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前的中国

《历史大脉络》

许倬云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定价：39.80元

本书的前半段以泼墨山水的手法勾，勒人类历史与中国文化发展有关的大方向。后半段是从16世纪开始，即大洋航运开通，新大陆进入世界史，世界已是一个整体的局面下，中国与世界各处的发展。在前半段，欧亚大陆间的种种大事，都以大陆为舞台，海洋为边外之地。在后半段，海洋却成为门户!台湾也是在如此际遇下，成为东方与西方的交接之处。

我们用16世纪作为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因为美洲大陆进入旧大陆的历史，开启了全球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在16世纪以前，欧、亚、非三大洲人类互有交往，却仍缺少美洲这一块，人类对于托身的地球其实所知并不准确。

对中国本身的历史论而言，春秋战国时代，孔子、老子与诸子百家兴起，塑造了中国的思想体系，而列国竞争到秦汉帝国，也促使中国的政治制度逐步发展成形。三国魏晋，中国分裂，外族入侵，第一期的中国结束了。南北朝时，中国民族吸纳许多新成分；迄至尘埃落地，隋唐中国是脱胎换骨，堪谓第二期的中国。隋唐号为华夏的中国，但究其实际，两代统治阶层已是胡汉混合体。安史之乱后，河北长期胡化，人不知孔子。平乱官军也是以回纥土著为后援。中国的内战，竟可看作是不同外族以中国为战场而展开。

宋代是中国的王朝，然而，与宋同时存在的，有北方的辽金蒙古，西北有西夏，西南有大理(南诏)，东北有高丽，东方有日本，南方有扶南、高棉。东亚俨然出现列国体制，宋不过列国之一，不再是一个“天下国家”。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却分封诸汗，从未有过“天下国家”、普世“定于一”的理念。由西域与中亚调来的签军，戍守中国内地，使中国人口又增加了不少新的成分。隋唐以来的第二期中国，事实上已是屡次吸纳新族群，又糅合而为新的华夏复杂体。于是，中国的文化也有所改变。单以生活起居的方式言，秦汉席地而坐，已渐渐改变为坐椅据案!饮食的食料与烹饪也与前不同，面食已取代了小米，成为北方的主食。

明代驱逐蒙古人，自认为再造中华。然而，后元始终存在，东方的朝鲜、日本，都已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南方的安南，已脱幅独立；郑和舰队下西洋，所到之处大多也已为自主的政权。东北方面，满族将成大器。西北方面，蒙古宗王据土自雄，帖木儿异军崛起，以中亚、西亚为中心建立大国，其后裔据有以印度为主体的莫卧儿帝国，帖木儿还曾计划率大军进攻中国。明代的中国，固然也不外是过去“天下国家”的影子，实质上还是列国体制中比较强大的一个国家。

统治这一大国的明廷，其专制程度远超过唐宋朝廷。君主与文官(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的传统，在明代大有变化。明代君权强大，文官系统不能制衡君权，而且权臣与宦官合作，经常狐假虎威，戕贼士大夫如草芥。文官体系中，也有人反抗，例如海瑞、杨琏等，但多成为烈士。

汉代以下，就集体而言，士大夫代表了社会力量，与君权之间有既合作又相互制衡的辩证关系。在明代，士大夫虽也拥有一些特权，但只有东南地区的士大夫具有集体力量的声势，例如东林代表社会与君权抗争。东南士大夫有此声势，颇与东南经济实力有关。因当时东南沿海地区本身经济与文化都积累了丰厚基础，加上南宋以来，对外贸易兴盛，使南方地方力量有所凭借。相对而言，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屡经战乱及早潦天灾，穷困贫乏，救死不遑，哪来抗争君权的力量?明代中国，南北发展落差之绝，竟可说是两个中国。于是，明末民乱，所谓流寇全在北方活动，不能进入南方。满人入关，北方传檄而定，南方却有长期的抵抗。凡此均显示中国内部实质的分裂。

唐代早期，中国人口比重南北相差不大。南宋以后，南方人口的密度远远超过北方。人口压力大，而又有外暇的经济优势，南方遂于农业之外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明代南方的丝绸、瓷器、制茶等均有可观的成就。科技史专家一致认为，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工艺技术及生产力居世界之冠，不是同时代的欧洲可以望其项背的。

但是，中国的经济终究是以农业为主，工商业的发展多多少少仍依附于农业经济，未能独树一帜。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源远流长。这一密集农作全仗大量劳力投入生产。按照马尔萨斯的报酬递减现象，劳力投入生产有其极限，过了一定程度，不但多劳不能增产，而且竟不足以补偿劳动成本。中国的密集农作，在宋代已创造单位高产的佳绩，到了一定的程度，单位产值即不易再有提升。人口增加了，而单位产量不增，则为了喂饱提供劳动力的庞大人口，唯有扩大耕地面积，以增加生产量。于是，明代的中国，各处均有垦拓山林、开发湖沼的现象，人口也一批一批进入丘陵山谷与林地原野，东南沿海更有海埔新生地辟为田亩。江汉以南以至西南山地，在明代日渐开发。北方也有开发蒙古与关东的移民。整体言之，中国密集农作的传统，难有质的提升，只能以量的扩大为其解决困难的途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事实上，是以伤害天然环境为其代价。明代的东南、南方与西南方，仍不断有由狭乡移民宽乡的现象，相对也改变地理生态。中国的移民当然不限于在国境之内，东南沿海的人口也大量外移。在南洋一带，处处有华人移居，建立了不少海外的华人小区。这一形势，在明代以前实不多见。

在文化方面，明代的儒家承接宋代理学的传统。加上明太诅加强君权的策略，形成以伦常纲纪为主轴的礼教，社会上人际关系相对地位即尊卑上下的观念，将个人纳入伦理的网络，维持了既得利益阶层主控的社会秩序，却也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发展。物极必反，明代王阳明学派提出心学，以纠正宋儒的理学，实是对于儒学僵化现象的反抗。正统学问之外，明代的民间信仰也颇多发展。一些从唐宋以来即相对活跃的启示性教派，形成社会底层与边缘的社会力量，却又不足以颠覆上层的礼教伦理，反而也不免在教派之内仿照上层强调其自己的伦理秩序。

综合言之，明代的中国，君权发展为强大的专制。经济发展到了瓶颈，未能在质的方面有所提升，也不能改变发展的方向。思想已僵化，又为政权利用作为工具，虽有“心学”别树一帜，但终究未能取代官方维护的理学。整体看来，明代的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已到达极致。16世纪开始的世界，已不是中国能够面对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