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生存实录

廉 思

“蚁族”，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耶是在2007年的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报道——《向下的青春》。文中讲述一个名叫李竟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生活工作的真实经历。文中的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震惊了我。同样是“80后”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还有自己的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真的存在么?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个疑问在脑海中涌现。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长期学术训练的敏感性告诉我，这是一个需要被关注和关心的群体，这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社会问题!

唐家岭是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从这里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气息，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在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有些甚至还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年龄大多和我相仿。他们有基本一样的情况，拿着1000多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300元左右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唐家岭居住着四五万人，除了本村居民3000余人外，其他的都是如此生活。这些大学毕业生怀揣着梦想到学校，充满着理想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生活，小小的“聚居村”折射出一幅中国大多数年轻人生存现状的结构图。

“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他们的父母处于社会中下层。对于“蚁族”成员来说，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是好好学习，将来考取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十年寒窗考上大学后，他们仍然为了今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而努力学习。但毕业时他们却发现，由于自己没有“硬”关系，只能又回到“村”里。

进京记

洪建修，男，1983年生，内蒙古牙克石人。东北林业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通信工程专业，本科四年级曾在哈尔滨新东方软件班学习。2006年7月毕业后来到北京，现供职于一家软件测试公司。

他租的房子就在唐家岭。他看到狭小的街道上，车辆来回穿梭，裹起一团团的尘土，笼罩着一旁各种各样的小店，有的店招牌已经挂了很久，来一阵风便摇摇欲坠。租房的小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目力所及的墙壁；抬起头，还是大大的广告牌，写着“招租”二字。没走几步路，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个白色塑料袋缠在了脚底。

洪建修买了一床薄被子，拿了随身带着的几本计算机专业书当枕头，就在这硬板床上，睡了一个月。屋里没有卫生间，他每天都不得不去一个公共厕所——“熏死人不偿命”，洪建修说，在里面待5分钟再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就知道什么叫做幸福。“没想到，北京也有这么垃圾的地方。”

北京的夏天热，他怕热。三十多度的气温，他花40块买了个电风扇，“呼呼呼”吹出的都是热风。怕走电字，他给电扇定了时，每晚只开一小时。

可洗澡是个难题。楼里没法洗，外面的浴室又远又贵——要4块钱一次。他平时就随便拿凉水冲冲，直到房东在卫生间弄了个公共浴室，才能“凑合着洗洗”。洪建修每天都要洗澡，怕出汗，洗完了就躺在床上不动，可还是热得睡不着觉。

最可气的是他的同屋，每天倒头就睡，还爱打呼噜。烦啊，洪建修“直想踹他”。可哪能真踹，白天还要和他一起出去找工作。

投了400份简历，他找到了工作。工资2000块，比他期望的还多500块。来北京两年多，洪建修仍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所熟悉的地方，也就是单位和他所住的村庄。

茫然的蜗牛

孙延斌时常感叹选专业真不能一时冲动。当年有人劝他选择就业前景好的软件专业，而孙延斌却毅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硬件专业。在他看来，要学就学自己喜欢的，就业问题不必太计较。但当他毕业之后才发现，兴趣真的不能当饭吃。他只好回过头来重学一门可以用来谋生的专业，但半路出家的就业前景令他十分迷茫。

晚上10点半，孙延斌洗洗便钻了被窝。一闭眼，这世界只剩下“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同屋的其他4人，都在网络游戏里激战正酣，这会儿睡觉对他们来说还太早。孙延斌揉揉盯了一整天电脑屏幕的眼睛，使劲儿眨巴眨巴，干涩得挤不出一滴水。

孙延斌家在农村。2007年孙延斌专科毕业。当时他面临一个专升本的机会，只要愿意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上本科。

孙延斌的同班同学不少，最终却只有一个男生考了本科。孙延斌便跟着大部队进入了社会。“随大流呗，我就是那种人。”

但当他真的走上社会，却发现工作不是那么好找的，好工作更难找。在石家庄上了3 O 0 O多一个月的JAVA培训班之后，他找了个每月1000块的工作。家里人并不支持他的工作，认为没有什么前途。他年前辞了职，年后又去石家庄试了试运气，却仍旧没有收获，干脆又回家，自己看书。这一呆便是3个月，家里父母倒是不着急，可他的书却越来越看不进去，终于，他再也坐不住了。

2008年5月，孙延斌在哥哥嫂子的劝说下进京了。行李是一床褥子和一条毯子。

当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嫂子就建议他学软件，他觉得没兴趣，就选了硬件。可是兴趣这玩意儿有时候真不能当饭吃，当初没听嫂子的话，毕业之后果真找不着饭碗。这回还得听嫂子的劝。

哥哥帮他在知春里附近找好了住处，报班的事儿也早已安排好了。

4个月，学费1万元。把这笔“巨款”交付出去的时候，孙延斌终于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个大学里的学生，同样是花钱，滋味却不一样了。

在北京最火热的4个月里，孙延斌每日重复着这样的生活：坐在60个人的教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直坐到膀子疼，汗如雨下。

“那时候是我这辈子学习最认真的时候，比上大学时候认真。”

9月份培训结束，一周后，他成为清华紫光金之盾的员工。上班的前一天，他搬进了小月河一个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色专业”的学生公寓，每月租金250元。

“搬来没几天，我就想搬走了。住在这儿不安全，老丢东西。我们屋就有人丢衣服，第一天晒在外面，第二天就没了。所以我的贵重物品，像银行卡什么的，都放在我哥那儿。”

虽说很想搬走，但他自己都不知道还能去哪，只好先在这里将就着。

清华紫光朝九晚五的工作，比上培训班那会儿轻松很多。公司的食堂也可以满足一日三餐的需要，每日还有10元饭补。周末他就到哥哥那里，让哥哥请客，改善一下伙食。

晚上6点多回到小月河，睡觉还太早，又没别的事情做，他就到附近中国软件经营学院的教室里看看书。“宿舍的人天天打游戏，有时侯也拉着我玩。谁不爱玩啊?我老爱玩了。可是到了这儿光打游戏，不是浪费吗?在学校的时候，绝对不会这么认真。现在出来，有压力了。”

“有时候在公交车上，听到一些搞计算机的同行聊天，有些专业名词我听不懂，心理就特别难受。”

现在学习时间少了，反倒更想学习。但是，离开了学校，他再也没有找到系统地学习一样东西的机会，只能在工作中学习和积累经验。

“有的时候挺不知足的，老是对自己不满意。处在一个新的阶段，就有新的想法。”

但就像不满意小月河的居住条件，却又不知道去哪一样，对于工作，他也没有自己的方向。

“他们说，走技术这条路有发展。有发展吗?我不知道。他们说做管理有前途，我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

他默默地想了想，笑道：“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迷茫的默默爬行的蜗牛。”

再过两个月，孙延斌来北京就满一年了。但对他来说，北京仍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城市。他甚至连天安门都没有去过。

要是公司里事儿不多，闲下来了，他有时会愣会儿神儿，想家，想在家里忙农活儿的爸妈。

“这儿离家有点远，我还是想回石家庄。我听说石家庄要建一个软件园，要是有发展，我就回去。我想在石家庄市里买房子安家，那比较现实。”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

廉思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

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