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炳穷是穷，但志气蛮高

本书作者通过数年寻访，对16位亲眼见证过当年阿炳生活的知情者，作了深入访谈。在受访者中，有阿炳抚养过的非嫡亲孙女钟球娣，有1950年阿炳录音时的在场者黎松寿，有阿炳的邻居许忆和，有当年洞虚宫内常替阿炳买酒读报的道士华寅生，有与阿炳有着深厚交情的锡剧前辈艺人邹鹏，有20世纪50年代无锡《晓报》记者华钰麟，有无锡文物专家钱宗奎，有无锡第二代“小热昏”艺人尤茂盛、周仁娣夫妇等。他们谈及了阿炳对音乐艺术的痴迷、日常生活的困顿、街头卖艺的点点滴滴、个人的成长经历等不同层面，这些血肉丰满的感性回忆，为我们摹绘出一幅幅逼近于真实的、在社会和人世的黑暗低处长久挣扎的盲人音乐家肖像。

受访人：邹鹏（1917年出生，著名锡剧前辈艺人）

我同阿炳熟悉，是因为我的师傅邢长发。

我师傅邢长发和阿炳都是无锡县东亭人，我师傅家在东亭黄草渡莫宅里，阿炳家在东亭小泗房巷，他们两个算是“同窠兄弟”。我师傅成为滩簧艺人（滩簧，早期锡剧的叫法——笔者注）之前是裁缝，阿炳总是到他那里去做道袍，加上两个都喜欢拉琴唱戏，所以交情很好。

1937年热天日本人轰炸上海，我掮了一箱书回老家鸿山避难。在家大概一个月后，我师傅邢长发也回到了无锡。我和师傅关系很好，师傅待我如兄弟，他一生就只收过我一个徒弟。他回无锡后，先到鸿山找我，把我带到了东亭他家里。

在东亭没几天，我师公、邢长发的师傅袁仁仪也从上海返回了无锡。

师公袁仁仪是无锡县羊尖严家桥人，严家桥是锡剧的发源地。师公是拉胡琴能手，早年自拉自唱《游码头》等滩簧戏，红遍无锡东乡。后来锡沪铁路开通，师公带了一把胡琴闯进上海，又成为红遍上海的第一代无锡滩簧艺人。师公在上海“大世界”演唱时，曾由美国的胜利唱机公司灌过留声机唱片。因为影响大，师公的朋友、“大世界”老板黄楚九还专门送了房子给师公在上海住。

师公这次回无锡，一是逃难，二是回老家祭祖，三是吃喜酒。他到无锡后，先来东亭，在徒弟邢长发家落落脚。

阿炳这时正好也在东亭老家。为什么会在东亭？因为无锡城也被日本人占领了。据说在城里时，有一天阿炳出光复门没有脱帽鞠躬，日军罚他在城门口站立了一个小时。阿炳气不过，就回了东亭。在老家，阿炳自编《祸根》，骂“东洋鬼子”，大概意思是：“说起新闻，话起新闻，新闻出勒，啥格场亨（无锡话：啥地方）？出在无锡，光复城门。来了几只，东洋疯狗，百姓进出，勿得安宁。这群疯狗，吃了中国白米，勿认识中国百姓，乱叫乱咬，伤害主人，实在可恨。我们四万万同胞，必须团结齐心，举起铁拳，歼灭疯狗，赶走鬼子，中国百姓，永保太平。”

在东亭，阿炳一般到街上的小菜场卖唱。这天上午，我和师傅邢长发、师公袁仁仪到东亭镇上的北街茶馆吃茶，我师母则去小菜场买菜。师母和阿炳也熟悉，并且欢喜听阿炳拉琴说唱。这天在菜场，师母和阿炳攀谈了几句，并且买了两只馒头送给阿炳。当阿炳得知我师母买菜是为了款待袁仁仪时，不禁喜出望外，因为阿炳知道，我师公袁仁仪是红遍上海的滩簧艺人，最主要的是胡琴拉得特别好。于是，阿炳当即便要跟我师母回去拜见袁仁仪。当他听说我们正在镇上的北街茶馆吃茶时，就马上赶到茶馆寻访。阿炳到茶馆时，我们叫的三碗“鱼肉双浇面”刚好端来，我就把我这碗先让给阿炳吃，但阿炳坚决不吃，嘴上还连说“吃过了，吃過了”。经师傅邢长发介绍，阿炳在茶馆初次认识了袁仁仪。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见到阿炳，他的“知趣”，我印象很深。

想不到的是，当天下午两三点钟，阿炳背了胡琴，拄着一根青竹棒，竟一个人摸到了黄草渡莫宅里我师傅的家中。从东亭街上到莫宅里，有三十分钟的路程，中间还要摆一个黄草渡。阿炳到时，他发黑破旧的蓝布长衫上到处是烂泥，明显是路上跌跤了。阿炳来的目的很清爽，就是恳请师公袁仁仪指教琴艺，尤其是《梅花三弄》的拉法。师公见阿炳学艺心切，就为阿炳拉了一曲《梅花三弄》。这支又称为《三六》的曲子师公造诣尤其深，因为旧时滩簧戏开场前，必定要先演奏这支曲子作为闹场。一曲拉完，果然非同凡响，听得阿炳赞不绝口，当场就要拜师公袁仁仪为师。但师公没有接受，表示大家“轧个朋友吧”。尽管这样，阿炳还是自己跪了下来，叫了师公一声“先生”。这时已近傍晚，天就要黑了。师傅和师母见阿炳浑身是泥，一定要叫他住下来；师母还拿出师傅的衣服，要阿炳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而且这天晚上为了招待师公，师傅家吃馄饨——在江南农村人家，吃馄饨是隆重的礼节，一般遇到特别日子或有贵客来才会这样“奢侈”。但阿炳不要说住下，就是留下来吃馄饨，也说什么都不肯。师傅没有办法，就对我说，文标（“邹文标”是我在唱滩簧时用的艺名），你送阿炳过黄草渡。早上不肯吃“鱼肉双浇面”，晚上又不肯吃馄饨，阿炳的这种“知趣”和“志气”，让我暗暗佩服。

阿炳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拄着竹棒走路比一般人还要快。我送他的路上，他对我印象很好，和我拉家常，称我为“阿弟”。黄草渡是无人渡船，船的两头各系了一条绳子和岸上相连。渡过河后，我把阿炳一直送到了东亭街梢头，他对我很感激。

第二天一早，师公袁仁仪要回严家桥自己家，师傅邢长发就叫了一辆黄包车送他回去。送完师公后，师傅和我又到东亭北街茶馆吃茶。正巧，在茶馆又碰到阿炳。阿炳听到师公袁仁仪已经回了严家桥的消息后，感到很失望，他觉得昨天的见面不过瘾，表示要到严家桥再当面请教师公。看到阿炳坚决要去，我师傅邢长发就想帮阿炳叫辆黄包车，但阿炳谢绝了，他自己硬是走路到了严家桥，第三次拜访了我师公袁仁仪。

所以，阿炳的琴拉得好绝不是天生的，从他三访我师公袁仁仪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阿炳特别虚心好学。听说为了拉好一曲《梅花三弄》，阿炳先后共拜访过十八位有名的琴师。

不久，时局稍微平静下来，无锡城内的商店逐渐开业。我师傅邢长发带着他的搭档巧云和我，来到无锡西城门外的橹店弄，在面对护城河的一座茶楼上坐唱锡剧谋生。正好这时阿炳也从东亭回到无锡来了，他得悉我们在橹店弄茶楼演唱，就每天晚上到场子里来帮着拉胡琴。那时候我们在茶楼唱《珍珠塔》《玉蜻蜓》《玉连环》《合同记》等戏，时间一般是晚上六点到九点，阿炳不要报酬，真的几乎是天天晚上过来拉琴。

在橹店弄的茶楼我们唱了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中，我和阿炳从相互熟悉，到慢慢结下了深厚的忘年友谊。

一个月中，我也经常到阿炳在崇安寺图书馆路的家中，因为师傅常叫我送些点心吃食给阿炳夫妻。阿炳家中是一塌糊涂，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阿炳的老婆董彩娣也抽大烟，我叫她“阿彩”，她个子比阿炳矮，讲话有点不着不落，看起来笨手笨脚的。

橹店弄茶楼演唱结束后，师傅要带我们重回上海组班唱戏。阿炳很舍不得我们走，临走的前一天，他特地把他的那副红木尺板送给了我，说让我做个纪念。我至今珍藏着阿炳送我的这副尺板。

橹店弄告别后，再见到阿炳，已经是几年以后了。记得是20世纪40年代初，我从上海回无锡升泉楼唱戏。升泉楼就在崇安寺地区，和阿炳所在的雷尊殿靠得很近。当时唱戏，都会在戏楼外将演员的名牌挂出去做广告。在升泉楼第一天演出的当晚，阿炳就由阿彩搀扶着来找我。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已经化好了妆，正等着上台。忽然传话说门口有人找我，出去一看，原来是阿炳和阿彩。几年未见，阿炳老了许多，衣衫更破了。他没有像过去习惯的那样叫我“阿弟”，而是改称我为“文标”。因为马上就要上台，没有时间多说话，我就和阿炳约好第二天早上在附近公花园（现无锡城中公园——笔者注）的同庚厅吃茶，又塞了五块钱给阿炳。阿炳客气推辞，但我还是硬塞给了他。

第二天早上，我和阿炳在公花园同庚厅见面，叙谈了很久。我请他吃茶他不要，但作为茶点的生煎馒头他要，不过当时阿炳不吃，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屋里头还有人没有吃”，他要把生煎馒头带回家。

接下来的两天一直落雨。第三天天晴了，我和锡剧演员郑永德在同庚厅吃早茶，这时阿炳来了。很明显，这两天阿炳过得很不好，而且还饿着肚皮。因为阿炳是靠天吃饭的，落雨天就不能出去卖唱做生意，不出去自然就没有进账，没有进账就要饿肚皮。看到阿炳这个样子，郑永德随手摸出了两块钱，我也拿出了十块钱，但最后，阿炳接受了我的钱，郑永德的钱他怎么也不肯收，不是嫌少，阿炳表示，和郑永德以前没有交情，而没有交情的钱他是不能收的。

战争期间，戏楼的生意很清淡，观众不多。我在升泉楼并没有唱多久，就准备离开无锡到常州。临走之际，我带了点钱和一盒蛋糕去看阿炳。这次，阿炳收下了蛋糕，而钱则是坚决不肯收了。这是我和阿炳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