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山毓《赋略》古赋选评及其赋学意义

禹明莲

(贵州师范 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晚明出现大量的辞赋选本及相关评点，是中国赋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山毓编选评点的《赋略》，现藏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部。陈氏尤嗜骚赋，所编纂评点《赋略》，与元明以来文坛祖骚宗汉的复古思潮一脉相承,然其对汉代散体大赋及《文选》均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清代楚辞学兴盛之前，陈山毓及其《赋略》有着承前启后的特征。由于陈山毓英才早逝，学界关注较少。今考述其在中国赋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及意义。

一 为人为文：澹适类靖节之质，惋激似灵均之文

陈山毓(1584—1621)，字贲闻，浙江嘉善人。生于万历十二年，万历四十六年解元，卒于熹宗天启元年，年仅38岁。父陈于王，号颖亭，曾为福建按察使，有惠政。居官廉洁自律，尤喜藏书读书。陈山毓《陈氏藏书总序》云：“坤仪袁先生耽精典籍，爰自蚤岁，迄乎曳杖之年，卷弗去手，故所得书称富。而吾先君雅同斯好，裒聚万卷……先君律已廉字民惠，所至不负其职。晩年巴蜀之行，奔命万里，拂衣一辞。而素位居易正已勿求,六十年如一日，非善读书者不逮。”母盛氏，生平事迹不详，生二子。陈山毓为伯，弟陈龙正，字惕龙，号几亭，是东林名士高攀龙的门生。《明史》卷二百五十八有传，著有《几亭集》六十四卷。关于陈山毓著述，《光绪嘉善县志》卷二十四、《嘉禾徵献录》卷二十九、《明代版刻综录》卷五等文献均有记载。以陈龙正所作《父兄实录》最详,“撰著有文集六卷，龙正为之序行于世，《周诗纪事》、《诗摭》、《诗考异》各若干卷，所裒缉《古今赋略》若干卷藏于家”。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明天启刻本《靖质居士文集》六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部存《赋略》，即《古今赋略》。惜余佚。

陈山毓为人敦伦好善，恬怀雅度，有陶渊明之风，因此被陈龙正谥曰“靖质”。其“没年仅三十有八，先是疾剧，澹然如平时。易箦前三日，为文以自祭。达生安命，天下称慕焉。龙正私谥曰‘靖质处士’。以谓渊明处改革之际，韬其节，节显处士将用未用。抱其质，质彰为靖则同”。二者对死生进退均澹然达观。一般认为，自祭始于陶渊明，陈山毓追慕屈子，认为“《惜往日》、《悲回风》亦灵均之自祭也”。在创作上，陈山毓尤工骚赋，深受时人赞誉。钱继登《陈靖质居士集序》曰：“賁闻生具异才而不露才，酣餔载籍以韬其英，厚其蓄，间能与客默坐，终日不发一词，叩之或不卒应，然腑脏间位置古人，区画今事，井井燦燦，抒为古文辞，奥博迤肆，条郁蔚跂而精神尤专发之骚赋一家”。曹勋《靖质居士文集序》亦云：“吾尝举古人中之二人，曰灵均，曰靖节，莫惋激于灵均，賁闻之文也，似焉；莫澹适于靖节，賁闻之质也，似焉”。高攀龙《孝廉陈賁闻墓志铭》曰：“贲闻异才，其嗜书异于人，嗜书而妙悟异于人，嗜书而嗜骚赋异于人”。以上各家均指出陈山毓尤喜骚赋且异于常人。这一特点在其自作赋中亦有体现。

陈山毓赋作占其文集的半壁江山，深得其同乡浦铣的赞誉。浦铣在《历代赋话》中将其所作赋目全部收录，以广传播，并将陈氏兄弟二人比作晋陆机、陆云。“《居士集》六卷，赋居其半……世罕传其书，予故录其目如右，以配《几亭先生全书》，使邑中子弟，知颍川二难，人各有集，亦如陆氏之平原、清河尔。”陈山毓赋作分别是《撰志》《重离骚》《重九辨》《悲士不遇》《后悲士不遇》《拟招隐士》《感逝》《霖》《抒吊》《五月五日》《七夕》《秋日》《北征》《贞妇》《伤夭》，计十五首。陈山毓自言：

余命觚于兹，凡十祀矣。缘方准员，因情生文，然词赋非一时可就也，故未能多得。盖试自第之：尝为《七夕》、《感逝》诸篇矣，陶垆谢陆，旁及江、鲍，绮绘之遗也；为《愁霖》诸章矣，品拟《江》、《海》，上延枚、扬，是闳衍之系也；为《重离骚》、《九辨》诸什矣，献吉云‘袭其意而异其言’，是婉恻之概也；为《撰志》之咏矣，非拾泽畔，非袭扬、班，其欲成一家之言者乎？然采摭见矣。已矣，无庸吾才矣。

汉代相如百日成赋，扬雄赋成肠出，作赋之难，非大才士不可。陈山毓作赋十年，自知非急就之章。“肇授《楚辞》，退而卒业。心私好之，哀其孤行，尚其妙思，悠悠其味，沨沨其词。入之稍深，趣则靡滋。宋玉、相如、淮南、贾、枚，旁罗既毕，遂娴赋辞。雕虫小技，壮夫为之。耽之靡射，以迄于兹。”可知陈山毓短暂生命里均以《楚辞》为私好，并延及宋玉、相如、淮南等同好。所谓绮绘之遗、闳衍之系、婉恻之概诸赋，实质均祖屈骚而来。梁刘勰论屈子云，“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陈山毓以一己之力分饰多能，对鸿裁、艳辞、吟讽等诸方面均有尝试，可见深得屈骚真味。其弟陈龙正称其赋作水准堪与屈子比肩，“家靖质平生好读赋，所作数十篇。余最爱其《北征》，……文章家推为赋手，学者读之未尝不有资于理道也。《贞妇赋》次之，即掩魏晋以下，而登屈子之坛何愧焉”。即使不在三闾之列，亦不出宋玉、相如之俦。“贾生赋意，班张赋材，子云赋笔，历百世而兼数子之长……即未敢匹三闾，骎骎乎宋玉、相如之俦矣。”而其在明代文坛所编选评点《赋略》，亦可以说是一部骚体赋集批评史。

二 尊选与贬选：以骚体赋为主的选录宗旨

赋集选本的编纂评点，产生于南宋，于明代万历之后出现热潮。今存明代赋集有十余种之多：俞王言撰《辞赋标义》18卷，明万历29年木宁金氏浑朴居刻本；陈山毓辑《赋略》56卷，明崇祯刻本；周履靖、刘凤、屠隆辑《赋海补遗》30卷，明书林叶如春刻本；李鸿辑《赋苑》8卷，明万历本；施重光辑《赋珍》8卷，明刻本；无名氏辑《类编古赋》25卷，明抄本；袁宏道辑、王三余补《精镌古今丽赋》10卷，明崇祯本；无名氏辑《赋学剖蒙》2卷，《永乐大典》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余绍祉《赋草》1卷，崇祯元年歙县刻本；叶宪祖《青锦园赋草》1卷，收入《藜照庐丛书》。

同时，明代《文选》复兴，出现大量的广、续、评注萧《选》之作，并延及赋集编选评点的热潮。编选者往往以昭明为准的，对赋类进行删、扩、补、换等改动。如明王三余《古今丽赋叙》云：“余少冥搜遐览六朝《文选》、《唐文粹》、《宋文苑》，所搜萃以及昭代诸名公，作者如林，至律以丽则之榘，不无□□于其间。”因此，以“丽则”为选录标准，对《文选》等总集中赋体重新择录评点；又有对《文选·赋类》的增添、删减或补遗者，如俞王言《辞赋标义序》：“昭明之衮钺，诚凛凛千载，乃私心所向往，有不忍并捐者。用增三十余篇，以时婆娑燕乐乎其间，而常苦汗漫之难窥也。故为之寻究其原，贯穿其旨，扫旧疏之繁芜，补《纂注》之遗佚。”又云“是编所选，恢拓昭明，收其逸也，旁及《七发》、《封禅》等篇，聚其类也，中间如《高唐》、《神女》诸作，漫而少致，然为赋家之祖，姑依昭明录之”。陆宗达《赋珍序》称施重光：“采昭明之遗英，汇耳目之奇赏。”可以说，赋集的编选评点之风，在一定程度上，与明代选学复兴相关。

值得提出的是，明人复兴选学的根本，乃尊选褒选，建立选学的标准地位。多数人尽管对昭明批评指责，然不敢妄改。如张凤翼明确指出昭明“篇下题名以字者十之八，以名者十之二，既无褒贬之义，殊乖协一之体，今惟称帝则不名，余则皆以名而字与爵里系焉，至如《文选》增定之以骚先赋，以无绪有，虽不无所见，特以非昭明本旨，不敢更彼易此”。然赋集的编纂，虽因缘于《文选》，却与选学极为不同。不仅更改了文体位次，陈山毓甚而对昭明《文选》提出严厉批评：

总集者，辑文人学士所论著，撰而录之者也。萧氏《文选》重而诸家之撰录殆废。然昭明识最下，独贵绮丽，尚堆叠词赋，……自来词人奉萧氏《选》如洛书天球，而古人鸿篇遂不可复睹也，惜哉。说者犹谓稧序之不见录，坐“丝竹管弦”四字。噫嘻，亦以诬矣，愚矣。右军此序犹自古雅澹荡，饶韵致。自昭明诸人意所不喜，何论四字也。故予尝以为《文选》一书是古文词一巨蠧也，亦一厄运也。

陈山毓认为昭明编纂《文选》时偏爱绮丽、堆叠之赋，见识低下，却被时人奉为圭臬，从而导致古人鸿篇巨著湮没无闻，是古文词的蠹虫和厄运。并以《文选》不录王羲之《兰亭集序》为例，对宋人所提出坐“丝竹管弦”之因并不赞同，如陈正敏《遯斋闲览》云：“季父虚中谓王右军《兰亭序》以天朗气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选。余谓丝竹管弦亦重复。”丝竹管弦本《汉书·张禹传》：“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何来重复之说？宋元以来均有学者明确反对陈氏此论。如宋张侃《拙轩词话》云：“前辈论王羲之之作修禊叙，不合用丝竹管弦。黄太史谓秦少游《踏莎行》末句‘杜鹃声里斜阳暮’，不合用斜阳，又用暮。此固点检曲尽。孟氏亦有鸡豚狗彘之语，既云豚，又云彘，未免一物两用。”元韦居安亦对“‘丝竹管弦’语重复，‘天朗气清’非上巳日景象”的说法提出“昭明未必以此八字之故。况‘丝竹管弦’《前汉张禹传》已有之；轻清为天，谓上巳日也，‘天朗气清’亦何害？”诸人对昭明不录《兰亭集序》见解各异，陈山毓则认为王羲之此序乃古雅澹荡，富有韵致之文，非昭明诸人所爱之作，因此不录。在《赋略》的编选中，陈山毓亦内蕴异于昭明的批评观。

首先，陈山毓认为，《离骚》诸篇皆可称赋，不当与赋分途。“予观古来诸书皆称《离骚》诸篇为赋，骚经直可称离骚赋，怀沙直可称怀沙赋，至于余篇，莫不皆然，其谓之骚而与赋分途者谬也。王元美云：‘骚、赋虽有韵之言，其于诗文自是竹之于草木，鱼之与鸟兽，别为一类，不可偏属，然则以为骚而系之诗者亦谬也’。”在陈山毓看来，将骚归之赋则可，于诗则不然。并引王世贞复古之论，矛头直指昭明《文选》以赋置首，接序为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文体的分类观。

其次，颂、赋通称。陈山毓云：“颂者，颂亦赋之通称也。”并按曰：“《九章》有《橘颂》，《大人赋》，史迁谓之《大人颂》；《洞箫颂》，昭明谓之赋，《艺文志·赋略》中入《孝景皇帝颂》。《长笛赋》本称《长笛颂》，《藉田赋》，臧荣绪《晋书》称《藉田颂》，然则赋可称颂，颂之取裁于赋者，即得称赋也。”一方面，昭明将王褒《洞箫颂》、马融《长笛颂》、潘岳《藉田颂》，均入于《文选》赋类，另一方面，卷四十七又另选《圣主得贤臣颂》、《赵充国颂》等5篇颂体，显示出赋、颂文体牵缠、分合不明。考汉人之视赋颂，已多赋、颂并称。如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既奏《大人》之颂”。陈山毓提出，赋体颂用者，可称为赋。显与事实相合。现代学者进一步认为，汉人赋颂不分，要在赋体颂用，赋是主导的方面，赋的铺陈总是以显示与炫耀表现为颂的功用。

再次，八代无文，唐室无赋。《赋略》选赋始于先秦，迄于明代。《正编》34卷，不录宋、金、元三代赋作，《外篇》20卷，选录战国迄明代赋作，《正编》未选之宋赋，则略有增补。书前《绪言》一卷，分“源流”“历代”“品藻”“志遗”“统论”五部辑录历代论赋资料，间有编者按语及评论。“大凡赋擅于楚，昌于西京，丛于东都，沿于魏晋，敝于宋，萎苶于齐梁，迄律赋兴而孑遗鲜矣。宋俚而元稚，又弗论焉。”以古赋为准，大体论述了战国至明代赋体的发展演变，而唐代律赋大兴，则为《赋略》不取。

晚明至清初赋坛受祝尧《古赋辨体》的笼罩，基本持“祖骚宗汉”的理论观点。在赋集编纂时，尊《楚辞》为首，并凸显相如“赋圣”的地位。早在万历年间，俞王言所辑《辞赋标义》卷一至卷五收《楚辞》27篇，并云：“侪马卿于屈平，兄弟也；宋、景、扬、贾，父子也；班、张、潘、左、曹、陆辈，祖孙也；其余皆曾、玄耳。后之作者如林，然唐以绮偶，宋以淡泊，古道衰矣。”陈山毓晚于俞氏，其《赋略》卷一至卷三入选屈原赋25篇、宋玉赋13篇，并曰：“凝情屈、宋，不数张、左，下则枚、马，无取潘、陆，巧因思浚，奇繇情会……灵均非乏瑰奇，长卿亦是员丽。”又清初王修玉《历朝赋楷·凡例九条》之首曰：“赋虽本于六义，体制则有代更，《楚辞》源自《离骚》，汉魏同符古体，此为赋家正格，允宜奉为典型。”因体例不同，明代不以时代编次的总集，其编选宗旨亦以楚为源，以汉为尊。如周履靖《赋海补遗自叙》提出：“余观作赋，始祖风骚，创于荀宋，盛于两汉。迨至魏晋六朝，贾、曹、傅、陆之俦纵横玄圃，司马、江、王之辈驰骋艺苑。”后人追念屈体，形式各样。陆葇《历朝赋格·凡例》云：“夫子删诗而楚无风，后数百年屈子乃作《离骚》者，诗之变，赋之祖也，后人尊之曰经而效其体者，又未尝不以为赋，更有不名赋而体相合者，说详祝氏《外录》。”至明清易代，屈原《楚辞》在赋集编纂中亦经历变革。

清初，康熙朝统治出于对教化的需要，大力鼓吹诗的价值，“赋者，古诗之流”观得到强化，祝尧的影响已不如明代强烈，赋集编选多不再以《楚辞》为首。“元人祝氏著《古赋辨体》以《离骚》为祖，然则选历代之赋，当以《离骚》为始乎？否也。屈子，楚人。《离骚》为楚声，又本于楚狂之《凤兮》歌也。然而《南风》之诗，《卿云》之歌，先之矣。选赋者又当以虞舜为始乎？否也。昭明一《选》，已将骚与赋而分之，至宋李昉、宋白辈选《文苑英华》，止选赋而不选骚矣。此赵子承哉之选，断自西汉，始推而上之，止取宋玉而不取屈原，可谓得选之体也。”缪彤称赵维烈上承昭明《文选》《文苑英华》，选赋而不选骚，并明确反对骚为赋祖的观点。此即亦为清初陆葇《历朝赋格》、王修玉《历代赋楷》与赵氏所选在理论宗旨上的不同之处。又康熙二十五年版陆葇《历朝赋格》录荀子《礼》、宋玉《风赋》，而未录屈骚，王修玉《历代赋楷》亦以康熙御制《阙里桧赋》《竹赋》二篇为首。此期满清统治者镇压与怀柔政策并行，文人士大夫的故国之思、遗民之恨在《楚辞》中虽时有寄托，但也有不少士人对逐渐安定的新朝唱起颂歌。至乾嘉时期，朴学登峰造极，楚辞学才全面复兴。

三 陈山毓对骚体赋的具体评论

中国古代赋论多散见于史著、子书、诗话及赋集的序、跋、凡例或附录中，较少系统的专论。陈山毓在卷首《赋略序》中，围绕裁、轴、气、神、情等五大标准，确立起系统、完善的赋学批评观，亦是《赋略》编选评点的总纲。内涵陈山毓对赋体、赋源、赋家、赋韵等方面的品评，在明代赋集选本批评中独具特色：

(一)裁,即陈山毓对赋体源流、流变的思考。《赋略》对历代所选赋家、赋作进行了重新考订。如陈山毓对宋玉、相如、东方朔等人赋篇的择取云：“《艺文志》宋玉赋十六篇，今定著十三篇；《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今定著六篇；东方朔，按《艺文志》无朔赋，今入七篇。”又论赋之流变曰：

右向、歆父子所定《七略》，孟坚取以入志，其分四种，所以上下工拙。如枚叔、长卿入上等；而称枚皋‘好恢笑，不甚闲靡’，则入第二；东方朔则削而不著是也。其所著篇数亦加去取。如云枚皋赋‘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则不入是也。其所谓‘入扬雄八篇’者，则向、歆所不取而孟坚自入之者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分类标准，本据刘向、刘歆父子《七略》而成。因《七略》及赋篇的阙失，尤其是陆贾赋类基本全部逸亡，致使后人无法探其根本。如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论曰：“今观《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 共二十家为一种；《陆贾赋》三篇以下, 共二十一家为一种；《孙卿赋》十篇以下, 共二十五家为一种；名类相同, 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今诸家之赋, 十逸八九, 而叙论之说, 阙焉无闻, 非著录之遗憾与? ”章氏甚表遗憾。又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篇》云：“屈原言情, 荀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 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 盖纵横之变也。”太炎先生亦是推测。陈山毓则认为《艺文志》的分类当以赋之优劣为准。据现存赋篇，以枚乘、相如赋入上等，而东方朔、枚皋等滑稽恢笑之篇不入或少入，与赋篇层次相符。

(二)轴，指陈山毓对赋体创作中因袭与创新的评价。自赋体产生之日，赋家的祖述与新变亦是赋学批评史上绕不开的环节。对于史上出现的最早赋篇，陈山毓评荀卿云：“卿才实杰出，故《礼》《智》诸篇无所规袭而拔焉特秀，然体局而少变，则不远致。直而少婉，则不通，故后世词人效之者绝少，即效之者，亦略无味也，卿固非赋才耳。”且不论荀子所作《礼》《智》《云》《蚕》《箴》五篇是否为赋一直为学界争议，从辞赋发展史看，后世赋家对荀赋模仿不多。陈山毓肯定荀卿的无所规袭，然对其语言结构则委婉批评。刘勰称赋体“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当属确论，而屈原、宋玉等人赋作则依仿不穷：

宋玉《高唐赋》：“模写形容，大约以雄壮为体，以悽惋为致，此风创自宋玉，至汉而大盛矣。”

班彪《北征赋》眉批：“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斯赋有焉，后之纪行者大率祖此。”

张衡《思玄赋》眉批：“规摹骚经，旁及幽通,颇精工博大,恨未能出新意耳。”

陆机《岁暮赋》：“腾六龙于天布，擒藻处雁行《叹逝》，然伤弱矣。”

柳宗元《惩咎赋》：“刊落铅华，独存风骨，洗齐梁之陋而规抚灵均，其失也槁而无致，所可读者尽此五篇矣。”

王世贞《七扣》：“能出新意，绝无剿词，知兖州之才，才而奇也。”

陈山毓用形与影之别论赋体关系云：“凡准的前藻，赞续厥美者，形法大肖则抚掌焉；然风度非故，若家法顿尽，则直举胸情可耳，又何取傍其遗目，追其体式乎？故夫形之烛影，体立于此，则质成乎彼。夫作者形也，拟作者影也，欲使观者睹此毛发，得彼神情，此拟作者之折中也。”陈山毓曾据《离骚》而作《重离骚》，即力彰屈子志意。陈山毓认为，所谓作者与拟作者之关系，拟作可直抒胸臆，得其意而含其情，不必依原篇而画其形。因此对宋玉、班彪赋的开创之风，陈山毓给予客观评价，而张衡、陆机、柳宗元之赋，不仅指出其对前人的摹拟之处，亦指出不足。如论张衡《思玄赋》未出新意、陆机《岁暮赋》文气伤弱、柳宗元则槁而无致，而对王世贞自出新意之作，则极为赞誉。

(三)气，指陈山毓对赋作所体现出来的节奏的看法。早在曹魏时期曹丕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 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赋作亦是如此。陈山毓云：“窃以为气厚故不匮，气伸故不住，气旺故不衰，气贯故无迹。作者之气正引，读者之气而使不歇，自然行挟风云，字洒珠玉。若乃气一不至，则使读之者索然自尽，声不能高，而气不能扬。”气之厚、薄、旺、衰，是赋篇成败的关键。作为文字博物学家，赋家上穷碧落，下探黄泉，凡天上地下、水居陆生乃至神话传说、古籍字书等包涵的瑰玮奇绝之物应有尽有，古奥雄奇，聱涩牙颊，向被人所讥。然赋圣相如之《大人赋》，武帝读罢“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可知赋篇之气的作用：

东方朔《初放》眉批：气韵自昌。

王褒 《洞箫赋》：子渊为文，方汉盛时，辄有六朝萎靡之气，其于赋亦然，是亦文章一大升降也。

刘向《九叹》：语多欲俳而通章读之犹知是西京物。弇州评康乐诗以为语俳而气古，予与此亦云。

曹大家《东征赋》： 温雅缠绵，特未免闺弱之气耳。

王粲 《登楼赋》：此赋语虽不多，而气完意到，沨沨乎不减大篇矣。

按照时代先后，祝尧《古赋辨体》将赋分为古赋、徘赋、律赋、文赋四种，陈山毓强调的是古赋之气，尤其将是否带有六朝风气作为判断文章优劣的一大标准。如陈山毓评西汉王褒《洞箫赋》有萎靡之气，便认为其是从汉到魏晋文风转变的一大关捩；又如刘向赋虽用俳语，却带有古风之气，因此称为西汉作品。反之，处于汉末魏晋时期王粲的《登楼赋》，气完意到，却是不输汉赋鸿篇巨制之作。此外，陈山毓对女性之作也相当苛刻，如班昭《东征赋》，因风格上之温雅缠绵，便被批评为不免“闺弱之气”。

(四)情，指是否含情是评价赋体的重要标准。汉班固曰“登高而赋，可以为大夫”，刘勰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又论赋体结构曰：“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均指赋体创作因缘情之所起。而情之所发，须内心有所抒发为上，陈山毓云：“窃以为胸无郁结，不必抒词，中有徘徊，才御楮墨，自然吐言逼真，中情妙达。”若胸无感触，为文造情则非。陈山毓评曰：

屈原《山鬼》：通篇悽惋。

屈原《国殇》：悲壮。

司马相如《长门赋》首段眉批：情景最妙，风格最高。

班彪《北征赋》眉批：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斯赋有焉，后之纪行者大率祖此。

班婕妤《自悼赋》眉批：清丽婉转，古今闺媛第一。

潘岳《闲居赋》：高情雅致，几欲冒真矣。

柳宗元《乞巧文》：激昂感慨处有类贾生，而时睹雅奥。

黄省曾《闺哀赋》：中多真情直境。

赋中情志，以凄婉、悲壮、清丽、悲伤、雅致、激昂等发抒郁结为上。元祝尧《古赋辩体》论“两汉体”云“二十五篇之骚，莫非发乎情者”，论“三国六朝体”云“盖西汉之赋，其辞工于楚骚；东汉之赋，其辞又工于西汉；以至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工则情愈短，情愈短则味愈浅，味愈浅则体愈下”，论“唐体”曰“辞者，情之形诸外也；理者，情之有诸中也”。两汉至六朝赋作，因情的减少而每况愈下；唐赋短于情而长于理，故陈山毓不入。俞王言《辞赋标义》批点辞赋的创作缘起均从情理层面去解析，强调汉魏六朝赋体乃含情之作。陈山毓还强调赋中情志的真实可感，如潘岳《闲居赋》中雅致之情，甚至可以假乱真；又如黄省曾《闺哀赋》则多真情直境。

(五)神，陈山毓意谓赋作还应想象丰富，灵动自如。赋体板重，结构大体固定，而赋家用语极尽敷陈之能事，往往为人讥笑。陈山毓对赋作甚而提出“神”之标准，“夫灵均抽辞，江滨岑寂。子虚援毫，意思萧散。皆是神思独往，不以俗物缠心”。其评所选赋作云：

枚乘《七发》畋猎描写眉批：写的森郁雄壮，真令人神跃色飞矣。

班固《幽通赋》眉批：造体雅奥，练字精工，但籍锦列绣所乏生意耳。

班固《两都赋》首段眉批：其原出于相如，质直有余，流动不及。

曹植《洛神赋》：词情艳发，意态横生。

潘岳《西征赋》：写事疏畅，造语闲雅。汪汪万顷而溁洄处，婉转多致，风流蕴藉，不可复得。

柳宗元《晋问》：惜无观涛，纵列种种奇怪，足以发其妙思者，若其造体炼句则越陈思诸人而上之，欲追枚叔矣。

枚乘《七发》向被看做大赋成熟的标志，通过音乐、饮食、车马、游览、畋猎、观涛等七事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然“其驰骋处，真有捕龙蛇，搏虎豹之势”，故令人神跃色飞。反之，班固《两都赋》气度雍容，典雅肃穆，陈山毓批为质直有余，流动不及。《幽通赋》亦缺少生意。两汉之后，陈山毓所选《洛神赋》《西征赋》《晋问》等篇，均有意态横生或风流蕴藉、妙思种种之处。

以上五大标准是陈山毓对中国赋论史的独特贡献。《赋略》最后总结曰：“若乃达斯五秘，运以一心，然后酌古人之旷真，剪前哲之榛芜。竞短长于片言，校宫商于全牍。凝情屈、宋，不数张、左。下则枚、马，无取潘、陆。巧因思浚，奇繇情会。吁谟定命，雅致愿存。杨柳依依，物色斯贵。灵均非乏瑰奇，长卿亦是员丽。窃尝有志，未见其人云尔。”中国古代赋论的发展，始自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而专门的赋论著作则一直至清李调元《雨村赋话》才出现。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评点文学大兴，赋集的序跋评点及附录赋论极大促进了清代赋话的形成。陈山毓《赋略》是明末至清初古赋理论的代表，其对骚赋的选篇与批评，先于清代楚辞学复兴，在元明至清代文坛有着承前启后的赋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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