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科学家精神

曹应旺

1958年8月，周恩来和陈毅、贺龙等陪同外宾参观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中国要站立起来、富强起来，离不开振兴科技。振兴科技，离不开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中国科学家的努力，离不开精神支撑。老一辈革命家十分重视倡导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周恩来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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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振兴科技就不能“振兴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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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重视倡导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缘于他们在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奋斗中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出人民没有组织起来、工业没有发展起来，是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欺侮中国的原因。后来，他又分析近代中国屡受帝国主义欺侮，一是因为社会制度腐败，二是因为经济技术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革命主要是解决社会制度腐败的问题，但也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增强革命力量的重大作用。周恩来强调“兴邦事伟”“振兴华夏”，认为“振兴华夏”就要振兴科技。他去日本留学时就提出“邃密群科济世穷”，后来更是认识到科技不如人，90%以上的中国人仍旧依靠手工劳动解决温饱问题，是难以兴邦的。在革命斗争中，不论是地下斗争还是武装斗争，周恩来都高度重视运用科学技术提高斗争本领。他重视密电传递和情报搜集，为中国共产党研究发明了被称为“豪密”的第一本密码，使党和人民军队在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情报和信息传递却胜于敌人。1940年3月，周恩来从莫斯科治疗臂伤回延安时带来了一部广播发射机，使中国共产党增加了一种新的科学技术武器。他担任广播委员会主任，领导筹建广播电台，向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传播中國共产党声音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得以顺利诞生。这无疑使中国共产党人增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瓦解敌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科技本领。

建设主要是解决经济技术落后的问题，发展生产力，使一穷二白的中国富强起来，但也要高度重视使新社会制度不断完善的改革，以推动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发展科学技术。毛泽东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无法提高。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周恩来在担任政府总理后，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中国这样大而落后的国家要维护独立、实现富强，在科学技术上最要紧的是突破尖端。周恩来担任中央专委会主任期间，组织领导科技界和其他各方面的力量搞出了“两弹一星”，突破了尖端科技。他回顾自己担任总理的经历时曾意味深长地说：“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上天”，指的就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

在主要依靠手工业发展，科技基础很差，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的中国，要从赶上世界科技水平到发挥引领作用，这无疑是极其艰巨的任务。要实现这个任务，首先要依靠中国科学家发挥科学家精神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同时，要把科学家的力量、才能积聚起来，要把有限的科技资源整合优化起来，需要国家层面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需要倡导和弘扬科学家精神。

周恩来善于把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力量、才能积聚起来，善于把有限的科技资源整合优化起来，这早已人所共知。另外，周恩来还是一位倡导科学家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出色的组织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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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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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怎样倡导科学家精神的？

1950年8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作了《建设与团结》的讲话。这个讲话虽然还没有提出“科学家精神”的概念，但却在倡导科学家精神方面开了先声。

科学家精神居于第一位的是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归根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即爱祖国、为人民的立场。周恩来认为，“学医的想把病人治好，学农的想把农作物病虫害消灭，学工的想把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搞得更好，学理的为着增加人类的科学知识，使世界文化水平更加提高”。利用科学知识毒害人类就是立场站错了。“如日本的某些细菌学家研究细菌战争，做危害人类的事”，就是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立场上了。周恩来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无限广阔的康庄大道”，科学家能够掌握科学来为人民服务，“我们今天有条件团结科学家为中国人民服务”。党和国家要通过组织和合理调整把科学家“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这里倡导的正是爱国精神。

科学家精神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包括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协同精神。

毛泽东、周恩来时代还没有“创新”的概念，但重视创造。周恩来指出：“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这里倡导的正是创新精神。在确立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目标后，怎样去做呢？周恩来指出，“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要面对事实，才能找出正确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这里倡导的正是求实精神。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单打独斗，互不协作，力量有限。周恩来提出，“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各方面有各方面的长处，大家要彼此看到别人的长处，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这里倡导的正是协同精神。

科学家精神从品德因素上看包括奉獻精神、育人精神。

人的个性不同，各如其面。科学家也都是有个性的。周恩来认为要把中国科技搞上去，一方面必须重视科学家的个性，不妨碍其个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个性是与共性联结的，小我需要融入大我，一部分人的个性发展不能排斥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个性发展。他指出：“我们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这里倡导的正是奉献精神，体现的是为整体着想、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高尚品德。科技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科技落后的中国尤需如此。周恩来说：“我还希望现有的科学家能培养出更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让他们跟着你们一道前进，这样，中国的科学事业才有前途。”这里倡导的正是育人精神，体现的是为长远着想、重视培养后续科技人才的高尚品德。

新中国成立后，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一大批中国科学家放弃海外优裕的生活，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归途。1950年，在欧洲的李四光绕道几个国家回到祖国，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姜圣阶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1951年，张沛霖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回国，杨承宗从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回国……在美国阻挠中国科学家回国时，经过周恩来的外交努力，1955年9月，钱学森踏上了回国的归途;核科学家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也分别于1955年9月、1956年11月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这些从海外回来报效祖国的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周恩来倡导的由爱国精神领头的科学家精神，对激励和引导科学家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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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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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怎样弘扬科学家精神的？

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为着加强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报告重视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爱国立场，肯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最充分地动员知识分子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中发挥力量。这正是弘扬爱国精神。报告强调一个“钻”字，号召“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正是弘扬创新精神。报告重视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从打基础做起，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这正是弘扬求实精神。报告重视努力奋斗，通过“付出最紧张的劳动”，“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这正是弘扬奉献精神。报告重视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指出：“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这正是弘扬协同精神。报告重视提高和扩大科学文化力量，有计划增加高等学校学生的名额，帮助一般知识分子进修，搞好外国书刊的进口，扩大外国语教学，“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这正是弘扬育人精神。

周恩来重视弘扬科学家发愤图强把“两弹一星”搞出来为国家争光的爱国精神。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是“596”，其含义是不惧1959年6月苏联撕毁协定卡脖子的威胁。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试验现场的张爱萍在电话中听到了周恩来激动的声音：“国家为你们骄傲，人民感谢你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祝贺大家，慰问同志们！”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周恩来认为我们国家穷，不能任意花大钱搞尖端，而要花比人家少得多的钱办出比人家还要大的事，这就要弘扬爱国精神。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提出一次试验、全面收效，面向生产、积极转化。钱学森说：“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

周恩来针对如何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提出了十六字要求：“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什么是迎头赶上？他说：“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他提出，“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周恩来提出了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在“两弹”试验基地，工作人员用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头拼成这十六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十六字要求和十六字方针弘扬的是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的精神。周恩来还提出实行三种形式的“三结合”：干部、科技人员、工人的三结合;使用、生产、科研的三结合;科研、教学、生产的三结合。他重视发展教育。这三个“三结合”包含着弘扬育人精神。

周恩来在与李四光的交往中，多次称赞李四光的爱国心，称赞李四光不盲从外国权威，创建了自己的地质力学。当我国石油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在松辽平原上发现了大庆油田后，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发现的。他称赞石油已放出异彩。在李四光去世后，周恩来参加追悼会并致悼词，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是卓越的科学家”。他指示把李四光遗留的科研成果资料整理出来，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遗志”，“向李四光同志学习”。

1962年11月，为增强国防力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图为1963年4月，周恩来和专委会成员贺龙、聂荣臻、张爱萍等在中南海

周恩来在与钱三强的交往中，一开始就称赞和支持钱三强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在培养原子能科技人才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制原子弹，关键在理论研究上要有突破，而理论设计是整个研制原子弹过程中最难以突破的。挑起理论设计重担的邓稼先担任九院理论部主任，就是钱三强推荐的。周恩来高度重视钱三强提出的集中核物理方面的人才以加快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建议。周恩来请钱三强等讲课，使更多的人懂得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性。他说：“请钱三强、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讲讲，讲时把它录下音来，在全国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钱学森从美国归来不久，周恩来就交给他一个任务：写个意见——怎么组织发展航空、导弹这个研究机构。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写出了未署名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周恩来审阅意见书后，在标题下署上了“钱学森”三个字，然后送毛泽东阅。这一署名本身就是对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弘扬。

“文革”开始那年的国庆节，周恩来安排了6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上天安门观礼。其中二机部、七机部就有10人，他们是朱光亚、张沛霖、彭桓武、邓稼先、王承书、钱学森、李世培、杨南生、丛树国、任新民。这是对国家的宝贝的一种特殊的保护，也是对科学家精神的一种特殊的弘扬。

周恩来是一位具有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崇高精神的伟大政治家。从政治到科学，从科学到政治，周恩来与爱国科学家的心始终是相通的。

2019年6月，党中央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将科学家精神概括为六个方面：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2020年9月11日，***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号召“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对科学家精神的倡导和弘扬，对加深理解党中央概括的科学家精神，对落实***总书记的号召，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