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方铭同志——周恩来研究事业的开创者（下）

■ 李海文

方铭搜集到的重要史料，影响了胡乔木对周恩来的评价

“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981年3月的一天，方铭将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让我看了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文件，即《（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的最后部分：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 《革命与战争》上发表文章，特别是 “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这与我们以往的宣传是不一致的。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是这样写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通过《决议》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同志都在，所以《决议》讲得很明确：“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

我看到的档案，在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毛泽东署名的电报不是太多。

另外，《周恩来年谱》中记载：“1935年3月10日，红军二渡赤水、二到遵义后，离遵义到鸭溪。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研究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认为红军十二日才能赶到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新场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侧击红军，因而反对这个计划，但是由于大多数同志赞成，计划仍被通过。晚，毛泽东又到周恩来处，建议推迟发命令，再加考虑。周恩来当即召开负责人会议，再次研究作战计划，说服了与会者。二十一时，军委下令不进攻打鼓新场，而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其后，鉴于作战双方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负责人是周恩来，成员是毛泽东、王稼祥。

1972年，周恩来曾回忆，毛泽东是提着小马灯去找他的。由此证明，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会议记录中，毛泽东的发言多起来。8月上旬，周恩来得了重病，昏迷不醒，九死一生。在与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斗争中，毛泽东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11月3日，红军到了甘泉下寺湾，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革军委对外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全党军事指挥的第一把手。这就为后来毛泽东成为全党的领导核心奠定了基础。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份文件对于实事求是地研究遵义会议，研究毛泽东在党内成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看完后，自然明白这份文件的重要性，神色严肃。方铭说：这是从沈剑心那里找来的。沈剑心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室负责人。他有一个保险柜，放着从中央档案馆转来的重要文件。1949年，沈剑心曾作为保卫干部随毛泽东访苏。在莫斯科，毛泽东的卧室门前摆了一张沙发，沈剑心与其他同志轮流值班。他工作严谨，尽忠职守，保守秘密。当时只有方铭这样的领导才能知道、看到、借出他保管的文件。40多年过去了，这份文件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遵义会议内容最为完整的原始材料。

方铭转身拿出第一页的复印件郑重地交给我，要我去找刘英大姐，看看是不是她丈夫张闻天的笔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所以方铭才有这样的推测。

3月19日，我与刘英大姐联系，她很爽快，答应第二天下午就见我。刘英看后，说不是张闻天的笔迹，并且告诉我，她是从毛泽东那里知道遵义会议的情况的。毛泽东是在1935年3月红军二进遵义时，在一座教堂向中央队的同志们传达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后来整理刘英回忆录的同志写成遵义会议结束后即在遵义传达的，这是不对的。因为1月17日开完会，19日中央即离开遵义，战事紧张，根本没有时间传达。再说张闻天所起草的文件是在2月8日完成的。毛泽东组织纪律性很强，不会贸然行事，在中央决议出来前即擅自传达会议精神。

我回去如实向方铭汇报，并将复印件交还给她。她没有多说什么。此后，我没有再问此事。但是，可能是力平好像不经意地告诉我：方铭向胡乔木建议，希望据此文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遵义会议作出新的说明，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正在主持起草《决议》的胡乔木认为，这次决议主要是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问题，没有接受她的意见。

1981年6月27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遵义会议是这样写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1982年，关于《（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者一事有了进展。根据公安部门的鉴定，有可能是陈云的笔迹。

1982年5月9日，陈云审阅中央档案馆送请辨认的这份历史档案后，通过秘书转告中央档案馆：“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1983年8月，这份文件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上刊出，题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另外，在胡乔木的过问下，1984年11月编辑《遵义会议文献》一书时，收入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文。在编书的同时，11月25日，胡乔木专门就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成文时间的考证给陈云写信说明情况。

“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982年11月4日，胡乔木向方铭谈了1956年“反冒进”和1958年批“反冒进”的一些情况。胡乔木说：

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写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的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毛泽东从1956年4月18日起，到28日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问题，22日在颐年堂，其他时间在勤政殿。5月4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当天到武汉。

这次谈话是在胡乔木与方铭间单独进行的。事后，方铭专门作了整理，当时作为绝密文件保存在文献办公室。

战争年代不少资料散失、被销毁，有些会议记录至今也看不到。有的档案较全，也需要找活资料，将档案材料串起来，丰满起来。后人就是看到资料，也可能理解不深或出现偏差。大量的材料装在老同志的脑子里，而老同志因自然规律不断减少。如1981年童小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资料征集组，在10个月时间内，就有5名老同志故去。

1984年周恩来生平研究组和周恩来著作研究组合并成立周恩来研究组（简称“周组”），下设两个小组，即周恩来生平小组和周恩来著作小组。周恩来生平小组负责写年谱和传记，方铭担任组长。在方铭的领导下，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采访了数百人，其中有周恩来的老部下，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各部部长、将军、大使、专家，还有党外的朋友和周恩来的亲属。这次采访抢救了大批的活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老同志相继作古，这批资料更显珍贵。在方铭领导下，我们搜集到的珍贵史料无数。

此外，还有一件事必须说一说。1988年12月9日，胡乔木到重庆，与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的同志谈话，这样评价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

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

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很出色的。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是多方面的。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为我们党团结争取了许多朋友。

胡乔木是根据《周恩来年谱》公布的大量史料作出这个正确、深刻的结论的。这个谈话收入1999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该书出版后，方铭专门送了我一本。她说：乔木出了“文丛”，这本与党史有关，其他就不送你了。

我认为胡乔木对周恩来的评价受到方铭的影响。在我们写完《周恩来年谱》第一稿时，他审定过，并提出修改意见。当时我们还不能完全接受，方铭为此还开导我们。胡乔木为什么在百忙中审定《周恩来年谱》，看得这么仔细？一来，他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二来，《周恩来年谱》是诸多领袖人物中的第一部年谱。更重要的是，第一版年谱主编是方铭。

与邓颖超大姐交往的联系人

陈楚平在时，都是她与邓大姐联系。1980年12月陈楚平突然病故，以后邓大姐的秘书赵炜有事都找方铭。1981年4月13日上午9点半，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编写《周恩来选集》 《周恩来年谱》的同志，以及档案室、办公厅的同志共30多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去见邓大姐。郑建英在《海棠花盛开的季节》中回忆：

一个月之前，邓大姐就给方铭同志来信，说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西花厅前的海棠花盛开时，就约同志们去。4月10日，赵炜来电话，说大姐可能星期一约大家去，具体时间，明天再定。第二天（星期六）秘书来电话说，大姐约定大家星期一去。在李琦的带领下，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周恩来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

那天，在前庭大姐同我们谈话。她说：经过大家的努力， 《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了。我作为一个老同志，作为恩来同志共同战斗几十年的战友，感到很高兴，也向大家表示感谢。今天约大家来见面，约你们来这里，看看海棠花正在盛开。我们这里的海棠花，每年都在4月10号左右开，开到二十几号。有时遇上风雨，那就惨了。这次同大家见面，不是最近才约的，很早以前就说好了。遗憾的是，原来的约定人 （陈楚平）已经离开我们了。我想，我们大家是不会忘记她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见面，是我对生者的约定，也是对亡者的约定。同志们，你们在中央文献委员会工作，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不论是对党的历史研究、对现实，都有重大的意义。全党都很关心你们的工作，支持你们的工作。我是很尊重你们的工作的。你们用实际行动批判了“四人帮”……

随后，邓大姐招呼大家到西花厅的台阶上一起合影留念，然后又领着大家到后院的住宅去参观。她站在院子里，向我们介绍周恩来的办公室、吃饭的地方，以及他们各自的寝室。最后在周恩来办公室前的台阶上，又同大家合影。在这个过程中，方铭、成也竞一直陪在邓大姐的两侧。

邓大姐在秘书和工作人员的一再催促下才去休息。进屋前，她嘱咐李琦和秘书代表她接待我们。

此后，邓大姐多次邀请方铭及周恩来生平小组的同志到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每次都是赵炜给方铭打电话，方铭带领大家去西花厅，参加者有金冲及、力平、吴瑞章、熊华源、廖心文等人。去的人多时，高风给大家照相。我们在盛开的海棠树前照相、游玩。一趟一趟地到西花厅，我们渐渐熟悉了周恩来生前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拉近了与周恩来的距离。

记得有一次西花厅装修，邓大姐临时住在游泳池。谈话结束后，邓大姐送我们往外走，甬道比较长。方铭挨着邓大姐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方铭问邓大姐：你里面穿的什么衣服啊？一边走，一边翻看邓大姐的衣服。邓大姐说：里面这件是改的一件夹衣。两人亲如姐妹。方铭做这些事都是发自内心的，那么自然，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更没有赞扬、吹捧。

因为有方铭的联系，邓大姐给我们讲述周恩来的历史，从五四运动一直讲到1930年3月，耐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得到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和大姐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增强了对周总理、邓大姐的了解，增进了感情，大家工作更加有劲了。

邓大姐不喜欢别人吹捧。第一次去西花厅时，一位同志一和邓大姐说话就站起来。如此两次，邓大姐说：前几天，我在这里接见了一个外国的代表团。他们一提到自己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就站起来。我说：你们站起来，是不是我也要站起来。这样他们才停止了。然后，她说：这不是国民党的作风吗？当年在武汉、重庆开会，一提到蒋介石的名字就要站起来。有一次，周恩来研究组的同志到西花厅，一位新来的同志见到邓大姐后十分激动，给邓大姐写了一封歌颂赞扬的信。没有想到邓大姐立即将信退回，批评他这种不良的作风。邓大姐的这种作风影响了我们。我们在写《周恩来年谱》和传记时，不回避他的错误，尽量客观评价功过是非曲直。

要求我们写文章，尽早出成果、出人才，走出去，多交流

1981年，我在写《周恩来年谱》的长征部分时，看到《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刊登的两篇考证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文章有误，开始写《关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的商榷》一文，在方铭、力平的指导下改了三遍才写成。此文考证出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不是此前传说的1月8日，而是1月15日至17日。后来，该文刊登在1981年《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上。

在写作、修改过程中，方铭找我谈话，说：我看你发言很好，以为你也会写文章。没有想到你不会写文章，要努力。她要求我在写年谱时，也要写文章。我当老师8年，在“文革”爆发之后，教学秩序被破坏，没有人教我写教案。我讲话不怵，但不会写文章。我自己也知道这个弱点，通过不断努力，一直到1986年写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一文后才算学会写文章。在写那篇文章时，有时写不出来，急得直哭。在李琦、方铭的帮助下，几经修改，后来发表在当年《文献和研究》第6期上，《红旗》杂志进行了转载。

1980年熊华源到周组后，负责写1949年10月到1956年的年谱，还写出关于“反冒进”与反“反冒进”的文章。1982年廖心文大学毕业进入周组，1984年发表了《周恩来的入党时间是1921年》。我在1984年写了《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当时，不少研究机关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主要成果出版之前，参加者不得发表自己的成果，如果发表文章视为犯错误，轻者批评，重者处分。这种规定压制、打击了研究者的积极性。而方铭有魄力，打破了这种陈规陋习，积极支持大家发表文章，尽早出成果，出人才，提高知名度。在方铭的提倡、鼓励下，如果写不出文章，就会感到有压力。廖心文、熊华源、曹应旺、杨明伟、陈扬勇、刘春秀等都写出了专著。这也是周恩来研究组能培养出大量骨干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外交部、江苏省委、浙江省委、重庆市委、南开大学等经常召开有关周恩来的学术研讨会。我们带着论文参加学术交流会，同时参观周恩来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加强了与各地学者的交流。

我们经常接待外宾，与他们交流。如韩素音为写《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就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座谈过4次。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们与《周恩来传》的英国作者迪克·威尔逊、以齐赫文斯基为首的一批苏联（俄罗斯）学者、1953年底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的印度翻译白春晖以及美国学者交流。与国际学者交往，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那时是周恩来研究的高潮，也是周恩来研究组的黄金年代。经过10年努力，1989年出版了 《周恩来年谱（1898—1949）》 《周恩来传 （1898—1949）》。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第一部年谱和传记。没有方铭的努力和打下的底子，就不可能有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记的问世。

引导大家参与现实的斗争，提高思想认识

1980年3月，在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下，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龚育之、郑必坚、杨增和等不少同志参加起草小组。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

我到周恩来研究组工作后，方铭经常组织我们讨论《决议》草案。起草小组起草一遍，我们这边就学一遍，讨论一遍。同时传达邓小平、胡乔木对起草小组的讲话，这对我们思想提高、锻炼特别大。

《决议》主要涉及新中国成立后27年，但是与新中国成立前28年密不可分，等于又重新认真地学习了一遍党史。

当时党内外对毛泽东的认识存在分歧。当时参加过大革命的干部还有800多人，最晚也有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干部。他们在毛泽东领导下身经百战，对毛泽东的认识最深刻。《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同时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决议》还分析了犯错误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重新明确了要全面地、完整地、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产物。

方铭组织的这些讨论，对我们是很好的锻炼，使我终生受益。原来我以为全室每个组都讨论，后来才知道，其他组的同志只听一遍，并不讨论。我们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方铭。

在讨论时，方铭作风民主，大家敞开讨论，你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愿意发表什么意见都行，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各不相让，但从不影响团结，争论都是正常的。

1984年，我记得《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开始清理“三种人”，否定“文革”。我们开了一个会，方铭第一个发言，说：以前，我对“文革”有错误认识，我也执行过“左”的东西。方铭是名领导干部，在“文革”中受过迫害，她都这样讲，显然大家更要检查自己思想中“左”的东西。

1984年1月27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很长，中心思想是批判人道主义。那天一上班，方铭在她办公室里召集周恩来年谱小组的人开会，讨论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有六七个人参加。当时正在清理“三种人”，我在会上说：我们在政治上批判“三种人”，人家可以说我在哲学上早就批判人道主义了。我们在哲学上给“三种人”一个武器。我说完以后，在场的没一个人说话，静悄悄的。

方铭的办公室是里外屋，外屋有个从山西临时调来的老干部，听到了我的话。这个老干部到外头就说，周恩来研究组的人都同意人道主义。吃午饭时，餐厅里一下子都在议论此事。但是，方铭没有找我谈话，更没有批评我。

我最近才知道，1984年春节期间，胡乔木找了一些人，征求他们对人道主义的看法。1993年7月《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出版时，收入了那篇文章。因胡乔木已于1992年病逝，方铭特别送给我一本，还写上“海文同志留念 方铭代赠。1993年10月”。

提出“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

周恩来当总理26年，领导中国经济从一穷二白到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文革”中，他顶着大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压力，坚持发展国民经济，坚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发展“两弹一星”，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他是在各个方面都有杰出表现的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感人至深，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方铭充分认识并肯定周恩来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我们周恩来研究组的同志都是一般人，所以方铭提出：“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这个口号是别人提不出来的。

这个口号很重要。我们周组的同志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以前互不相识。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和事迹的感召下，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任劳任怨。夜晚办公室灯火通明，那时是自觉自愿地加班，从来没有加班费，毫无保留地交流资料、看法，在讨论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碰撞中产生新的思想火花，每个人业务水平都提高得很快。

这个口号是周恩来研究事业的灵魂。周恩来研究组风气正，没有打歪主意的，大家都是为工作，怎么对工作好怎么做。有一次，逄先知听我和刘武生的汇报，说：你们周组多好啊。周恩来研究组的同志无论是工作的时间还是业余的时间，无论研究还是写作，都是围绕着周恩来。

我与方铭的性格不同。我走路脚步很重，说话大嗓门儿，直来直去，有时会脱口而出。方铭走路又慢又轻，说话细声细语的。有一次我有事儿到办公室找她，咚咚敲门。一进门她就说，你怎么敲那么重啊！有人开玩笑，总结了一句话：一看海文就是解放区来的，方铭是搞地下工作的。但是，我并不害怕方铭，知道她批评我是出于爱护我。她一直在耐心地培养我，让我当支部委员。我怕耽误业务工作，不愿意做。她特别找我谈话，给我讲道理，我愉快地接受了。

她不仅这样对待我，也这样对待所有的年轻人。她特别注意培养年轻人，也会培养。方铭做过北师大的党委副书记、副教务长，有培养年轻人的意识，并且有一套方法。她手把手地教我们，然后放手让我们工作。她对人要求很严格，有新调来的人工作不认真，几次教育不改，她马上让此人离开。大家在她的领导下，每个人进步很快。周恩来研究组出了一批骨干，像廖心文、熊华源、曹应旺、安建设、杨明伟、陈扬勇等。陈扬勇后来当了求是杂志社的总编辑。杨明伟、陈扬勇来的时候，方铭已经不管事儿了，但是她所提倡的风气还在。

方铭对组内所有的同志都是这样关心、爱护。廖心文插队多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已30多岁。她怀孕、生产时，都得到了方铭的关照。知道她到医院生产，我和方铭一起赶到医院探望。

方铭对我们真是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我们经常在饭厅讨论问题。有一次吃饭的人已经很少了，我大声地议论一位历史上的部长。方铭正好在旁边的桌子上吃饭，她过来轻声提醒我，说：说话多了，要伤身的。她批评人很讲究方式方法，让你能接受。

方铭不重名利。1989年《周恩来年谱》第一版出版，她让力平署在主编的第一位，她排在后面。1989年《周恩来传》上册出版，在注明材料出处时，只写被访问人和访问的时间，没有注明访问人的姓名。我认为这是不尊重这些同志的劳动，但看到方铭安之若素，也不好再讲什么了。方铭的言传身教，起到了团结、安定的作用。

方铭身体不好。一次，我陪她去师哲家。在延安时，师哲担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一听她是胡乔木的妹妹，吃惊得嘴巴都张大了，说：你还活着？方铭自豪地笑笑。可见她在延安时身体就不好。

2003年4月21日，方铭故去，享年86岁。仁者寿。

方铭病逝时正值“非典”期间，我未能去送她，这成为终生的遗憾。但是，她一直活在我的心里。每当我遇到困难、身体不好，难以坚持时，方铭那柔和、坚定的目光仿佛在看着我、鼓励着我。这是我一直工作的一个动力，我不能辜负方铭的教诲和希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