否决权，“其根本目的在于延缓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出现所谓的 ‘西方缺失’，造成了对其他国家的话语权提升空间的严重挤压”。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中国在面对这种超国家规模的话语权实体时似乎永远都处于“绝对弱势”。而这也是西方敢于肆无忌惮的曲解、抹黑、打压中国在制度话语权层面的原因。对此，一方面，中国须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新兴经济体身份，团结新兴国家提升非西方国家的制度话语权，具体表现为推进现有国际组织改革并引领创设新的国际组织，弥补当前全球治理中的“漏洞”。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积极努力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关于成员份额的改革都发生了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显著提升。此外，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投行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彰显了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中国需充分利用西方内部矛盾，弱化西方在改革全球制度体系时统一行动的频率和强度。2020 年12 月30 日，中欧共同宣布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该协定不仅为双方相互投资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准入、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还涵盖可持续发展议题和争端解决机制等，从而使中欧合作在制度的保障下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在中美战略博弈日益激化的今天，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对于中国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和改变全球话语体系“主导文化”一样，都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中之重。这两者的成功将极大改善中国的“话语处境”。事实上，没有强大的制度性话语权和以“文明对话”理念主导的全球话语体系，在“具体话语手段”上投入再多的资源最终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3.3 实践层面多维度提升国际话语权

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在实践层面多维度提升国际话语权，具体包括通过首脑外交、主场外交说明中国立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表达中国意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提出中国方案，创新对外话语表达并输出中国价值观等。

首脑外交最具权威性，不仅为我国向国际社会说明真实中国国情、讲述真实中国故事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使我国的话语权从相对边缘地带迈入国际舆论场的核心位置”。与此同时，我国也积极申办主场外交活动，使我国话语由过去的被动回应逐渐转向积极作为，彰显大国担当，进一步提升了国际话语权。

当前，我国深度参与国际事务，不仅在涉及国家利益时坚定发声，在关涉国际公平正义时，也在多种场合明确表达了坚决反对部分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尊重世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权利的立场。例如，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他的境外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则谴责澳大利亚军方在阿富汗滥杀无辜的帖文，事后虽然澳大利亚总理反应激烈，但中国外交部依然据理力争，显示了中国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大国担当。

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面对全球治理中的多个问题和挑战，中国都提出了中国方案。以经济治理为例，为应对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中国积极搭建治理平台，包括“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区建设等，中国经济话语权的提升得以极大展示。

3.4 创新传播话语权建设

话语权除了制度性方面，也涉及吸引力、感召力和公信力等软性权力，这些与国际传播紧密相连。我国传统的国际传播主要由官方主导，在内容上“千篇一律”，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很难引起海外受众共鸣。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一方面需要创新传播模式，具体涉及精准传播语言、多样化传播内容、搭建传播平台以及提升传播效度等几个方面；另一方面，需要推动国家主体与非国家主体协同发力，实现多元主体参与和定制化传播，具体为减少官方政治化宏大抽象语言叙事，在内容上多强调互利性、互补性，深度挖掘中国与世界的共通点，拉近与海外受众的距离；民间主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有新意的内容多展现出当代中国人民生活的真实面貌。“‘李子柒’在YouTube 上走红，其播放量远超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以其为代表的‘网红出海’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非国家主体在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中的话语权提升，”其对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国家形象的塑造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4 结语

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美国不断酝酿“中美脱钩”，世界力量格局和国际制度都在经历深刻变革。这一切既为中国打破西方主导的全球话语格局、提升自身话语权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须利用“已相对控制住疫情的有利条件”充分发展自己，提升国力，统筹规划内政外交，切实提升国际话语权，实现大国全方位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