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陈一酿，郁馥起东瀛——读肖瑞峰先生《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

许伯卿

(常州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读肖瑞峰先生《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

许伯卿

(常州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我一直对域外汉学研究和研究域外汉学的学者，持有深重的敬意。原因很简单，这是必须精通至少两种语言文化才能成就的事业。而每次拜览这样的著作，也总能使我扩展眼界，增长见识，获得丰富而愉悦的阅读享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初阅读程郁缀与高野雪二先生所译、日本著名汉学家神田喜一郎所著《日本填词史话》时的兴奋。如今，著名唐宋诗词研究家及域外汉诗研究家肖瑞峰先生所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刊行之《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一书，又一次使笔者体验到阅读域外汉学研究论著所独有的兴奋和钦服。

细读《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全书，笔者有以下几方面的感受和理解，需做较为详细的申述。

首先，本书选题极具开拓意义和示范作用，从而使域外汉学研究别开生面。

肖瑞峰先生是国内域外汉诗学研究的权威学者。他的日本汉诗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并于1992年出版专著《日本汉诗发展史》，被学术界誉为“海外汉文学研究的拓荒之作”。眼前这部《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则是肖先生日本汉诗研究的最新力作;不过，角度和内容却是新的，乃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在日本的衍生与流变情况，从而使域外汉诗学研究，域外汉学研究，都别开生面。

对此，肖先生自己在本书《内容提要》开篇处也欣慰地写道:“本书试图通过对日本汉诗的总体检阅，系统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在更浩瀚的学术时空中观照中国古典诗歌的深远影响。全书不仅以宏通的视野考察了覆盖东亚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文化东渐的渠道和方式，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得以衍生于东瀛的历史原因，而且细致入微地辨析了日本汉诗的发展阶段及其阶段性特征，清晰地勾勒出其盛衰起伏、递嬗演变的轨迹。此外，本书还在较深的层面上透视了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渊源关系，并进而揭示了时代风会、生活环境、审美情趣、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因素在诗歌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多元综合作用。”

如此胸襟与眼光，如此构架与手法，既与肖先生对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熟稔直接关联，也与他一贯倡导“文学史研究在由微观走向宏观、单一走向多元后，有必要从域内走向海外”(见本书《绪论》开篇)的学术主张关系密切。科学理论的超前指导，可以使学术研究免于陈腐和繁冗，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不断拓进，永葆学术创新的活力和机制，肖先生的东瀛汉诗研究和汉诗东衍研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与此前出版的《日本汉诗发展史》，遥相呼应，互通互补，互生互发，共同构建起肖瑞峰先生日本汉诗研究的系统工程。如果在域外汉学研究的大框架内审视这部论著，本书突出而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学术地位，便愈加凸显出来。有了它，肖先生本人的日本汉诗研究更加完整，形成体系，而整个域外汉学研究，也从此有了足以垂范学林的典型。

第二，基于“大文学史观”的四个“两相结合”，使域外汉学研究有了可以依循师法的框架体系和路径方法。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成就斐然的著名学者，肖瑞峰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已形成一套成熟而完善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将CEUS分为两个过程，即增强期与消退期，以周围肌壁为参照物，若病灶达峰时间早于周围子宫肌壁，为早增强；反之，为晚增强；消退期同理判断。增强强度高于肌壁为高增强；反之为低增强。

在本书《绪论》部分，肖先生在学术界首先提出“大文学史”的概念，并揭橥其研究门径和研究内容:“它除了应当兼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独特的学术构想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外，还应当具备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全新体系。这就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拓展——‘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古今、中外打通、兼容，从而形成时空合一、纵横交错的“大文学史”。

为使阅读者、研习者对他所倡行的“纵”、“横”交织的“大文学史观”有更为具体、深入的理解，肖先生又从“纵”、“横”两个路线和层面，对“大文学史”的具体内涵，进行了更为详细而明晰的阐述:

前者意味着，所谓“大文学史”不应当是微观研究的累积，不应当是彼此割裂的作家作品论的简单连缀、生硬拼合与机械叠加;而应当以其紧密的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呈现出“史”的继承性与发展性。换言之，对文学发展链条上的每一细微环节，它都不能作孤立的静态描述，而必须在有机的动态考察中进行宏观把握，抽绎出“发展”、“演变”的线索，显示出“史”的过程与趋向。这也就意味着，所谓“大文学史”，应当是一部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各体文学体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历程的宏观文学史。后者则意味着必须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将视野拓展到曾经覆盖东亚地区的汉文化圈，将衍生与演变于其中的海外汉文学，尤其是蔚然可观的海外汉诗视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分支，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这正是我们在此所要着重讨论的话题。

域外汉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本土文学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在李白、王维等唐代诗人眼中，阿倍仲麻侣就是好朋友晁衡;大难不死的晁衡返唐后也终生仕唐，埋骨中原，而《文苑英华》和《全唐诗》也毫不含糊地选录了晁衡的诗篇。又如日本名僧空海，即遍照金刚，其所著《文镜秘府论》，也同样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论著。事例众多，恕不一一。

因此，从“大文学史观”出发的域外汉文学研究，绝不是一个学者出于门户自重之需，来为一己的研究对象做合理性、重要性辩护，寻求理论支撑，以争取学术地位。情况正好相反。中国文学研究要想成为一块完璧，有更多的自足性、自生性，就必须将域外汉文学纳入研究范畴。道理很简单，域外汉文学不但是中国文学辐射力、影响力的明证，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在互联网、全球村的今天，提倡这样的大文学史观，更见自然，也更显迫切。若能域内域外兼容并包，等量齐观，作总体和整体的考察和研究，也就更能够从中梳理出中国文学衍生与流变的规律与方向，从而为中国文学探寻、建设更为宽广、更为健全的发展道路。

在长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实践和学术研究过程中，肖瑞峰先生以他的“大文学史观”为指南，逐步摸索并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域外汉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这就是:纵向的兴衰因革研究与横向的源流正变研究相结合，域外汉诗研究与汉诗外衍研究相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透视相结合，理论阐发与文史考辨相结合。这四个“两相结合”，逐步构建起域外汉诗学研究的框架、内容和方法，同时也为整个域外汉学研究确立起可以依循师法的理论方法。

第三，思考成熟，厚积薄发，史论结合，论述透辟，新见迭出。

吾师钟振振先生尝云:大凡学术著作，速成者必速朽。一部精品力作的诞生，是研究者胸襟、学养和心血的结晶，是无数个日日夜夜孜孜矻矻、铢积锱累的结果，有的要花费著者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光。肖瑞峰先生《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一书，从思考到完成，时间跨度则在二十年以上，说“十年磨一剑”，仍嫌轻淡了。眼下这个时代，人们追求“短”、“平”、“快”的生活节奏，沉沦“细”、“碎”、“乱”的人生境界，附庸“套”、“空”、“蒙”的游戏规则，而学术和学者亦未能幸免;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肖先生的治学风格和治学历程，想来竟有些悲壮的色彩。不过，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本书甫一问世，便得到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好评，誉之为“海外汉学尤其是日本汉诗研究不可多得的力作”。

有卅年研究域外汉诗的基础，有廿载考察汉诗外衍的功夫，有教育部课题和一系列论文的不断锤炼、小结，肖瑞峰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这一研究对象，已是烂熟于心，丘壑在胸。一部以20年光阴为前提进行思考和打磨的论著，最后定稿乃仅有20余万字，是完全当得起“厚积薄发”这四个字的。在如今以“厚重”(指物理学上的高度与重量)为时髦的著说风气里，这种谦逊治学、扎实为文的品格与作风，尤其值得表彰和弘扬。

但是，我们来听听肖先生在本书《后记》中的感慨:“一本书的写作过程延宕至十年以上，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客观环境以及工作目标、生活内容的变化，但细细推想，似乎也与自己此前一直未能找到一个从心底里认同的逻辑终点有关。这个逻辑终点现在勉强找到了，但是否能与本书的逻辑起点相呼应、相契合?这恐怕只有请读者诸君鉴定了。”又说:“‘十年磨一剑’，这是时下学界大力倡导的精品意识。我自问尚知天高地厚，不敢以此自况本书的写作过程。但我会把它作为今后的努力方向，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从这些谦逊、诚朴的肺腑之言中，我辈后学感受到的，既有前辈学者的谦逊、坦荡风范，也有为学当持之以恒、不可急功近利的谆谆教诲。同时，笔者以为，本书的完成虽跨越廿年，但其逻辑起迄点，思路理致，却是一路虹旌迢递，环环相扣，首尾呼应，展则为游龙，合则为完璧。

由于思考成熟，厚积薄发，全书史识文心互生互发，相得益彰，是史论结合的典范之作。充满真知灼见和思辨色彩的精彩议论，随处可见，如探幽访胜，让人流连忘返。肖先生的论述，很少是静止、孤立地进行的。他不仅能让读者知其然，而且解说其成因，展示其过程。他似乎总能为他的研究内容和讨论对象，提供一张峰回路转、风情万种的“坐标图”、“关系网”和“运行表”。如第三章论“浙东唐诗之路”对日本诗歌的深曲影响，肖先生写道:

没有谁能否认，“浙东唐诗之路”既牵系着平安朝诗人的情思，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题材领域和意象仓廪。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论。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遣唐使频繁赴唐的奈良朝的汉诗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篇涉及“浙江唐诗之路”;与此相反，在遣唐使制度废止后的平安朝中、后期，咏及“浙东唐诗之路”的篇什虽不至于俯拾皆是，却稍觅即得。这里究竟有什么奥秘呢?如果仅作静态的平面的分析，也许会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只要对奈良、平安朝诗坛的风气变迁加以动态的立体的考察，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由于中国古典诗歌“代有新变”，所以日本汉诗摹拟的对象也就不断发生转移:由六朝诗转移到唐诗，再由唐诗转移到宋诗。这种转移的过程，亦即诗坛风气变迁的过程。但日本诗坛的风会变迁，并不是与中国诗坛同步进行的，而要落后于中国诗坛半世纪或一世纪。于是，中国诗坛上的“昨日黄花”，往往成为日本诗坛上的最新标本。

这样的论述，馈赠给读者的，就不仅仅是静止的知识或结论，而是动态的认识和探究。聪明的读者甚至可以由此更进一步，去发现属于他自己的新东西。

阅读全书，那些由具体考辨而获得的新观点、新认识，直如行走山阴道山，应接不暇。举一显例。周一良先生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未能引进科举制，是因为“缺乏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条件与土壤”，这一观点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本书第一章《中国文化的东渐与日本汉诗的发轫》第三节《中国文化制导下的东瀛文化政策与日本汉诗的推进》，通过详细分析菅原道真的《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组诗，指出“日本虽然没有完全照搬中国唐代的科举制度，却在某种程度上对科举制度进行过移植，并在一定范围内举行过具有本国特色的科举考试”，其结论更加客观，也更接近事实。

第四，全书文心细微，思理条畅，词采英茂，学理风骚并作。

本书虽是一部学术论著，材料丰富详实，论述严谨周密，读来却无一般学术著作习见的堆积罗列、枯燥乏味或艰深晦涩之弊。全书文心细致，思理条畅，词采英茂，语体俊逸;更为难得的是论及诗人、诗篇、诗心，笔端每每饱含感情，而论辨剖析则往复推敲玩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这固然与作者史识、文心兼备有关，同时也是作者深谙创作规律，洞悉人情事理，修辞技巧圆熟，内具作家、诗人之慧的表现。储德以修辞，自由以自律，这或许可用来概括肖先生为文的追求和境界。

在笔者看来，肖瑞峰先生其实首先是一位作家。其文有朱自清的诚朴，巴金的热情，方纪的俊逸，当然还有学者固有的严谨和简练。读肖先生为纪念杭州大学老校长沈善宏先生而作的《独将青眼向后学》一文，真实、感人、俊拔、熨贴，不掉字袋而书香满纸，不隐世情而风雅协奏，委实是不可多得的散文佳作。

《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一书虽然不是文学创作，但受作者深厚人文素养和一贯修辞风格的影响，每以作家眼光和诗人心理，去考量诗坛、诗人和诗作气象万千、幽微曲折的精神世界，故其论述颇多设身处地的深情厚意，和涵泳反刍的演绎思辨，使学术著作也变得深厚、温情、摇曳甚至激荡起来。

且看第四章《东瀛汉诗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变革与改造》第一节《作家篇:菅原道真与中国古典诗歌》，论菅原道真思想特色形成的原因时写道:

深厚的家学渊源，神睿的汉诗天赋，黾勉的实践精神，这是道真得以成为诗坛巨匠的三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但这还不是全部条件。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还是其曲折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如果不是生活道路上遭遇到一系列挫折，从而跻身于蒙受不白之冤的失意者的行列，体验到谪居穷乡僻壤的困顿和心迹无可告白的愁苦，并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底层以及在社会底层生活的贫苦百姓，逐渐由“诗臣”蜕变为“诗人”，那么，他在诗中所表达的感情与那些春风得意、居高临下的名绅显宦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他所构筑的汉诗世界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广阔而饶有底蕴了。而归结到话题上来，平安朝诗坛的冠冕也就非他莫属了。“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分别为杜甫和欧阳修总结、概括出的这两句具有普遍意义的名言，由道真的汉诗创作道路可得到又一次验证。

清人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其《史德》篇云:“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其《文德》篇云:“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也，气摄而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处地也。”以此相推，肖先生论道真，设身处地，往复权衡，考辨冷静周详，下语公允的当，不曲护，不刻薄，而仁义流贯其间，诚可谓史、文二德兼备者矣。

肖先生品评诗歌作品，更是冷暖在心，体贴入微，峰回路转，新境不断，而又浑然一体。随便举一例。如第四章探讨菅原道真“改进了汉诗的谋篇工艺”，举其《叙意一百韵》为例，论至“形驰魂怳怳，目想涕涟涟。京国何日发?故园来几年”四句，有云:

这是一种明知无望却不甘绝望的怅问，比前半篇中“望关眼欲穿”云云融入了更多的苍凉与更深的忧愤。这也就意味着，作者虽有些喋喋不休，却并没有重复前文，而是通过诗意的回旋，使情感层递上升，不断转出新境。这以后，作者继续以善于腾挪的诗笔辗转生发，将“祖业儒林耸，州功吏部铨”的自矜家世之感、“责重千钧石，临深万仞渊”的自伤身世之情，以及“国家恩未报，沟壑恐先填”的竭忠尽节之心、“风摧同木秀，灯灭异膏煎”的愤世嫉俗之意，一一驱遣笔端，化为色彩斑斓的艺术画面。篇末以“叙意千言里，何人一可怜”二句作结，一则点明题意，二则总括全篇，三则回应前文，从而使得首尾圆合，更具浑成之致。

这样的赏析文字，也许唯有“敬以恕”和“设身处地”二语，方能概括它了。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肖瑞峰先生的域外汉诗学研究，一方面固然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宏大视野里进行，把域外的汉诗创作，或汉诗的域外流衍，当作中国文学的有机构成进行研究;但另一方面又丝毫没有旧时代文人容易滋生的文化沙文主义的阴影，而是以平等心、平常心和平静心，来考察和剖析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深广影响。所以，读肖先生的文字，明知他叙述和讨论的是异邦诗人、异邦诗歌，却有家人围炉叙话，或挚友契阔畅谈的感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肖先生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世界眼光和博大襟抱。

总之，肖瑞峰先生所著《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一书，体大思精，别开生面，材料详实，内容丰富，论述深透，新见迭出，文风扎实，宅心仁厚，是域外汉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收获。它的出版发行，必将对当代域外汉学研究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和推进作用。

责任编辑 雷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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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2491(2015)01－0112－04

许伯卿(1967－ )，男，江苏海安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诗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