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之窗

毛泽东如何看待“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 “一二·九”运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北平学生为参与主体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1939年12月9日，在纪念 “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毛泽东针对有些人所抱有的 “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的偏见，旗帜鲜明地指出 “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他指出， “一二·九”运动是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准备，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准备了抗战的思想、人心和干部。当时的青年学生好比是 “一二·九”运动的柴火，而点火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只有跟工农正确结合才能成为无坚不摧的力量。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及红军北上抗日是国民党军事 “围剿”的结果， “一二·九”运动是文化 “围剿”的结果，而全国人民的觉悟是这两种 “围剿”的共同结果。

通过对 “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发生原因的深入分析，毛泽东廓清了党内外对于这一运动的模糊认识，用历史经验阐释了坚持党的领导、重视学生作用、动员人民群众对于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性，用生动事实说明了为何国共两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体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

（河津摘自 《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4期，欧阳奇文）

陈毅诗赞韩国钧坚持抗日

韩国钧，1857年出生于江苏省海安镇 （今海安市），曾任河南省铸钱局总办、河北省矿务局总办、安徽省巡按使、江苏省省长等职。1925年辞职，回到家乡隐居。

1940年4月，陈毅从苏南托人带信给韩国钧，表示新四军愿与他携手合作，拯救危局。韩国钧即赠陈毅一联： “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陈毅也以一联回答： “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居问政华夏有人”。

黄桥决战以后，新四军东进海安。陈毅于10月9日到海安拜访了韩国钧。韩国钧手书一联相赠： “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

1941年秋，日军派兵包围韩国钧住地海安镇徐家庄，威逼他出任伪江苏省省长。新四军准备武力营救韩国钧。韩国钧唯恐新四军和当地群众遭受损失，赶紧派人劝阻。1942年1月22日，韩国钧忧愤逝世。

噩耗传来，陈毅在悲痛中写下一首诗： “忍视神州竟陆沉，几人酣醉几人醒？坚持晚节昭千古，誓挽狂澜励后生。”

（冬阳摘自 《浦江纵横》2021年第6期，丁星文）

黄其兴：提议为新中国国旗立法第一人

1988年3月24日，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举行。我作为工作人员，与黄其兴委员同住北京友谊宾馆。进入宾馆后，他嘱咐我跟会议提案审查部门取得联系。

这时,正赶上第七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彭友今 (第六届全国政协秘书长)前来检查工作,听说此事后，他立即坐下来倾听。

谈到为何撰写国旗法提案时,黄其兴说： “彭秘书长,我是越南华侨,从知道自己家乡在昆明，便想回去看看，可回到家乡，看到的却是旧中国满目疮痍，人民饱受欺凌。后来，我考取了巴黎大学念工科，虽然生活优越，但是洋人的鄙视使我的身心备受摧残。……我毕业后当了工程师，工资待遇好，住行有保障，然而心里总觉得缺少什么。祖国解放后，我决定回国工作。1955年5月8日，我抵达香港，终于看到罗湖桥头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是华夏民族的象征。最近，当我看到中小学国旗不整的乱象后，很是气愤，考虑应该用法律维护国旗的尊严，为国旗立法撰写提案。”彭友今听到这里，微笑着说： “你所提为国旗立法的建议，切中当前国旗管理存在的实际问题。欢迎你写出专题提案，我们转呈国家有关部门办理。”

1989年3月，黄其兴正式向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提交了 《建议国家制定〈国旗法〉》的提案。1990年6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于当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文广摘自 《纵横》2021年第6期，李占强文）

王洛宾讲述为《八月的乡村》情节谱曲的前因后果

长篇小说 《八月的乡村》是著名作家萧军的成名作。这部小说中嵌有一首音乐插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鲜有人知晓作曲者是谁。直到40多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重版该书的末尾，附录有这首题为 《奴隶之爱》插曲的完整歌页，署名 “萧军词，洛宾曲”。

1985年12月，王洛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介绍了他为 《八月的乡村》中的情节谱曲的前因后果。

1936年夏天，在北平当音乐教员的王洛宾每天骑车去动物园后边的五塔寺吊嗓子。一日，他顺着河往西走，看到河南岸一群人发生了争执。停下来一看，原来是一个日本人和两个朝鲜人在老乡的养鱼池里钓鱼，老乡再三央告，但三人根本不听。王洛宾隔河喊话，叫三人到河里去钓，告诉他们养鱼池的鱼是老乡全家人的生计。那个日本人说： “你的过来。”王洛宾便绕桥转到河南岸去。岂料，那个日本人突然向他砸了一块石头，幸好没打中。王洛宾被水冲了一下爬上岸，三个人又赶上来。这时，一个卖油炸糕的老人把炸糕盘一摔，施起了援手，养鱼池的一个年轻人也加入进来。不到一分钟，老汉便扭住朝鲜人双臂，将他按在了地下。而王洛宾说： “我则对付小日本，他几次想用头把我撞倒，每撞一下，我都扇他一个耳光。”

王洛宾由此在高梁桥畔结识了许多东北大学的进步学生。王洛宾晚年回忆道：我们一起游泳，一起唱歌，一起读小说。当他们读 《八月的乡村》中安娜对萧明唱的那首歌时，我深受感动，立即谱写了曲子。这就是 《奴隶之爱》。

（众舟摘自 《炎黄春秋》2022年第3期，秋石文）

中共“向南发展”战略的初步构想

从全国抗战爆发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鄂豫边等根据地，以及华南游击根据地。如何把华北与华中、华南的根据地联结起来，成为中共中央思考的战略问题。1944年4月，日军发动 “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河南、湖北、湖南等省部分地区沦陷，给中共在这些地区建立敌后根据地带来了机遇。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关注战局的发展和变化。4月22日，毛泽东电示滕代远、邓小平，要求太岳区第四军分区唐天际部对敌情进行侦察，以便在 “敌南犯后方空虚时，应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的基地”。由于国民党军在河南作战失败， “河南平汉路以东及河南大部地区已成敌后地区”。5月11日，中共中央迅速发出指示： “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应分担发展与指导河南及皖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并明确分工，“在郑州以西地区由北方局负责；平汉路以东之豫东地区由冀鲁豫分局负责；豫南及皖北地区由华中局及豫鄂边区党委与淮北区党委负责”。这是中共中央 “向南发展”战略的初步构想。

（华东摘自 《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10期，黄正林文）

“上海接待办”当年是如何说服干部群众接待尼克松访华的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功访问中国，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得以缓缓打开。7月中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不久，尼克松总统就通过电视广播宣告：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应邀访问中国。

11月下旬，时在贵州遵义下放劳动的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简称 “上海外办”）原干部乐锦根，连续三天接到上海市革委会外事组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即返沪。乐锦根返回上海后才知道，原来是让他 “参加筹备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接待工作”。

然而，当时正处于 “文革”动荡时期， “如何让广大群众的头脑及时转弯，接受 ‘美帝国主义头子’来华访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也正是承担接待任务的锦江饭店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那时候有许多员工认为，尼克松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大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接待这样的人。而且，那时候天天在讲阶级斗争，很多员工怕犯错误。” “为了做通员工的思想工作，饭店领导也跟员工们讲， ‘我们不是为尼克松服务，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承担接待任务’。这样一说，员工们也就接受了。”

“服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成为进行全市动员的一大法宝。乐锦根说，当时分两个层次来做群众思想工作，先是政府部门培训各单位干部，再是干部培训群众，将毛泽东思想与培训内容相结合，从而消除了人们的疑惑和顾虑。

（春草摘自 《上海滩》2022年第2期，叶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