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文学出场”——创作谈里的“90后”作家及其文学观念

◆谢尚发

最早大概从2014年开始，一些较有才华的“90后”就已经开始活跃在文坛了，但作为一个群体出现，“90后作家”之名，集中在2017年和2018年达到一个顶峰，并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的认可，成为当代文学版图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他们集中出现在各大报刊，占据着文学的头条；出席各种专门会议，几乎凡与“青年”能挂钩的各级别、各类型会议，总活跃着他们的身影；网络传播的助推，更让这一批“年轻人”以时代的骄子之面孔刷新各种“朋友圈”；大规模的杂志篇幅都欣欣然转交给他们，甚至一度出现“90后评90后”、“90后荐90后”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各种文学资源都争相对他们进行倾斜。从文学制度、文学批评、文学期刊，甚至是文学阅读来看，环绕着“90后作家”的是一整套文学机制，它们严密地互相协作，分工明确、效率极高，共同“生产”一种被称为“90后文学”的新产品。

相比于“80后”质疑与称赞并存、忧喜参半的“文学出场”，“90后”的出场可谓平坦顺利，带有别具一格的光环。如果继续对比，两代人的差别会更为明显——不管是批评还是颂扬，“80后”出场时常被冠上“一代人的标签”，叛逆、虚无，甚至于时代的革新者等。但当人们在谈论“90后”的时候，他们到底在谈论些什么呢？“90后作家”甚至都没有一个自己的群体形象——这或许因为太过于仓促地把他们请出“文学的历史场”而导致的揠苗助长的结果，也或许是这些人还未来得及给自己一个“时代的标签”就开始了他们的“历史展演”。甚至还可以说，他们根本不屑于有一个统一的“群体”，他们是各自为战、个性十足的“文学创作者”。假使如此，“90后作家”这一概念就充满了张力：一方面是这些成长中的“未来文学领军人物”各主一方大旗，力争凸显自我而无法被统约在一个旗帜下，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学出场”必须借助“90后作家”的名头来“集体亮相”才能获得“历史与文学的关注”。良好愿望与现实处境，在一种几乎无法协调的情况之下，产生了奇妙的联合。

这其中的问题，并非是“90后”是不可被同分母的一代人，对他们进行集体性的概括是失效的，而是这“一代人的出场”显得凌乱芜杂、面目不清，他们的热闹与他们的庸常化并存，他们的成功与他们的普通共在。如果要找到一个共同点来体认这一代人的存在，那么，“游走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掺杂”“个人与非个人的对立统一”“跳脱与介入的混搭”等，或许可以用来描述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个人。这些特点都较为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创作谈之中。因此，从创作谈来窥见一代人的精神质地与文学成色，大约是一个可行的路径。

一、一代人的文学出场：创作谈的发表

就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言，作家们在文学起步期先是默默无闻地以“新手”的方式摸爬滚打，各处投稿，将文字变成铅字并嗅到报刊的油墨味，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荣耀了，遑论正式地以成功者的姿态书写创作谈来宣扬他们创作的隐秘心曲。贾平凹就曾因在《西安日报》上发表《深深的脚印》而激动不已，孙见喜在传记中就记载道：“路过报摊，他无意间朝那摊上瞥了一眼，立即，他目光直了，跳将过去，‘贾平凹’三个黑体字清清楚楚地映在眼里！他弯腰细瞧，但见那报纸的右上角有一行大字《深深的脚印》。……这是篇两千字的散文，登在1974年的《西安日报》上。这是他第一次在省城发行近百万份的党报上公开发表作品。”这种看似夸张的描摹其实并不夸张，因为其时贾平凹创作异常勤奋，被废弃的稿子堆叠成山。类似的情况在莫言的身上也发生过，毋庸赘述。等到他们发表创作谈，已是在文坛东冲西突多年，且写出了质量较高的作品之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在他们真正地以作品获得文坛的地位之后。之所以跑偏地来讲述一番“贾平凹的激动”，是为了反衬“90后”们的淡定从容与“大器早成”——许多“90后”是在发表处女作或习作时，便以“成功者”的身份，用创作谈的方式来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宣讲”“布道”，透露写作者不为人知的心曲、创作意图。即便不把这些创作谈看作是“成功的秘诀”，最起码也能看成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自我宣传”。

就创作谈的发表来看，“自我宣传”“成功的秘诀”云云，与其说是“90后”自愿，甚至是“处心积虑”的策划与城府颇深的表现，毋宁说是文学机制的运转强大地推动着这种文学现象的产生，看似作为主角的“90后”不过是这部功能强大、吞吐能力超凡的“文学机器”运转的一个螺丝钉罢了。“90后”的“主体性”问题显然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谈论多少有些“跑题”的嫌疑，但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纵然他们自身有着强烈的“主体性”，甚至在创作谈中他们每一个人都表现得“个性十足”，比如智啊威在《在鸡鸭狗鹅的鸣唱中》中显示出的成熟稳重、信手拈来，郑在欢在《有一万种将小说写得好看的方法》中的自信自负，李世成在《你是那条消失的鱼》中表现的追忆往事的娓娓道来……所有这些“个性十足”的表现非但未能将一代人的“主体性”表达出来，反而将之淹没于其中——千人一面纵是可悲，但各说各话，甚至各怀鬼胎也绝不是可以夸赞的现象。如果要用一种方式来概括这一批“90后”的创作谈，那么“命题作文”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可以算作是他们创作谈的写作动机。

需要交代的是，这些创作谈的发表基本上都不是写作者们的自由表达，而是“集体亮相”的需要。一部分是中国作家网、《作品》杂志社于2018年7月7日共同主办“90后：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的研讨会后，为推介“90后”而邀约一批作家来书写的创作谈；另一部分则是《收获》刊发“青年作家专辑”后，为配合推广而推出的微信专稿。许多人并未做好准备，既包括文学思想上的准备，也包括写作创作谈的心理准备，所以也导致这些创作谈的质量参差不齐。这些被称为是“纯文学”最新力量的“90后”，其创作谈的发表方式一点都不“纯文学”，而是借助网络的力量，广泛传播于网页与微信。新媒体显然成为他们亮相的重要舞台——比起他们的文学前辈来，他们所可以借助的文学资源实在太过丰富，使得他们“即便不想成名都难”。尽管同时期不同代际的作家同样从事着各种创作谈的写作，忙碌着应对各种采访、对谈、讲座、研讨，但“90后”一出场便获得了这种“高规格”的待遇，确实不得不令人感到惊讶。

现在谈论文学生产机制对“90后”的“收编”“改造”等似乎为时过早，但毋庸置疑的是，“90后”与文学生产机制的“良性互动”确实是各取所需——“90后”需要文学生产资源，文学机制也需要培养像“90后”作家这样的“接班人”，如此一拍即合，便促成了创作谈的发表。

二、他们在“写什么”

作为较早发表作品，也受到较多关注的一位“90后”，顾拜妮曾以某种方式混迹于“80后”的作家队伍，与孙频、郑小驴、祁媛等一起，被列入《收获》2014年的第4、5期和2015年的第5期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中。颇为令人震惊的是，其时“80后”作家每人只有一篇作品，唯独顾拜妮是以两篇的超规模亮相。如果抹去身上的年龄标记，只就文本而言，顾拜妮的两篇作品完全是“80后”的腔调——成长主题化身为女性的初潮体验、纠葛不断的个人情感与小我的叙事、语言的内在性与一代人面貌……但令人惊奇的是，当“90后”大规模亮相的时候，顾拜妮竟然脱下了她“伪80后”的面纱，以真正的1990年代生人来示人。她在《你究竟去过杭州没有》中，一上来就说：“我去过杭州，我感觉自己去过，但对这件事情非常模糊。”进而以之比拟于自己的创作，说道：“写小说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结尾走向何处。完成一天的任务后，我会和读者一样期待后面将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不知道第二天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而小说的走向会受我心态的影响。”

顾拜妮的创作谈表明，“90后”的写作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既割裂又黏连在一起，既疏离又切近。他们更像是一群“虚构的非虚构”与“非虚构的虚构”写作者——他们总是以个人生活经验作为基础，却又都不怎么愿意直面这种经验的积累。与其说他们是在书写自己的个人生活经验，不如说个人生活经验是他们理解世界和文学的一种方式，比之于私人生活的经验，他们更愿意朝着更为广大的世界去飞奔。这一点与“80后”的创作是如此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无法忽略。在李唐的创作谈《写作是理解世界与自身的过程》中，他表述得更加明确：“或许，写作，对我来说是在探索一种可能性。我把每篇小说，每首诗，都当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世界，我在其间行走，就像是一个苦行僧。但某种隐隐约约的类似海市蜃楼的东西吸引着我，使我不断地走下去。”从这些文字我们不难判断，就“90后”的创作而言，与其说是“文学从生活中来”，不如说“生活从文学中来”——文学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是要给予生活以解答或提供继续追问的方式。对文学理解的差异性，必然会导致创作的“非经验性”特质，即便是“经验性写作”，也是“非个人经验性”的写作。李唐的《身外之海》更像是一个梦境，一个想象的世界，几乎可以用来指导生活。庞羽的创作更是如此，没有去过非洲的她可以写出关于非洲的小说，没有活过上一辈人生活的她竟也操笔描绘之。于她，个人经验是一张可以拓片的纸，至于要拓什么，则看写作者本身的追求。所以她在创作谈《我们就在黑暗中认清了彼此》中说：“关于我母亲那一辈，我知之甚少。我没写过，于是我写。”简洁干练的语句中，几乎一点都看不出因欠缺生活经验而导致的“胆怯”，反而更加理直气壮。

直接将这一问题抛出的是王占黑的创作谈《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在“90后”已经显得庞大的创作群体中，能够很清晰、准确地认识自我并将之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的，我以为王占黑是较为突出的。她的写作十分清晰，有着自我的坚定的方向，且带着返身自省的特点。对于文学起步阶段的作家而言，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创作方向，是十分难得的。王占黑用了一个十分准确的词语，通过加括号，总结了一代人创作的隐秘：“（非）虚构”。关于这一点，她谈到：“写作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观察世界，一生只有一次。而其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人们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其私人世界。”用“（非）虚构”这一词语来界说“90后”的创作，并不显得局促，尽管它的概括力将会遭受质疑。王占黑的一系列的“故事”，便是这种追求的最好体现。小说的写作来源于“非虚构”，却以“虚构”的方式出之；即便是“虚构”，也是从根子上就吞噬了“非虚构”，是抛却了现实之后的“虚构的现实”——认识他人，认识公共世界；写出感觉或认识，胜于写出“实在的生活的质感”。

这一序列还可以开出更多的作家。智啊威说：“客观讲，我并不痛恨动物，我只是偏爱干净，整洁和安静。而它们在院子里随地拉屎，一到夏天就恶臭难闻，一不小心还会踩上一坨，它们的叫声也毫无节制，时而沸反盈天。”这种客观的生活经验，一俟落入文本之中，则变成了《蛇哽咽与山水诗》《绿鸟翻飞》等小说中志怪的传奇性。郑在欢的自信自负却并不指向自己的电影剧本写作，而是“村庄里的他人”的故事，是《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中菊花的遭际。并不是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太小，而是这个世界开始变得局促、狭窄。当一代人在趋同化的现代性生活模式中经历得太多，他们会发现如果文学跟随着现实走，将会走向死胡同。他们更愿意耽溺于个人的想象世界，对于他人的、对于世界的。不能说这种写作就是“异质性经验”的写作，但最起码也不能说他们是“个人经验式的写作”。

三、时代与个人的契合

就个人的生活而言，私人经验的有限性必然导致“讲故事的人”的诞生：鲁迅的经典譬喻已然在耳，人物被解体，散落在中国大地的各处；莫言的诺奖演讲词再次印证，自己的故事讲完了就要讲述身边人的故事的文学规律。总之，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经典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框架中来理解，显然是偏狭的。对于“90后”来说，他们早就把这一整套的文学游戏抛弃，开始变得“任性而洒脱”“自我而无我”了。写作不是一项神圣的使命，而是生活的一种，正如索尔在《我所追求的是异质之美和审美共存》中所说的：“写作本身是枯燥无味的，然而离开了又觉得生活更加无趣。不知道是两种无趣相权取其轻，还是写作本身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根深蒂固的依赖。”写作更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的诞生”，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故事被解构，而故事背后的观感则得到凸显——这种观感既是写作者的，也是阅读者的。因而，“游走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掺杂”“个人与非个人的对立统一”既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生活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深层意义的哲学问题。

因为存在着这种对世界、生活和文学的理解，“90后”们的“任性洒脱”得以在文本中鲜活地生长起来。李唐写作的诗意气质自不必说，郑在欢的乡村故事老手的面貌也不必单独讨论，甚至智啊威的志怪小说长相也无需大惊小怪，即便是庞羽带有反思性的“异域异人异事”写作、王占黑冷静而峻急的外在观察式的切入、李世成满纸吐露心声般的言语的流淌、徐畅世事洞明的烛照等，都是某种文学创新可资标榜的对象。

因此在大规模推介“90后”的“编者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话：“文学需要这样一群个性鲜明、思想活跃、敢说敢写的年轻人。他们积极探索、敢于质疑、渴望发声，在前行的路途中，以文字保持自我、发现自我，形成独特的文学话语，使当下文学的面貌更加丰富，文学的发展更富活力。”时代与个人的暗合，与其说是某种“别有用心”的征用与安排，不如说是一次“异口同声”的无心而会心。但至于最终他们是否被纳入某种系统之中，这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也是需要一代人警醒的事情。只是需要注意的是，“90后”的创作之所以会是“个性鲜明”的，乃在于他们对文学的“自由的理解”和“理解的自由”。他们是完全放空自我的一代，也是任性而率真的一代，他们的文学一如他们的个人，而这一点也恰好是“时代与个人暗合”的方式之一种。所以，与其说是“90后”赋予了文学以一种出手便显成熟的格调，我更愿意说是文学赋予了他们以更多的自我。或许，对于“90后”来说，“无个性的个性”与“无自我的自我”就是他们最大的个性，这一代人的症候并非来自于时代，而是来自于文学本身。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时代与文学的脱节，而是强调“文学本身就是巨大的时代”。“90后”是一代被“文学巨大时代”包裹着前进的人，他们的成功是文学的成功，他们的幼稚与简单也是文学的幼稚与简单。这并不是要为“90后”写作的瑕疵、缺陷辩护，而恰恰是在告诫他们，写作者被文学操纵，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哪怕“无个性的个性”“无自我的自我”，它内里的本色也依然是“个性”与“自我”。无需担心他们“没有个性”或“没有自我”，需要担心的反而是他们“太有个性”“太有自我”，以至于让文学主宰了自己，主宰了“作品的诞生”。如何平衡“有”与“无”之间的关系，是一门大学问，也是未来漫长的文学道路上，他们需要常提常新的话题，或许也是决定他们的文学之路到底能走得多远的决定性要素。

注释：

[1]如果说这是一种刻意营造的“互相吹捧”还显得过于苛责的话，人们有理由怀疑，文学思想尚未成型的“90后”作家们，如何来去品鉴、推荐乃至于评论“同代人”？而文学思想的成熟本身需要提供文学创作的大量实践成果，在还没有提供这样的成果之时，就铺开“同代人”之间的互通有无，看上去会更令当下文坛“捧喝批评”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2]孙见喜：《贾平凹前传·鬼才出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4页。

[3]顾拜妮：《你究竟去过杭州没有》，《芙蓉》，2017年第2期。

[4]李唐：《写作是理解世界与自身的过程》，《芙蓉》，2016年第4期。

[5]庞羽：《我们就在黑暗中认清了彼此》，《收获》微信公众号专稿，2018年7月20日。

[6]王占黑：《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706/c407900-29387990html，2017年7月6日。

[7]智啊威：《在鸡鸭狗鹅的鸣唱中》，http://www.chi nawriter.com.cn/n1/2017/0911/c407900-29528365.html，2017年9月11日。

[8]索尔：《我所追求的是异质之美和审美共存》，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605/c407900-29318 909.html，2017年 6月 5日。

[9]《“90后作家”：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专题编者按，http://www.chinawriter.com.cn/404087/404988/407899/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