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的勃兴与趋向

◆阎海军

一、“非虚构”写作勃兴的内部机制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一直是高悬在理想人类社会追求者头顶的三把利剑。这三大差别在人类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中都有最直接“最彻底”最充分的反映，文艺创作概莫能外。回顾各个历史时期，文艺在反映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方面，总是偏重于前者，偏心于前者。整个文艺史，普通人想“我手写我心”很难实现，“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打破了文艺为特权者所独占的局面。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以白话代替文言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一语言革命，不仅使“引车卖浆者流”的话语进入文学世界，而且于无意识中赋予劳动者以写作工具与权利，开启了劳动者书写的大门，书写底层和底层书写成为可能。这一潜能在革命文艺中得到释放，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写作主潮，大量文艺家进入民间，进入底层，不仅丰富、升华了自己的情感世界与艺术世界，而且也普及了文艺，在民间播下了文艺的种子。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产生了握锄头者也能握笔的新局面，涌现出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形成了“西李马胡孙”（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梯队。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笔下的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工农兵中产生了一批作家、诗人，真正实现了写作主体的革命。比如陈登科就是典型的农民作家，而胡万春则是典型的工人诗人，这样的作家、诗人还有不少。

当然，这样的文学作品，不是高居庙堂或者学院的作者创作不了，而是他们不想这么写，有的甚至不屑这么写，因为在他们眼中，文学是典雅的、高贵的、阳春白雪的。更进一步说，在有些人眼中，文学是权力，文人的权力，怎么甘心将其让渡给底层、民间，让渡给普通的劳动者呢！实际上，新时期后，此前好不容易向广大劳动者打开的文学创作的大门又渐渐关闭了，文学再次成为了文人的特权或专利。加之在物质快速增长的进程中，物欲和消费渐成风潮，文艺上的三大差别再度深化。文学艺术领域涉及底层的创作，尤其是“涉农产品”全线萎缩，即便出现农民形象，也是以喜剧、调侃、消费、搞笑元素点缀其中。“告别革命”“告别崇高”之后，就连英雄主义都淡出了文艺作品，反映底层民众奋斗精神和内心焦灼的文艺作品自然更是凤毛麟角。娱乐、低俗、媚俗、消沉成了各类文艺作品博取噱头的卖点。

1980年代是文学红火的时代，纯文学、商业文学、主旋律文学三足鼎立。纯文学基本上跟现实不发生具体的关系，不描写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只描写个人抽象的苦闷、绝望等情绪，好似无病呻吟；商业文学是资本占领精神文化领域，文学成为商品；主旋律文学侧重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很少触及真正的社会问题。这三类文学都与大众的真实感官、意志情趣存在距离。

到了1990年代，情况更加恶化，文学界普遍发出了“文学边缘化”的哀叹。大众逐渐厌倦了端着架子、拿着腔调说话的文学写作。即便将文字拿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码出来的无非是一堆技巧。没有对现实的观照、没有真情实感的流淌、没有人格思想的升华、没有崇高人性的宣扬，不论多么华丽的辞章也只能落入空洞。

这种局面的出现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一点是“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起了坏作用。面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裂变，文学生产传播的土壤并没有特殊的免疫功能。

针对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的一系列病灶，文学界革故鼎新的力量奋力突围。其中，尤以“底层文学”的形成最为显著。曹征路、陈应松等面向底层创作的一大批作品，形成了“底层文学”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崛起之势。“底层文学”在内容上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主要继承了二十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青年文学评论家李云雷认为“底层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先锋性的一种文学形态。

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艺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作为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它的文化意义在于揭示人的生存境遇和状况，叩问人的生存意义，沟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憧憬人类的未来。这个关于文学的文化意义，应当是文学创作者极力去追求、努力去实现的创作目标。底层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者，但他们的主体性在文艺作品中基本被忽视了。“底层文学”在新世纪初期的集中呈现，是文学文化意义回归的标志，也是对文艺创作缺乏底层主体性问题的直接回应。

转瞬间，又是十年。正当“底层文学”追求写作应当关注底层民众理念之际，一种全新的——从形式到内容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创作理念——“非虚构”写作，经由西方记者的作品开路，迅速在中国流播。“非虚构”写作倡导写作成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常态，并认为，没有天生的写作大师，不论你是高高在上的学界泰斗，还是终日忙碌在田间地头的农民，在写作的权力上，大家都是平等的。“非虚构”写作鼓励所有人不只做现实的参与者，还可以成为现实的记录者。

普通读者、大众读者被阻拦在门外，久而久之，文学变成了小圈子、小阵营把玩的小天地。对“纯文学”固步自封状态的批判，如果说“底层文学”是一个文学流派的话，那么，“非虚构”显然是以一种全新的文体出现的。“非虚构”倡议“人人可为”的草根心态，更能激起大众的共鸣。与“纯文学”或者传统文学追求技巧、追求辞章不同，“非虚构”写作更注重真相和感情的呈现，这是切合大众心理的关键。“非虚构”在形式上，与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19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小说相近。在观照现实的追求上与“底层文学”理念有一脉相承的逻辑。

以上脉络，是文学内部生产机制催生“非虚构”写作的原因。

二、“非虚构”写作已经开创了新局面

“非虚构”写作发端于美国，起初称“新新闻主义”，是一种新闻报道形式。“新新闻主义”报道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英美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记者型作家，但凡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大都是“非虚构”写作大师。这种非虚构写作方式主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风行，但由于记者为了报道的戏剧性效果，会对事实进行篡改加工，从而歪曲事实，遭到了学界的激烈批评。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于1995年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开设“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研究生课程，标志着“新新闻主义”作为一种二十世纪重要的新闻学流派被学术界正式接纳。

二十一世纪，“非虚构”写作理念进入中国。《寻路中国》《打工女孩》《两个故宫的离合》《落脚城市》等外国记者撰写的“非虚构”作品被出版，好评不断。中国一些媒体也致力于“非虚构”新闻写作的实践，形成了“特稿”写作风潮，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稿件。专著方面，中国本土写作者也推出了一些代表性作品，比如《中国在梁庄》《崖边报告》《大地上的亲人》等。但总体而言，中国“非虚构”写作尚处在起始阶段。

当下，不论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新媒体，都存在如何更好地扩大传播效果的问题。“新新闻主义”是为了让新闻更好看而动用了文学创作的可读性优势。中国传媒业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在趋同世界水准的节点上，追求“非虚构”文体理所当然。

但由于“非虚构”边界广阔，国内还没有清晰的共识。目前，国内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基本是两路人马：一路是纯文学作家，一路是媒体记者。两路人马由于体制性的障碍，各自有各自坚持的理由。概念是关于写作观念和套路的，无论贴合哪一种概念的写作，真诚表达至关重要。从“非虚构”写作的发展历史看，如果用美国成功的“非虚构”评价体系检验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很多标识为“非虚构”作品的纯文学，是难以获得认可的。这也是李敬泽认为“真正好的非虚构写作会在记者中产生”的原因。

真实是“非虚构”写作的生命。美国“非虚构”作家的作品，把文学的修辞非常限制地糅合进了新闻写作，而新闻写作在追求真实性的同时，注重文学化地表达，增加了“非虚构”的吸引力。

“非虚构”写作借助互联网传播，在国内已经形成气候。“腾讯谷雨”“网易人间”“正午故事”“真实故事”等非虚构写作平台，聚合了数以万计的读者群。有的平台大力扶持民间语文，真正做到了不薄新人，以质论稿。还有一些公号，写得好了，打赏多多。这完全是脱离于传统体制的新市场，充满了活力，也是大众书写、大众传播局面真正形成的重大标志，无疑给发行量捉襟见肘的纯文学刊物敲响了警钟。不过，也有一些“非虚构”自媒体平台为了收割流量，出现了猎奇、编造、洗稿等不良现象，这也是亟需加强监管并警惕的问题。

鲁迅先生曾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非虚构”写作无疑给中国文学开辟了新路。眼看各家互联网“非虚构”写作平台不惟名家、以质论稿传播的故事动辄收获数百万阅读量，眼看各个自媒体平台真正实现了“我手写我心”、人人能发声的局面，仰仗体制存活的纯文学写作者和刊物，如果依然沉睡在小圈子小阵营相互赏玩，只能走向边缘化。

最近几年，矿工陈年喜、保姆范雨素、女工李若、农民余秀华的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被万千网民热捧，就是因为他们的书写浸透着生命历程和人世沧桑，是坦诚、感人并催人奋进的；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等关注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发展图景的专著之所以引发媒体、学界、读者广泛关注，核心原因就在于他们扎根人民，有着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

尽管目前中国作协和中国记协都没有在评价体系里确认“非虚构”写作，但这个新兴潮流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已经开创了不可小觑的领地，未来必然是不得不正视的力量。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非虚构”写作

笔者作为媒体记者，同时热衷文学创作，过去十多年一直从事“非虚构”写作。结合创作实践，笔者认为，“非虚构”从调查采访到写作，必须注重共在、共鸣、共识。

1.共在：带着真情采访

“非虚构”作品的本质是真实。为了追求真实，“非虚构”创作不论敏感于时效抓取当下，还是潜入到历史挖掘故去，都必须要有扎实的采访。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非虚构”的采访也决不能抱着置身事外的心态品头论足，以机械化、程式化的操作去完成。如果机械地为了完成采访而采访，写作者不可能挖掘到典型的材料，也不可能让自己的“非虚构”作品具备震撼人心的力量。去除程式化、形式化的采访，只有让采访回归到“人类共在”基础上。也只有从“共在”这个基础出发，才能真正客观真实地反映人的社会存在，才能更好地参照制度、规则、宗教、信仰、公序良俗等社会因素，发现人性的力量和价值。

“非虚构”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深度。“非虚构”写作作为针对专门领域、特定对象展开的深度观察，必须要放下身段，进行扎实的田野考察，谋求与人建立共在关系。这就要求“非虚构”故事必须深入挖掘，进行实地的采访。林强写《生命的力量》，和麻风病人交朋友，连续15年走进四川凉山无数个麻风村；亚妮写《没眼人》，十多年投身山西太行山，与盲艺人同吃同住同走艺……每一部感人的“非虚构”作品，采访都建立在与被采访对象的共在之上。

“非虚构”写作者可以是每个行业的从业者，但在调查采访中，必须成为“记者”，成为懂得与被采访人在时空关系中建立共在意识和行动的人。对被采访对象，不能割裂成他者。记者是为如何抵近真相而寻找路径的职业，仔细检索，古今中外，拿出大文章，关注大世相的作家，都是像记者一样去采访的。所以，“非虚构”写作，必须要像记者那样扎扎实实去采访。

2.共鸣：写出感同身受

写作就是为了表达，但凡表达，终极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话有人听。表达要获得认知，就得从说话技巧上布局，这是传播学的范畴。通俗讲就是要找到共鸣点。什么最能引起共鸣，肯定是“关注大家关心的”。这是搞新闻的人天天要念的经。新闻有地缘性、时效性、贴近性，但还要讲究“关注大家关心的”。那么，不属于新闻范畴的“冷”题材，主题确立更应该注重大家是否关注的问题。

共鸣，必须从大多数人的立场出发去寻找，要从大多数人的心底间去寻找。关注当下，关注大多数人的喜怒哀乐，就是最大的共鸣。伟大的“非虚构”作品，必然是改写时代进程，参与历史运动的。

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深度调查，推动国家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无缘社会》揭示日本老龄化、少子化、人与人互相切断联络等问题，中国也将迎来老龄化，所以该书在中国出版，同样引发了中国读者的共鸣。《落脚城市》检视世界各地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困苦，中国正在急速城市化，所以“农二代”感到了深刻的共鸣。

为什么太过专业的论文式著作大众不喜欢看？为什么徒有形式、文辞华丽的纯文学不被大众阅读？因为不接地气。“非虚构”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综合了新闻性、文学性两种文本的优势，总是在人与社会关联性最紧密的节点处聚焦。

“非虚构”创作，求得与读者的共鸣，要做到主题确立关注当下而不猎奇，叙述语言生动而不浮华、为文姿态冷静而不冷血、组织结构纵横自如而不杂乱。“非虚构”要接地气，就不能打精英腔、文艺腔、学术腔、官僚腔，不能讲空话、套话、假话。要反映占人口数量最庞大的那一部分人的喜怒哀乐，他们才是社会的主流。

3.共识：寻求社会认知最大公约数

思想的争辩、观点的争鸣，最终的落脚点应该归在共识。只有寻求共识，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类的发展进步。

建构共识，首先得有崇高的使命，要把写作当成严肃的精神活动。伟大的文艺作品，必须是震撼人心的，必然是具备观点立场的。寻求共识必须要有坚定的立场：确定自己的屁股坐在谁的一面。以人民为中心书写，不是口号，而是真经。背离大众志趣、背离大众喜怒哀乐的作品，不可能赢得大众的掌声。

当下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讲道理容易陷入枯燥乏味，寻求共识得考虑方式方法。生活远比想象更震撼，节制抒情、多讲故事、少来道理，是一个上好的办法。人生来热爱故事，所有的艺术都是用故事来升华主题的。好莱坞用故事构建了文化软实力，将他们的价值观无孔不入地进行着传播。“非虚构”的标志是真实和故事，寓情理于故事之中，是“非虚构”求共识的有效手段。比如《我从新疆来》讲述了100个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新疆人的故事，展现了多民族团结奋斗才能进步发展的共识。

共在、共鸣、共识，是相辅相成的三角关系，只有让它们既是方法也是目标，既是过程也是结局，才能促成一部好作品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