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报告所发出的呼唤

我结识蒋泽先先生不是因为医疗，而是因为文学。首先我知道他是一位已经出版了数百万字著作的作家，然后才知道他同时是一位已有30年医龄、卓有专业成就的医生。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中外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一位是中国的鲁迅，一位是俄国的契诃夫。他们都是由医学而转向文学，由疗救生命个体转向疗救社会。他们都以对生命个体的深刻洞察同样深刻地洞察和解剖社会，以知识者的伟大良知自觉承担起改善社会、改善人性的崇高责任。我不知道蒋泽先先生是否像我一样对两位大师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但以他医生兼作家这样的事实，我想，他遵循的正是大师留下的足迹。这不只是指职业和经历的相似，而主要是指精神上的一脉相承。

文学对于蒋泽先先生不是业余消遣的玩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他作为医生的第二工具。他的文学实践所关注和表现的主要是与他的医生职业直接相关的社会领域。他为此所投入的精力、所付出的心血，丝毫不亚于他在医疗工作上所作的努力。

《中国农民生死报告》洋洋30余万言，从中国农村卫生健康状况的角度状写了诸多触目惊心的场景、发聋振聩的事件、感天动地的人物。但透过这一切，有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身影，就是穿行奔走并且呼号在其中的作者本人。从发生写作冲动到最终完成书稿的将近8年时间里，蒋泽先先生脚踏实地、孜孜以求，在外出巡诊的间隙，以及节假日自费下乡，调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翻阅了卷帙浩繁的国内外相关文件，结合自己长期医疗工作经历的无数实例，殚精竭虑，几易其稿，写出了这部充满了悲情也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忧思也充满了感奋、充满了深刻也充满了鼓舞力量的作品。在一个唯利主义风行的时代，这种自发主动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这种强烈的道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中国农民生死报告》"报告"的是一个侧面，也是一个整体：是农业的事、农村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全民族的事、全人类的事。在一个无可回避的全球化时代，谁能说个别的局部的事件决不可能成为整体的全局的事件？对个别的局部的状况的关注不是对整体的全局的状况的关注？尤其是民事行政和健康这样一个再直接不过的人类生存问题。医生的天职决定了他们对生命的更多的关怀。而这种关怀，只有成为国家行为和社会行动的时候，才是最具有意义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相信，所有像作者一样有良知有责任感的读者，都会为之感动并感谢《中国农民生死报告》的写作和出版；都会像作者一样，对中国农民健康的未来、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对人类生活的未来，满怀祈愿，满怀祝福、满怀赤子之心。

我在阅读并为《中国农民生死报告》写序的日子，正值印度洋地区地震海啸造成巨大灾难之时。我们看到了极大的恐怖和痛苦，也看到了人类良心的极大的凝聚和闪光。后者是人类永存的希望所在。《中国农民生死报告》所发出的呼唤以及必然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可以说，也是这希望的一个注脚。（陈世旭）

江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