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俞香顺
(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唐诗“药栏”考辨
俞香顺
(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唐诗中的“药栏”是一个偏正复合词,既不单指“药草之栏”,也不单指“花卉之栏”,而是兼指“花药之栏”。“药栏”是“花药之栏”的缩略。中国传统文化中,“花”与“药”往往是二位一体的,前者偏重于观赏价值而言,后者偏重于药用价值而言。唐代医药学的发展助长了“花药”的栽培。
药栏;药草;花卉
“药栏”一词在唐诗中多次出现,如杜甫《宾至》:“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常苦沙崩损药栏。”检索《全唐诗》,内容中含“药栏”的作品有19首,标题中含“药栏”的作品有4首。唐宋时期,《资暇集》、《野客丛书》等笔记中有关于“药栏”的释义,今人也有探讨。笔者认为“药栏”其实是“花药之栏”的缩略,中国古代“花”与“药”往往是二位一体,称“花”时畸重于观赏价值,称“药”时则畸重于药用价值。
“药栏”一词中,“栏”即栏杆,无有异议,歧义乃在于“药”的理解。或以为“药”是通假字,通“籞”,为墙垣、篱笆之义,“药栏”是一个并列复合词;或以为“药”是“药草”之义;或以为“药”本指芍药,后来泛指“花卉”;或以为“药”兼指“花药”。
1.“药”与“栏”同义,都是围栏、阻挡之义,“药栏”为并列复合词。
唐代李匡乂首倡此说,《资暇集》卷上:“今园亭中‘药栏’,‘栏’即‘药’,‘药’即‘栏’,犹言围援,非‘花药之栏’也。有不悟者以为藤架蔬圃,堪作切对,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汉宣帝诏曰:‘池藥未御幸者,假与贫民。’苏林注云:‘以竹绳连绵为禁藥,使人不得往来尔。’《汉书》:‘闌入宫禁’,字多作‘草下闌’,则‘藥栏’作‘藥蘭’,尤分明易悟也。”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引李匡乂之说并附和;宋代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二引李匡乂之说,但表示了疑义:“然考《汉宣帝纪》:‘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非‘藥’字。……近见(胡仔)《苕溪渔隐》,亦引‘籞’为证。”今人马天祥《“药栏”本义探赜发覆——兼析历代学者之释解误读》通过古音考证,认为“藥”与“籞”可以通假,“藥栏”即“籞栏”,是并列复合词,调和了李匡乂与王楙、胡仔之间的“不和”。
2.“药栏”即“花药之栏”。
《野客丛书》卷十二在对李匡乂之说表达疑义之后,又大量引证唐人诗句,认为“药栏”即“花药之栏”:“……许浑曰:‘竹院昼看笋,药栏春卖花’,又曰:‘栏围红药盛’;张籍曰:‘借宅常欣事药栏’,多作‘花药之栏’用也。”清代钱谦益也赞同“花药之栏”[2](P742)。
3.“药栏”即“药草之栏”
清代施鸿保虽然不赞成李匡乂,但同时也不赞成王楙与钱谦益,认为“药栏”当为“药草之栏”:“今按李说,不独音异,且‘药’即‘栏’,字亦复矣,惟钱笺‘花药之栏’,兼花与药说,亦非。现庾诗‘花径药栏’作对,可见。公诗犹有云:‘常恐沙崩损药栏’,当是种药草之栏。”
4.“药栏”为“花卉之栏”
王士《“药栏”辨》一文否定了前三种说法,并且提供了“最后一种解释”,也是“正确的解释”,即“花圃”。作者认为,“药”之本意是指“芍药”,后来推指“木芍药”,亦即“牡丹”,后泛指花卉。
我们对四种解释略作分疏。第一种说法颇有点深文迂曲、泥古不化。即便在汉代“藥”与“籞”可以通假,但是语言古今移变,很难证明唐代仍有此用法。再者,如果“药栏”是一个并列词、仅指“栏杆”的话,置于唐诗文本中,十之八九扞格不通。如宋之问《别之望后独宿蓝田山庄》:“药栏听蝉噪,书幌见禽过”,上、下句相对,“书幌”毫无疑义是偏正词,“药栏”亦当为偏正词,“药”当指花药。再如李端《山中期张芬不至》:“药栏虫网遍,苔井水痕稀”、钱起《幽居春暮书怀》:“溪云杂雨来茅屋,山雀将雏到药栏”,从对仗之句来推断,“药栏”无一不是偏正词。第三与第四种说法则各执一端、失于偏枯,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最为赅备、停当,药栏是“花药之栏”约定俗成的缩略。
花、药联称,由来已久。按照当代分类标准,药物一般分为生物药物、化学药物、中药。中药大多取材于植物,中国早期的医药著作,如《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中均收录记载了许多的“显花植物”,如传统名花菊花、牡丹、栀子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是集大成者。“花”言其观赏价值,“药”言其药用功能。药用功能为“质”,观赏价值为“文”,“文”“质”彬彬、才为“双美”;“花”为世人共赏,“药”为特殊功用。中国古代的花卉培植种类繁多,这与古代医药学的需求、刺激密不可分。
花与药无法割裂,唐代以前就联袂出现,如《陈书·皇后列传》:“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鲍照《三日》:“时艳怜花药。”徐湛之(公元420年—478年)曾在扬州蜀岗建造风亭、月观、吹台、琴室,史书描述这里的景致:“果竹繁盛,花药成行,招集文士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
中国古代医药学发展至唐朝达到了一个高峰。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朝由朝廷颁行了《唐本草》。《唐本草》亦称《唐新修本草》或《新修本草》,这是国家颁定药典的创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云:“唐人学艺之精者,自诗文书画外,复有二事:曰音乐,曰医药。观其制度,盖皆以为专门之学,广置师弟以教之。教乐则有太乐署,……教医则有太医署。”唐代有一大批文学、医药学的“双栖”之士,一般文人也往往具备基本的医药素养。当时的长安、洛阳两都,都有专门的药园。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十三:“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一人。京师以良田为园,庶人十六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凡药,辨其所出,择其良者进焉。”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宜人坊,半坊太常寺药园,西南隅荷泽寺。”洛阳的药园占地三百亩,面积颇为可观;根据赵衍勇《唐东都药园与乐园辨析》一文的考证,洛阳药园由宜人坊的“太常寺药园”和静仁坊的“官药园”两部分组成。张说《药园宴武辂沙将军赋得洛字》:“东第乘余兴,南园宴清洛”,“清洛”即洛水,此处的“药园”很有可能就是洛阳的皇家药园。北宋时期,洛阳药园故址尚在,文彦博《余于洛城建春门內循城得池数百亩,其池乃唐之药园,因学徐勉作东田引水一支灌其中……野意山情颇以自适,故作是诗》:“药园事迹分明在,尽见云卿旧记中。”
唐代,除了官府药园之外,寺庙以及私家宅院中,往往也有药园或药圃,如于邵《游李校书花药园序》:“崇文馆校书郎李公,寝门之外,大亭南敞;大亭之左,胜地东豁。环岸种药,不知斯在几十步。但观其缥缈霞错,葱茏烟布,密叶层映,虚根不摇,珠点夕露,金燃晓光。而后花发五色,色带深浅,丛生一香,香有近远,色若锦绣,酷如芝兰,动皆袭人,静则夺目:此李公及时之适也。至若上苗可食,下体兼采,子入菰饭,华杂蒲俎。既甘平而性寒,又辛温而执热,癖除而不为去传,风愈而安知及书:此李公谷中之木也。吾徒沐公馨香,爱我药石,皆可右坐,愿为佳游”;王维《春过贺遂员外药园》:“前年槿篱故,新作药栏成。香草为君子,名花是长卿”;韦应物《简郡中诸生》:“药园日芜没,书帷长自闲”;司空曙《药园》:“春园芳已遍,绿蔓杂红英。独有深山客,时来辨药名”;郑谷《远游》:“早晚酬僧约,中条有药园。”
“药”之所在即“花”之所在,上面所引的《游李校书花药园序》即为一例。唐代描述药园、药圃的诗歌中,花色、花香袭人,如陆龟蒙《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药味多从远客赍,旋添花圃旋成畦”、“一雨一风皆遂性,花开花落尽忘机。”杨夔《寄当阳袁皓明府》:“药圃寻花伴客行。”杜荀鹤《访道者不遇》:“药圃花香异。”
唐代花、药并称更是常俗,如孟浩然《还山贻湛法师》:“禅房闭虚静,花药连冬春。”钱起《山居新种花药,与道士同游赋诗》:“新泉香杜若,片石引江蓠。宛谓武陵洞,潜应造化移……但令黄精熟,不虑韶光迟。笑指云萝径,樵人那得知。”常建《张天师草堂》:“花药绕方丈。”种植花药甚至成为可以牟利的“产业”,如白居易《重题》:“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麋林鹤是交游”;许浑《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二首》:“竹院昼看笋,药栏春卖花。”
佛寺、道观中普遍种植花药,这在孟浩然《还山贻湛法师》、常建《张天师草堂》两诗中可以略窥端倪。在自然经济体制下,佛寺、道观往往是自给自足的小“经济实体”;佛教的“慈航普度”与道教的“服食养生”也推动了医药学的发展。中国文化中,除了儒医之外,佛医、道医也比比皆是。唐代的荐福寺种植花药,四时常有、品类众多,王维《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天上海外,异卉奇药,《齐谐》未识,伯益未知者。地始载于兹,人始闻于我。琼蕤滋蔓,侵回阶而欲上;宝庭尽芜,当露井而不合。群艳耀日,众香同风。开敷次第,连九冬之月;种类若干,多四天所雨。……漆园傲吏,著书以稊稗为言。莲座大仙,说法开《药草》之品。”衡阳有“花药寺”,建于南宋景佑五年(1257),当时名为“报恩光孝禅寺”,而衡阳当地人都习惯地称它为“花药寺”。历代主持用花卉炮制药物给病人治病,普救众生,闻名遐迩。近年,也有学者建议恢复佛教药圃的优良传统。
宋代,花、药并称依然常见,我们仅以南宋王质为例。王质有《栗里华阳窝》组诗,“栗里”是陶渊明故里,“华阳”即茅山华阳洞,是南朝陶弘景隐居之处。“二陶”是王质所心仪的先贤,即所谓“渊乎栗里,谧哉华阳。”。陶渊明《时运》其四云:“花药分列,林竹翳如”;陶弘景更是精研本草,著有《本草经集注》一书,这是我国本草学史上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王质也在自己的居所周遭栽种“花药”,王质《栗里华阳窝辞》“栗里花药”其一:“花药之列,无先我梅。宜江宜山,最宜幽溪。其次桃李,色香俱美。”(自注:梅、桃、李取花实皆美者)王质《栗里华阳窝辞》“栗里花药”其二:“花药之列,无先我菊。宜露宜风,大率宜肃。其次兰桂,饶山林气。菊不敢先,迭为仲季。”(自注:菊、兰、桂取色香皆秀者)从王质的诗歌可以看出,“花药”只是一个约定俗称的泛称,其外延还包括木本的果木、花木,如桃、李、梅、桂等。
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总结了花药之利,卷九十八“通用诸方·药品类第一”:“今世士大夫人家,多植花卉。其中杂植药品,仓卒可以救人,何等方便。如葵花可以催生止痢;菊花可以明目清心……诸如此类,不可胜记。凡园中与花卉并植,一则可以清玩,次则可以捐疴。急救博施,惠而不费,济人利物,不亦仁乎!”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花”与“药”很难截然分开,“药栏”是“花药之栏”的缩略,兼指“花”与“药”;如果单指“药草之栏”或者“花卉之栏”,均失之于偏。
王士《“药栏”辨》一文断言:“很难设想,这些士大夫们栽花不是为了观赏而为了制药!”这是不了解中国花、药一体的历史传统之误。唐代许多文人自己种植花药,以供治病。就以王士先生文章中提到的“药”的狭义“芍药”而言,不仅花姿绰约,其实也是传统的药材,张九龄《苏侍郎紫薇庭各赋一物得芍药》:“仙禁生红药,微芳不自持。……名见桐君箓,香闻郑国诗。孤根若可用,非直爱华滋。”“桐君”相传为上古时期的药学家,擅长本草,著有《桐君采药录》。柳宗元被贬南方期间,除了种植仙灵毗、白术、白蘘荷之外,还种有“芍药”,“芍药”对于他的痞气颇有功效。
如果“药圃”或“药栏”中所种植的是芍药的话,一般会称“红药圃”或“红药栏”,如白居易《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春抛红药圃,夏忆白莲塘”;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伤宅”:“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
“药栏”与“花药栏”实为同指。李德裕《忆平泉杂咏》有“忆药栏”诗:“未抽萱草叶,才发款冬花”,他另有《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花药栏”:“蕙草春已碧,兰花秋更红。四时发英艳,三径满芳丛。……”,诗前有小序:“花药四时相续,常可留玩。”可见“花药栏”即是“药栏”。我们再以宋代的“花药栏”诗例来参照,如王仲修《宫词》第九十:“花药栏干小雨晴,差差燕子拂帘旌”;方岳《明日登后山用韵》:“草塘唤就荷葭坞,竹径生成花药栏。”禅宗五家之一的云门宗有著名的“花药栏”公案,《碧岩录》第三十九则“僧问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门云:‘花药栏。’僧云:‘便恁么去时如何?’门云:‘金毛狮子。’”
唯其花、药混同,“药栏”饶富花色、花香,如钱起《中书王舍人辋川旧居》:“藤长穿松盖,花繁压药栏”;柳珪《送莫仲节状元归省》:“想到故乡应腊过,药栏犹有异花薰”;岑参《初授官题高冠草堂》:“山花醉药栏。”
综合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唐诗中的“药栏”泛指“花药之栏”,不必计较拘泥于“药草之栏”或者“花卉之栏”。中国历史上,许多花卉本来就兼具药用价值。唐代医药学的发展也助长了“花药”的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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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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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香顺(1971- ),男,江苏溧水人,文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花木文学与花木审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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