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九.一三”

符 浩

本书选编了萧乾、邓拓、丰子恺、罗以民、敬一丹、史铁生、胡絜青、符浩、郭超人、庄则栋、鲁光、戴煌、章含之、毕淑敏等65位作者的文章共60篇，从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社会生活、时代人物6个方面，来展示新中国60年来的变迁。其中，有关乎“国家”的宏大叙事，也有关乎“个体”的具体而微，有辉煌，也有疼痛。

林彪外逃，机毁人亡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夫楼里，人们进进出出，一如往常，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13日零点32分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右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14日上午，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由核心小组组长、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主持，内答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不像往常，而是有一种严峻感。但大家都很镇定，会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12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姬鹏飞同志。鹏飞同志以他耶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部急于想知道报告的内容。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份极不寻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

原来这是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使用中苏关系恶化后已封闭两年多的从乌兰巴托直通北京的高频专线电话传来的报告。大致内容是：9月14日上午8点30分，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坠毁在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蒙有关部门在当日上午得知此事后，即派人到出事地点察看，经多方证据表明，这是一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机上共有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蒙方对我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向我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我方说明飞机深入蒙领空的原因。许大使向对方提出我方要求到现场调查。

这个报告使会议的气氛活跃起来。韩念龙同志从姬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因为对蒙古的事务由他主管。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也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两点钟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姬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干，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住处回来，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多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速度把情况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

总理的指示有：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18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央办公厅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二人对酌，乔公改诗

因昨夜几乎没有睡觉，我回家吃过晚饭后，便想利用这个时间小憩一会儿。但实在太兴奋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住同院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家里。他一看到我就哈哈笑道：“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我也笑着问道：“今晚有什么好节目?”“当然有。”他略有些狡黠地眨了下眼，说道：“我前几天从箱子里翻出一副章太炎书写的对联，刚刚挂上，特请你来一赏。”进了他的书房后，果然壁上新换了一副对子，章太炎篆体书写的有碗口大小的字，盖出自太炎先生晚年之笔，神完气足，味道淳古隽永，在他的墨迹中应属上品。文日：“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这是节录李白《夜泊黄山为殷十四吴会吟》一诗中的两句。乔冠华听到我连声赞叹，很是得意。他特意指出其中的几个颇为古异于通常小篆的字说，这几个字选字得体，尤见太炎的功力。他告诉我说他特意请翟荫塘同志查出这几个字由石鼓和彝器中的出处。赏玩了一会儿，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他悠悠地说道“该言归正传了。”我们不由得放怀大笑起来。

这两天，我们都太兴奋了，也都太紧张了，本急欲畅谈一下。林彪叛逃事，那时还不能和家人、朋友谈，只能在“知情者”间谈。从何谈起呢?赏玩太炎这副字，好像使我们都松弛了好多。

我们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我们边谈边饮，兴致达到了高潮。我又抬头望着那副对联，突然想起了另一位唐人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冠华听后，沉思了一会，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冠华：

月夜雁飞高，林彪夜遁逃。

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

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警奇。

绝对保密，慎之又慎

9月15日下午3时30分，我国驻蒙古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人员共4人已于下午2时离开乌兰

巴托去飞机坠毁现场视察。现场周围覆盖着三四十厘米高的茅草，飞机着陆点正好在比较平坦的盆地中央，在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飞机腹部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边的50米扩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形。在烧焦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被炸断的机尾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和“256”等标记。在完全烧毁的机头以北50米处，散放着9具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到现场的同志把尸体由北向南编成一至九从各个角度拍了照片。据事后验证，一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二号尸体是林立果，衣服全部烧成焦麻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三号尸体是林彪的秘书刘沛丰；四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五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胫骨炸裂，肌肉外翻；六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七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八号尸体是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九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许大使他们在现场察看时发现，每具尸体腕上都没有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是在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许文益等同志在蒙方人员协助下，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掩埋了死者的尸体。

请示总理后，我用专线和许文益同志通了话，告其速派专人送回有关资料，并面报详细情况。

9月18日凌晨1时，使馆报告，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部，并当面汇报。

第二天晚上驻蒙使馆又报告，孙一先于20日乘4次列车离乌兰巴托回国。

9月21日下午3时30分，从乌兰巴托开来的国际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车站。我和秘书王万慧同志早已到车站等候。孙一先和中建公司的贺喜同志同车到达，一下车我们就迎上去。孙、贺两人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又东张西望。显然，孙一先并不知道我们是专程来接他们的。王万慧同志把孙一先同志拉到一旁，我低声对他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招待所。”关于贺喜同志，原来我们不知道他与孙同车回国。我正在犹豫是否要贺喜同志一起到招待所时，贺单位的同志来接他了。我先跟他打了个招呼关于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之前要保密，不能外泄，家里人也不能说。

来到外交部招待所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孙一先同志便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胶卷交给我，我马上要王万慧同志先把这些东西带回部，把文件交给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同志妥为保管，胶卷交给正在待命的孙秀娟同志冲洗。然后，我对孙一先同志说：是周总理要我来车站接他的。并告诉他飞机坠毁，情况很复杂，要绝对保密。并向他交代了几条注意事项：第一，暂住招待所，不得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是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文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第四，随时准备汇报。并将一个电话号码和外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懦的名字写给他，如果有事可与徐联系。

晚上11时许，我和姬鹏飞、韩念龙等同志来到大会堂福建厅，总理早已到了，正伏案批阅文件。我们尽量在离他较近的沙发上坐下，低声研究有关问题。大约半个小时后，孙一先同志被领了进来。周总理和他握手后，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还没等我讲完有关贺喜同志的情况，他一听说贺喜已回家，便面色一沉，那双浓眉猛然一蹙，厉声打断我的话：“你当过兵吗?”霎时间，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对外交部的许多干部的经历是十分了解的，他当然知道我曾在部队里工作过。记得第一次单独见总理，是在1950年的7月，我被任命为驻蒙古使馆临时代办，因为是新建馆，临行前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听完总理的指示起身告别时，总理半开玩笑地指着我说：“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此时此刻，总理问“你当过兵吗?”分明是批评我的警惕性跑到哪里去了。他严肃地审视着我，我立即回答：“我马上把贺喜找回来。”

约一个半小时后，服务员请我到隔壁房间接部值班室的电话，说已按我的交待把贺喜同志从酣睡中叫醒，并已送进招待所佳下，待孙一先同志回去后向他转告注意事项。此时，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过细研究，临行叮嘱

孙一先汇报完情况，我看了一眼手表，已是22日凌晨2时多。服务员送来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唯独总理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据经验我知道会还要接着开下去。果然，先是李德生和邝任农同志到了，紧跟着是吴法宪。总理把现场照片交给他们传看，同时把另一套照片交给杨德中同志，并说，由你主持研究一下，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又对我说：“你也参加。”

杨德中同志和我来到东大厅，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们看过照片和示意图后，我根据孙一先的汇报和使馆的报告材料，做了必要的说明。然后大家进行分析、讨论，最后一致认为李际泰同志的分析有道理。他的看法是飞机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熟悉较大区域的地面情况，于是选择一块平坦的地面，冒险以飞机机腹擦地降落。但在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与沙石冲磨，骤然升温引起油箱起火，从而导致全机爆炸。看来，驾驶员还是有一定经验和技术的，选择了野外迫降的处理办法。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例如，机件失灵，或被地面炮火击伤而坠落，或击伤后被迫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因为地面上有飞机滑行的痕迹和大面积的燃烧。如果是在空中爆炸，残骸会分布得很广，地面也不会形成大面积的燃烧。杨德中同志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井和驾驶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赞同这个办法。我又建议，最好把孙一先同志也带去。

早晨4点多，杨德中同志又向总理汇报分析结果。我走出大会堂北门，天色微明，回头望去，福建厅的灯光从窗纱中透出，总理仍在工作。

9月26日晚，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正在向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离总理坐得很近，灯光下，我发现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癯的面孔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我们告别总理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赶上未对我说：“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我一怔，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返回。

大厅里只有总理一人，他看我站在那里等他的指示，便摆手示意让我坐下，他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这时我猜想，莫非有了什么新的任务要我去做，可又不便主动提问。总理终于开口了：“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了，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他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郑重地接着讲道：“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说，只告诉他一个人。

9月29日，我们辗转抵达巴黎。当晚，我就前往我驻法大使馆邸。与黄镇大使说笑一番后，我暗示他，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他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漫步，一边谈了起来。显然，他对带来的信息，非常兴奋激动，我们情绪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