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版人的版本故事

徐海

版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版本是相对于作品而言的，它与作品相关联，又游离于作品之外。作品是作者的创造，版本是出版人的安排。对各种版本的喜爱与选择，体现了出版人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当然，出版人作为读者，那是有限选择；而作为编者，却能创造无限。

我喜欢比较同一图书的不同版本，这种喜好还影响了我的出版行为。

在我的书柜里，大概有十余个《论语》版本，七个《乌合之众》的版本，还有七个《回到马克思》的版本……出于对版本的酷爱，我们出版社还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传播史。另外，我们还将翻译出版反映毛主席语录在全球传播情况的“红宝书”传播史。

从时间的维度看，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时期的版本，比如《红楼梦》的“脂本”和“程本”，“脂本”又分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列藏本、戚序本、戚宁本等，“程本”又分“程甲本”“程乙本”。当代出版人又根据以上版本出版了各个出版社自己的版本，而我则偏爱1982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的《红楼梦》。

从销售的维度看，有精装本、平装本、袖珍本，还有大字版、小字版，以及少量毛边版。以《论语》为例，我特别喜欢搜集《论语》的各种版本，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版本。有意思的是，日本人特别喜欢袖珍本（又叫口袋本），且大众读物基本以袖珍本为主，而我们国家的读者特别不喜欢袖珍本，即使引进，也要变成正常版。唯一例外的是语录体图书，一度畅销全球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基本上是口袋本，而《论语》的口袋本事实上也很实用。我最早买的《论语》128开版本的袖珍本是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后来我又有了另外128开口袋本的《论语》，那是孔子基金会送的。五六年前，我常去北京人定湖凤凰台饭店，孔子基金会也在饭店里办公。基金会给每个房客和食客免费赠送袖珍本《论语》和《道德经》，其他人不要的统统归我。尽管我十分疑惑孔子基金会居然也送《道德经》（也是口袋本），但每次还是照拿不误，我不嫌多，我觉得送别人袖珍本《论语》是造福给朋友。

我喜欢精装本，即使我刚刚买了平装本，不久就看到精装本，我也愿意再买一本精装本，而后悔买了平装本。因为我喜欢把书随身带到处读，而平装本容易出现破损。但很多读者与我相反，他们不喜欢精装本，理由是携带的图书要轻盈、能弯曲，并能挤放在狭小的包包里。我也喜欢保存精装本，常常是精装本晚于平装本出版，于是我往往拥有两个版本。比如当年漓江版的《局外人·鼠疫》平装本先出版，我就买了平装本，不久后在书展上看到精装本，我又买下。同样情况也适用于人文社出版的平装上中下三卷的《红楼梦》和精装上下两卷的《红楼梦》。事实上，平装本早就被我翻烂了。译林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精装本《社会契约论》，于是我就有了硬皮、软皮译林版《社会契约论》和何兆武商务版平装本《社会契约论》。

从稿件完善的维度看，有因作者不断对作品进行修改而形成的第一版、第二版直至第N版，比如《围城》等。从一定程度上讲，一部优秀作品能够不断受到读者欢迎，市场反应良好且作者又在世，作者往往会对作品进行反复修改，直至内容尽善尽美。比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第四版。该书自首版以来已近20年，作者每次修改都使作品有一次新的飞跃。作者不是要求多部著作出版，而是希望给后世留下一部相对完美的书。百部一次印刷的著作远不如一部百次重新印刷的著作对后世有意义。

从语言的维度看，一种情况是一部作品的中文版、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如《共产党宣言》等。以一种语言原创的作品被翻译为多个外文版本，这种情况表明一部作品在全球和不同语言国家受欢迎的程度。同样的例子还有上文所述的《回到马克思》，该书出版后受到很多国家学者的欢迎，分别出版了俄文版、英文版、德文版和韩文版。笔者还于2018年底去首尔参加了韩文版的发布会。

另一种情况是一部作品的同一种语言的多种不同译本，如《乌合之众》等。我比较了6家中國出版单位出版的7个不同版本的《乌合之众》，觉得这种情况比较怪，也比较罕见，其背后包含的信息量比较大。首先说明该书需求量比较大，否则不会出现众多人翻译和众多出版社出版的现象；第二，市场远远不能满足；第三，《乌合之众》一书的作者勒庞确实已逝世超过50年，版权已进入公有领域；第四，翻译质量有优劣，读者对现有译本不满意，不断要求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

最后一个维度，就是现在还有所谓的纸介质版、电子版、网络版等。这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同版本，相信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作者系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凤凰传媒股份公司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