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历史起源”与“逻辑起点”

任何一種正确道路的选择，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历史积淀和比较的产物。中国道路的形成，同样具有深厚的历史因素。但是，中国道路的选择，又不是历史过程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动地改造社会、推动历史的政治气魄。这就必然引申出一个基本的问题：中国道路究竟形成于何时？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对中国道路本质、内涵、特征的科学定位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是关于中国道路研究中的一个学术“元问题”，同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又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因而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科学厘清的必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中国道路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坚持中国道路的直接理论指南。其中最重要、最具典型指导意义的，有三段重要论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6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8页。]。

将这三段重要论述联系起来加以完整准确理解，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中国道路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起源”与“逻辑起点”的区别。所谓“历史起源”，即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尤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的辛勤探索，为中国道路的形成开辟了实践之源、提供了理论之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这次历史性飞跃，主要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进行的；这次飞跃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根本问题，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初步展开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忽略的历史基础和理论基础。然而，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由于时代的制约和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思想中并没有明确形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理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源”，但“起源”不是“起点”。中国道路的起点包括“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两个基本的方面，这两个方面，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成功开创的。

所谓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就是邓小平领导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历史性飞跃，是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渐形成并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进行的。这次历史性飞跃所解决的首要的核心问题，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究竟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次历史性飞跃的鲜明特色，是强调“走自己的道路”，把现实的社会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合”之点；这次历史性飞跃所形成的基础性、架构性伟大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系统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和理论依据。

所谓中国道路的“实践起点”，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突出标志的新时期改革开放。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页。]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2页。]中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而在实现“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有机统一过程中，新时期改革开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实践起点”作用。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多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从而重蹈了从本本出发、从抽象原则出发，甚至从某些过时观点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鲜明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91页。]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3页。]。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能提出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我们党所以要带领人民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从根本性历史原因来说，正是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正是通过短短几年初步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认清了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有效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有机结合，成功选择了通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也是不断拓展中国道路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既无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无成功的模式可以模仿，因而这条道路的不断拓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困难与曲折，也伴随着争论与交锋。在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等重大关节问题上，中国道路曾屡遭诟病。如何澄清模糊认识，统一人们思想，将中国道路不断开拓前进？我们党面临着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回答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问题，澄清人们在道路选择上的疑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归根到底仍然靠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和重要法宝。***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特别引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中的一段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此举意味深长。他紧接着指出：“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多年来的历史性巨变，雄辩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这条“必由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