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卷

蔡元培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欧阳哲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78-7-300-18877-5

2014-07

89.00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思想可谓中国新文化“古典时期”的一个范本。他对新文化的构想包括：解构儒学意识形态，确立现代大学理念，融会东西的文化观，以美育代宗教。这些思想带有浓厚的现代性和进步性色彩。产生这些思想的来源为其中西兼备的学识和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蔡元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包容性和中和性。本卷编选作品以反映蔡元培的教育、中西文化观和学术思想为主，所收文章、著作按写作、出版时序排列，大体展现了蔡元培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思想成就。

导言

蔡元培毕其一生献身于教育、科学事业。从1902年创建中国教育会，到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从1916年受命任北大校长，到1928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这些新岗位上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新教育、新学术、新文化的领导人物和卓越代表。他可谓新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林语堂曾语重心长地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也好，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教育部长也好，总是给人心悦诚服的。一个国家有这么一个老成人，大家觉得兴奋一点。何以这样？因为他是蔡先生。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青；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载《传记文学》，第10卷第2期，1967年2月）。这一评价可谓持平之论。蔡元培在创建新教育和开拓中国科学事业的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符合时代要求和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主张，表现了他对新文化的理想追求。蔡元培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德，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在北大人心目中，他是我们“永远的校长”。

蔡元培思想是中国新文化“古典时期”的一个范本。新文化在中国走过的历程不过一个世纪，但她的变化之大，变速之快，以致我们对蔡元培所领导的那场新文化运动若有一种“隔世”之感。蔡元培的新文化构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解构儒学意识形态，确立现代大学理念，融汇东西的文化观，以美育代宗教。这些思想带有浓厚的现代性和进步性色彩。这些思想的来源为其中西兼备的学问和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蔡元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包容性和中和性，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虽富有特性，但仍能与其他思想相对和谐共存，这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文化应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阅读史与活动史

思想家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读书，即来自书本知识，这自然与其读书经验相关；一是活动，即来自他的实践，这与其社会经验相关。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往往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我们找不到闭门造车，躲进书斋成一统的思想家。

近代思想知识谱系构成的特点是中西结合。研究蔡元培的阅读史，我们可以获致这一认识。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诞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他自述早年的读书生活，五岁入私塾，初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接着读“四书”、“五经”。十三岁学做八股文，因先生指示他做文的依据是经书，所以他“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大戴礼记》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其中最得益的”为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参见《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84～8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从十七岁起，就自由的读‘考据、‘词章等书籍，不再练习八股文了。”（《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见《蔡元培全集》，第7卷，554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十八岁至十九岁充任塾师，专讲国文。二十三岁，进京会试得中贡士。二十五岁，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七岁，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可以说到此，蔡元培过的完全是一个传统学人的读书生活，所走的路也不过是一个科举士子的成功之路。他开始接触西学或东学是在甲午战争以后，这显然是受到当年中国战败的刺激，他留下的读书笔记有：《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阅后》（1897年7月7日）、《宋育仁〈采风记〉阅后》（1897年7月28日）、《森本丹芳〈大东合邦论〉阅后》（1898年9月8日）、《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读后》（1899年1月28日）等。他对东学、西学之兴趣由其所作《〈东西学书录〉叙》（1899年4月）一文可以窥见。1898年他与王式通等组成东文学社，开始学习日文。三十五岁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他自认，当时“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505～506页）。

以后又创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四十岁到北京任译学馆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仅一学期”。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赴德国留学，“第一年在柏林，习德语。后三年，在来比锡，进大学”（同上，507页）。

关于四十岁以后的治学，蔡元培自我检讨道：

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开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的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这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我的读书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31页）

蔡元培的学习成长过程，以1895年为界段开，前期以应对科举，学习旧学（中学）为业；后期以学习新学、西学为主。其治学范围先为哲学、伦理学，后转向美学、民族学。他的著作有：《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石头记索隐》（1917年）等，编译的著作均出自德、日文，主要有：《哲学要领》（德国科培尔讲授，日本下田次郎笔述，1903年）、《妖怪学讲义总论》（日本井上圆了著，1906年）、《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1909年）、《哲学大纲》（据德国厉希脱尔著《哲学大纲》，参照泡尔生与冯德著《哲学入门》，1915年）、《简易哲学纲要》（德国文德尔班原著、日本宫本和吉编译，1924年）等，上述各种著作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显示了蔡元培与该馆的密切合作关系。

蔡元培并不是一个甘愿在书斋里度过一生的学者，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1898年秋，他愤激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离开京师，出走官场，回到家乡绍兴，担任中西学堂监督，这是他“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从此他与旧的官僚体制切割，迈向探求新教育、新文化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