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之窗

毛泽东为何说“我可以当卫生部长”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国家部委有几十个，他为何只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呢？

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针对中医讲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那样深切地重视中医呢？这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医融化在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他眼中，中医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突出的珍贵品，是可以让全世界享用的一大笔重要遗产。

1954年6月，毛泽东对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说：对外来的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他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他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7月，他又指出，中医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逢周摘自《北京日报》2020年4月13日，曹应旺文）

如何看待志愿军战略战役上的以多对少和战斗中的以少对多现象

抗美援朝战争中，在中美两军从装备到生存条件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志愿军以数量对质量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如果把胜利的原因仅仅归因于中国兵多，即国外所谓的“人海战术”，那就简单化了。在战争全过程中，有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无论是在运动战阶段还是在阵地防御战阶段，志愿军的总兵力对“联合国军”都占有优势，但在局部战场却常常处于人数劣势，由此构成了战略战役上的以多对少和战斗中的以少对多的格局。

首先，要客观看待志愿军战略战役上的以多对少。其实入朝部队的人数并不等于前线作战人数。由于我们后勤保障条件有限，大量的工作靠人工。美军掌握绝对制空权，对志愿军道路、物资狂轰滥炸，志愿军不得不用大量的人工进行抢修抢建。入朝初期，后勤各个环节人手告缺，应付不逮。1951年5月，志愿军后勤部成立后，中央军委在国内组建14个辎重团入朝，接替战争初期入朝支前的民工，志后直属的辎重、运输、担架团达到29个。10月，志愿军后勤部直属部队达到14万人，加上配属的警卫、步兵、工兵、高炮等部队4万人，总人数达18万。为了建起一条“钢铁运输线“，前方铁路抢修部队经常保持在3万人以上，铁路运输队伍也有2万多人。所以，也有人认为，不算铁道兵，志后总人数达到22万多。这样算下来，前五次战役地面一线作战部队人数没有达到敌人的三至四倍，大多数情况是敌人的1.5倍至2倍。其中，第四次战役敌我兵力对比仅为1∶1.2，远没有达到诸如”像蚂蚁一般“的夸张地步。

其次，充分估价志愿军战斗中的以少胜多。在现代化战争中，武器装备已成为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但参战官兵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仍是取胜的重要保证。志愿军将士那种”人在阵地在“的信念和献身精神，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有的，是志愿军以少对多克敌制胜的法宝。

(大同摘自《百年潮》2020年第10期，刘国新文）

茅盾：中共第一位专职交通联络员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始于1921年底，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

早期的秘密交通工作鲜为人知，但第一位专职交通员的大名却几乎家喻户晓。他就是现代著名作家茅盾。

1921年，茅盾经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央局利用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身份作掩护，委任他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茅盾遂成为中共第一位专职交通联络员。那时，外地给党中央的信件都寄给茅盾，信封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交钟英小姐玉展“。

由于三天两头有来信，同事们猜测这位”钟英小姐"可能是茅盾的女友。可问到茅盾，他却总是笑而不答。有一次，郑振铎出于好奇，也是为了跟茅盾开玩笑，私自拆开了一封寄给“钟英小姐”的来信，结果是福州地委给中央的报告。郑振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钟英”是“中央”的谐音代号。

（六中摘自《炎黄春秋》2021年第2期，秦正文）

潘菽与九三学社名字的由来

潘菽是南京大学首任校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首任所长。他与九三学社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抗战时期，潘菽在长兄、《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介绍下，参加了郭沫若组织的“中国学术研究会”。因为长兄的关系，潘菽经常去 《新华日报》编辑部，了解一些抗战或延安的情况。后来，潘菽联系北大的老同学许德珩，建立了一个座谈会，并经周恩来、潘梓年授意，邀请原先”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人陆续加入，逐渐发展到30余人。开始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但一直没有公开。1945年9月3日，大家在开会谈到座谈会名称时，潘菽建议就用9月3日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命名座谈会，称为”九三座谈会“，获得与会人员一致同意。

1945年毛泽东在参加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了潘菽、梁希等教授。他还特地会见了"九三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夫妇，明确建议”九三座谈会"应办成永久性组织。不久，"九三座谈会"决定更名为"九三学社"， 于1946年5月4日举行成立大会，宣告其成立。

（红舟摘自《同舟共济》2021年第4期，张守涛文）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前的“军令状”

1970年4月14日，钱学森率领酒泉发射基地负责人李福泽、杨国宇，火箭研制负责人第一研究院副院长任新民、第四研究院副院长杨南生，卫星研制负责人戚发轫、徐肇孚等人，由基地乘专机到达北京，连夜向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汇报卫星发射前的各项测试情况。

会场的气氛严肃而庄重，汇报从晚上7点一直进行到午夜，中间没有一分钟的休息。

周总理要求火箭、卫星每个部分的技术负责人连夜写出书面报告，早上6点前必须送到他办公室，当天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任新民、杨南生、戚发轫立刻被车送到国防部大楼，一人一屋，赶写各自部分的报告。

他们知道，这是要向党中央签署”军令状“。杨南生心里明白，一份保证书，就是要他明确说明，”长征一号“的第三级固体燃料发动机，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卫星送入定点轨道曰火箭一旦上天后，发动机究竟能不能点着火，点着火后到底可不可靠。这既是周总理要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卫星到底打不打的重要依据。

杨南生确信最终的第三级发动机是可靠的，值得信任。他终于提起笔，写下肯定性意见书。

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从酒泉基地一飞冲天，中国航天时代的大幕从此拉开。

（夏雨摘自《君生我未生》，文化发展出版社，2021年12月版，张严平著）

郑家钧时隔39年给丈夫夏明翰的和诗

1928年3月18日，因叛徒出卖，夏明翰在武汉不幸被捕。两日后，临刑前的夏明翰挥笔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文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在就义前除留下这首诗，还给母亲、妻子、姐姐写了三封书信。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中，他写道：

同志们曾说世上惟有家钧好，今日里才觉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信末”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中的“红珠”，指的是夏明翰曾赠与郑家钧一颗红珠，以寄相思曰“赤云”，指夏明翰的女儿夏赤云。信中表达了夏明翰希望妻儿继承他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理想信念。

1967年，夏明翰的妻子郑家钧为悼念亡夫，写下一首诗作：

闻君就义汉江城，慷慨高歌“主义真”。气吞山河遗篇在，血溅沙洲浩气存。

白骨推波卷巨浪，丹心永照“后来人”。喜见今朝乾坤赤，英魂含笑看朝晖。

”气吞山河遗篇在“，夏明翰的一生虽短，但“慷慨高歌 耶主义真爷”，成为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春草摘自《百年潮》2022年第2期，董晓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