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征实论”的源流及其学术动因

徐昌盛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左思《三都赋序》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赋体“征实论”，这是魏晋赋论的新特点，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一般认为，“征实论”是晋初士人的普遍观念，是对汉代大赋庄(儒家政治理想)谐(俳优化)并存的挑战，目的是扭转汉赋“虚夸”的倾向，彰显“征实”的批评风尚。这是从思想的状况和理论的指向上把握“征实论”的价值，如果换一个角度，从赋体的发展历史维度来考察，我们发现赋体的征实要求早已存在，并且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这既与古文经学地位的提高和主体地位的确立有关，又是经史分离和史学独立的产物。

一 赋体“征实论”的提出

魏晋时期的赋论对“征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中的代表是左思的《三都赋序》。《三都赋序》说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的赋作“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又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辩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左思批评了“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在“丽以则”“丽以淫”和体物写志之外，提出了“征实”的要求，强调了实用的功能，构成了《三都赋》的独特价值。左思强调征实的观点在当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魏晋时期的赋论趋势。曹丕《答卞兰教》：“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曹丕已经要求赋颂文体作者不能虚构为文，要符合受者的实际。皇甫谧《三都赋序》说“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又说“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着重强调“实”的标准，要求做到“披图而校”“按记而验”，对征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挚虞《文章流别论》提到赋体“四过”：“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通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礼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挚虞批判了远离现实世界的“假象”和“逸辞”。挚虞曾担任秘书监，编纂《畿服经》和《族姓昭穆记》，是以史学的眼光对赋的征实提出要求，而史学的受重视与东汉以来古文经学的发展相关。

二 赋体“征实论”的源流

汉代大赋并不必然是虚夸的，最初是切合现实的。枚乘《七发》是汉代大赋的开创性作品，“吴客”向“楚太子”铺陈了七事，分别是音乐、饮食、车马、游乐、畋猎、观涛和妙言要道，人物和事情当然是虚构的，但内容却是现实存在的。《七发》虽然有夸张的描写，比如“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等；排比铺张的手法，比如“溷章、白鹭，孔鸟、鶤鹄，鵷雏、鵁鶄，翠鬣紫缨，螭龙德牧，邕邕群鸣”等；丰富精彩的想象，比如观涛“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但总体仍是真实的描绘，而不是虚妄荒诞的侈说。

司马相如的赋作已颇多虚幻不实之辞。《子虚赋》作于景帝时，司马相如时为梁孝王门客，承续黄老道家余绪，文风尚有节制；《上林赋》作于武帝时期，大肆铺陈夸张，往往不合实际，如夸耀上林苑远远凌驾云梦泽与大海；如“东沼”“西陂”等神话中的地名；如“赤首”“穷奇”“蛭蜩”“獑胡”等传说中的怪兽；如“游枭”“蜚虡”等神话中的怪物；说“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飚，乘虚无，与神俱”，称皇帝的猎骑能遨游太空，与神灵为伍；至于说“卢橘夏熟”，则更不符合物候了。而《大人赋》完全是神仙世界，说“驾应龙象舆之蠖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蚴蟉蜿蜒”“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因此身为史学家的司马迁指责司马相如“多虚辞滥说”(《史记·司马相如传》)，扬雄对桓谭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

扬雄是西汉继司马相如后最重要的赋家，而“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他对同郡乡贤司马相如敬佩有加并作为模拟的楷模，但在结构和手法上已颇有不同，比如《甘泉》《河东》等对主客问答形式的扬弃，《甘泉》《长扬》《羽猎》等“艰深的词、字虽不少，但少有稀奇古怪的名物的罗列”。《校猎赋》描绘了惊心动魄的畋猎场景，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进行了夸张传神的描绘，属于艺术性的表达手法。《蜀都赋》的文风类似司马相如，写作方法已颇有不同，是较早描写古代都邑的赋作，描写了蜀都的地理和物产，地理如“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南则有犍·潜夷，昆明峩眉”“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北则有岷山，外羌白马”等，物产如“于木则楩栎，豫章树榜，檐櫖樿柙，青稚雕梓，枌梧橿枥”“翡翠鸳鸯，袅鸬鹢鹭”“诸柘柿桃，杏李枇杷”等，都是客观而真实地存在，因此对于汉代以前的蜀地研究，《蜀都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班固《两都赋》说“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清代何焯说“此赋盖因杜笃《论都》而作”，认为班固《两都赋》是针对杜笃《论都赋》而发。班固《两都赋》一般认为作于明帝时代，而杜笃卒于章帝建安三年(78)，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已经明显体现出写实的笔法。班固说“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东都赋》)，《西都赋》所描述的长安富饶的情况属作者的耳闻目见，如述长安的富庶称“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因此没有过度的夸饰和离奇的神话传说。《两都赋》所涉及的史事也是来源于他的编史经验，研究者将《两都赋》涉及的史实与《汉书》和《东观汉纪》(班固参编)的有关部分相对比，指出两者的关系是吻合的、密切的。《二京赋》被称为“博物之书”(《三国志·魏书·国渊传》)，在铺陈后宫、建章、太液、上林苑、昆明池等宫殿苑囿的壮丽之外，还有对繁忙的街市、往来的商旅、游侠的盛行和市井的风情习俗的描写，如写杂技艺人的表演“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等，真实而详尽地反映了长安的社会繁荣和人情百态。《西京赋》说“学乎旧史氏，是以多识前代之载”，可知对前代的史料也颇多参考。稍后于张衡的王延寿撰《鲁灵光殿赋》专写一座宫殿的建筑，刻画精细、生动逼真，也是主要采用写实的手法。因此，曹道衡先生指出东汉的赋作“也有夸饰，但已很少西汉辞赋那种神灵世界的幻想，笔法趋于写实”。

三 赋体“征实论”的学术动因

汉代的大赋创作，主要是服务于礼乐制度的需要，实用性是其本质要求。比如校猎赋的《子虚》《上林》《广成》、祭祀赋的《甘泉》《河东》、都城赋的《两都》《二京》等，多是围绕汉制度的变迁和争议的创作。许结教授指出：“制度是具有功利性的，在汉代，无论是京都的建置、官仪的制定，或是礼仪礼典的功能，都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其反映于宫廷赋，就是崇尚实用的观念。”制度的变迁体现了功利性的目的，促进了崇尚实用的观念蔚然兴起。因此东汉王充《论衡·定贤》批评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说：“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赋体征实要求的确立与今古文经学的地位变迁有关。《七发》铺叙七事，结之以“要言妙道”，切合了当时黄老思想占据主流，统治者崇尚节俭、提倡无为而治的精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羊春秋》学大师董仲舒得到信用，提倡“天人感应”和谶纬学说，今文经学盛行，大赋的主旨因而蜕变成儒家的道德说教。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尚有黄老余绪，《上林赋》显系揣摩武帝心理，至于《大人赋》则是迎合武帝的迷信神仙长生之术，针对武帝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汲黯列传》)，他既写出了武帝的威风和豪奢，又让武帝现身提倡“节俭”“仁政”等道德。扬雄晚年反思大赋的缺点，讥为“童子雕虫篆刻”“劝而不止”，董治安《汉赋的困厄与解脱》指出“实质上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向着居于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发起的冲击”，扬雄倡导古文经学，他与刘歆年纪相仿又同朝为官，学术取向也正相同，刘歆争立《左传》等古文经，与今文学家论战，扬雄都在理论和实践上给予了呼应和支持。班固作《两都赋》，张衡模拟而作《二京赋》，尽管两赋的造作仅仅相隔二十年左右，但当时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班固的仕途基本顺利，因此赋作多为歌颂，而张衡的仕途充满了坎坷，因此赋作充满批判；班固笃信天命和谶纬，其父班彪曾作《王命论》，《东都赋》也说“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而张衡却反对谶纬迷信，本传说“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班固宣扬今文经学，喜用《公羊传》等学说，而张衡多用《周礼》《左传》和《毛诗》等古文经学。因此《二京赋》比《两都赋》更能体现出博物的特点，更多展现对现实世界的描绘，更加注重典章、制度、史实和训诂等，是古文经学发展的产物。左思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三都赋》以《二京赋》为蓝本进行的创作，而左思的时代古文经学已经取得了学官的地位，因此赋中充分体现了古文经学的要求。

赋体征实要求也是东汉以来史学发展的结果。东汉是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的著名学者都有修史的经历。《东观汉记》凝聚了东汉几代史官的心血，而这些史官多数是文学家。根据吴树平《〈东观汉记〉的撰修经过及作者事略》的研究，明帝时期，班固任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同撰成《世祖本纪》，班固还独自撰述光武帝功臣和平林、新市、公孙述事奏上，此外尚有杜抚、马严、刘复、贾逵四人；安帝时期，邓后诏刘珍、刘騊駼、李尤、刘毅、王逸等人撰修国史；顺帝时期，命伏无忌、黄景等继续修纂；桓帝时期，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邓嗣等人又参与到修史工作；灵献时期，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等人进入东观。如此，参与《东观汉记》的史学家，前后可考者至少有25人，《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别集的有12人，刘跃进的《秦汉文学编年史》明确有文学活动的有16人，再稽之《全汉赋》，现存赋作的有班固、刘騊駼、李尤、王逸、朱穆、崔寔、边韶、延笃、蔡邕等9人，至于贾逵“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后汉书·贾逵传》)，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后汉书·刘珍传》)等，史有记载而赋作遗佚的作家更不待言了。史官善于作赋，还是职业的现实需要。史官随皇帝出驾，主要职能是记言载事，有时不免要应命作赋，比如“上美防功，令史官为之颂”，马防有功，皇帝要有所嘉奖，则令史臣撰文赞美；再如班彪“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皇帝出巡狩猎，史臣要献赋颂。因此东汉的史官多善于作赋，甚至可以说是赋家的主体。班固《两都赋》虽然坚持今文经学的讽谏说，但学风所渐，不自觉地贯彻了史学的征实要求，张衡虽不以史才名世，但时习所染，《二京赋》在《两都赋》征实的进程中更进一步，此后小赋兴起、大赋渐衰，直到模拟《二京赋》的《三都赋》出现，把赋中的史学征实风气发挥到极致。因此说赋体征实的演进与史学独立的历史进程有关。

《三都赋》及其理论是魏晋史学独立的产物。东汉的史学观念尚未建立，班固以刘向、刘歆《别录》《七略》为基础编撰的《汉书·艺文志》，将史部书籍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下，一般认为史部书籍稀少，不足构成一家。钱穆则指出当时史学包括在经学之内，“学术界乃是没有一个史学的独立观念”，逯耀东进一步申论道：“《汉书·艺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学著作篇帙的多寡无关。……是因为当时史的独立概念没有形成，经史没有分立，史学只不过是依附于经学下的一个旁支而已。”到了魏晋时期，史学开始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发展。西晋荀勖撰有《中经新簿》，已将史学列为丙部，与甲部经学、乙部子学、丁部集学等并列，单独成为一类。逯耀东说：“荀勖的《新簿》不仅分划出甲、乙、丙、丁：经、子、史、集的范围，而且将史部书籍自《春秋类》摘出独立成为一部，这的确是中国目录学史发展过程中新的里程碑。后来到东晋初年，李充以荀勖的《新簿》加以调整，将史部和子部对换，成为经史子集的分类形式，四部分类的版型由此初定。”胡宝国从当时史书的并称出发，指出西晋人频繁使用“经史”一词，也意味着经与史的分离，而晋代之后，人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无论是官学和私学，史学都成为独立教授的门类。但官方的承认总是落后于学术的发展，直到宋文帝设立了儒、玄、史、文四馆，才从制度上确立了史学的地位。左思曾受贾谧之请讲论《汉书》，而著名的《咏史诗》更显示出他对史学的熟悉，在《三都赋》的创作中，他“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郞”，以史官的身份大量参考了秘阁图书，史书还说他咨询了蜀吴士人，如蜀国“乃诣著作郞张载访岷邛之事”，再如吴国“吴事访于陆机”(王隐《晋书》)，前后共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篇大赋。《三都赋》着重描写城市的富庶、物产的丰富和风土人情的差异，虽然形式上继承了《二京赋》的传统，但思想上摆脱了“讽谏”的影响，显示出史学的征实特质。

总之，左思《三都赋序》提出的征实要求，既与古文经学的发展和官学地位的确立相关，又是东汉史学发展和魏晋史学独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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