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嗣奭的《杜臆》及其诗歌

杨旭辉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王嗣奭的《杜臆》是一部颇有卓见的杜诗研究著作。这一切无不得益于著者王嗣奭数十年的孜孜勤勉，倾心沉浸于杜诗的情感世界和艺术境界中，与老杜类比同道，应若同声。唯有如此，才能够做到“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向来积疑，多所批豁，多所驳正”，因而在笺释杜诗中，精彩之见解迭现。清代学者仇兆鳌对《杜臆》一书推重备至，在其《杜诗详注》中援引颇多，并认为：“宋元以来，注家不下千百……其最有发明者，莫如王嗣奭之《杜臆》。”亦唯如是，他的诗歌创作亦颇能得老杜之胎骨。本文所论唯侧重于王嗣奭的杜诗研究与其文学思想、诗歌创作的互动，至于王氏之生平与《杜臆》的相关情况，顾廷龙《影印本〈杜臆〉前言》、刘开扬《〈杜臆〉前言》、柴德赓《关于〈杜臆〉的作者王嗣奭》诸文叙之甚详，不赘。

王嗣奭与杜诗结缘，始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这一情缘，随着时日的推移以及与杜诗的渐臻深契，竟为王氏终生不倦不弃者。王嗣奭在《杜臆原始》中说：“万历戊申，余生四十三年矣。居先子忧，始遍阅古人诗。阅及老杜，觉有会心；随覆阅之，光景又别。愈阅愈深愈远，若探渊海，汹然不得其涯，靓然不测其底也。然于诗之为道，似觉憬然自信，而泓然入有余地。……至己未，吏隐宣平，复阅杜集。妄欲精选一帙，附以笺语，忆旧笺茫如矣，而暗合尚多。归而友人杨南仲究心老杜，方著《水中盐》，又索观余笺本，而窜改混淆。欲手录畀之，而多所未安，且寥寥不成书也。偶有触发，遂逐章作解。易解者置之，不易解者姑置之。解及之章，十可七八，引伸触长，往往得未曾有。盖精之所注，行住坐卧，无非是物，夜搜枯肠作真人想，朝拈枯管作蝇头书，八十老人不知倦也。”作为中国古典诗歌集大成的杜诗，王嗣奭藉此而对诗之道“泓然入有余地”之感悟，绝非虚语，诚足以说明王嗣奭对杜诗的体味是全身心的投入，故有“余觉会心”之叹。杜诗的沉郁与顿挫，都是人生阅历与生命感悟的结晶，在读者而言，自应在岁月的迁逝中逐渐提升对其内蕴的感悟，因而也就会有王嗣奭所说的“愈阅愈深愈远，若探渊海，汹然不得其涯，靓然不测其底”。王嗣奭以毕生的精力笺释杜诗，直至八十高龄尚不觉倦，而在他完成《杜臆》之后尚有这样的言论：“吾以此为薇，不畏饿也。”不禁令人惊赞称奇。

自从接触了杜诗之后，王嗣奭对老杜的喜好已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终日魂牵梦绕。李嗣邺说他“尤嗜杜少陵诗。尝梦与执手共赋诗，后以涪事至锦官城，过草堂，拜少陵祠下，仰瞻遗像，仿佛梦中。”此事为后来如《鄞县通志》等很多文献所引称，实源于此，而征之以王嗣奭之诗，李杲堂之传确然。仇兆鳌《杜诗详注》末附王嗣奭四首诗歌，皆为梦中与杜甫谋面以及游览草堂而作，其《忆昔》一诗之序云：“余尝梦访少陵于浣花草堂，典衣沽酒，对酌谈诗，三十年往矣。临老入蜀，兹梦是践，草堂距涪千里，以赴勘始至数也奚尤。噫！神交诗圣，获登草堂，拜瞻遗像，虽历轗轲，未为非幸也。”《浣花草堂》则更是将他游历草堂后的兴奋与激动溢于言表：“诗圣神交盖有年，到来追想一凄然。浮云转盼失苍狗，古帝游魂空杜鹃。背郭堂成辞郭去，惊人句好任人传。黄精未必生毛羽，名不刊时骨是仙。”所以《杜诗》自是王嗣奭东西蓬转时的随身必备之物，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精之所注，行住坐卧，无非是物，夜搜枯肠作真人想，朝拈枯管作蝇头书”，至老而不倦。在数十年的时日中，只为笺安一诗乃至一字一句，往往是“三复始得其解”，遂“颇觉会心”，“潜思累日，始得其解；而时事伤心，不觉泪堕。”其中最为卓绝艰辛的则是对《新安吏》一诗的解说，前后竟长达一个甲子的周期，王嗣奭深有所触地说：“余年二十而读此诗，年八十而于枕上得此解，为之一快。”因而这也成为他最满意的一则注解，这其中饱含融铸了他对人生、社会、历史的体会和深沉的感慨。

王嗣奭曾与同乡友人杨南仲切磋，一起进行杜诗研究的，杨南仲所著名曰《水中盐》，全祖望曾对二人的注杜之异同有过一番精到的评骘，不妨引述如下：“杨尚宝德周，字南仲，一字浮先，学者称为次庄先生……涪州注杜诗，详其旨趣；先生注杜诗，核其事迹，其著尽同。”杨南仲之注杜实可视为《钱注杜诗》以史证诗之先声，而王嗣奭在注杜中亦未尝轻忽事迹，因为只有事迹之明了，才能做到“详其旨趣”，这绝非笔者的臆断之论，只要看一看王氏的《杜臆原始》即可，所谓：“臆者，意也”，“‘以意逆志’，孟子读诗法也。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向来积疑，多所批豁，多所驳正，恨不起少陵于九京而问之。”欲得其旨，必得先论其时与世，是则杨南仲于杜诗事迹之考索裨益王嗣奭者不在少也。有了这样的注杜状态，王嗣奭便尤能发抉杜诗中深郁的神髓及其顿挫之情致。所以，晚年的王嗣奭在《杜臆脱稿覆阅漫题》诗中有云：“佳句死耽怜性僻，臆笺遥溯快情真。每诠苦境苦到骨，及疏愁肠愁杀人。论事迂疏史臣陋，逢时轗轲皇天仁。学诗闻道企游夏，炼世得仙轻惠询。蒿里从来遗憾少，草堂一番晤言亲。已招稷契作前辈，应许偊翁为后身。”研究杜诗并真正沉潜到诗人的情感世界之中，与其同呼吸共悲欢，“每诠苦境苦到骨，及疏愁肠愁杀人”，正是这样状态的形象而又最直接描述，与那些不关痛痒看似四平八稳的注释比较而言，《杜臆》不知要高明几许。正是因为这样，研究者才会在与杜诗的心灵交会中，形成强烈的共鸣和自我情感的释放，这正是王嗣奭所谓的“臆笺遥溯快情真”。

“已招稷契作前辈，应许偊翁为后身”，这是王嗣奭的自我期许，观其一生之行事与诗学观念及诗歌创作，应不愧为杜陵后身矣。王氏以为自古及今，犹未见有老杜之“真知己”，“自宋迄今，诸名家尸祝老杜，字摹句剽，不遗余力矣。顾多依貌而失神，又或弃瑜而收瑕。仪貌者如优孟之学叔敖，衣冠仅肖；而收瑕者，如爱其人，并其啽呓而效之者也。”明代诗坛上前后七子的标举盛唐，效法杜诗，在王嗣奭看来，无非就是依貌而失神，拘局于具体而微的小节里，描眉画角，王嗣奭所谓：“北地可称具体，而摹剽未离优孟；历下得其一节，而虚憍妄欲凭陵。”这样都不能得杜诗，再大而言之，都未能得诗歌之本义，因为“诗者抒写性情之物也。性情万变，诗亦如之。”而后王嗣奭有一大段诗歌史的概述，而将杜诗置身于这一历史的进程中，准确地勾勒出杜诗的文学史地位：

试读《三百篇》，宁可持概而量哉？流而《离骚》，发自幽愤，以不免文胜于情。自汉而魏，日以渐离；沿至六朝，风云月露巧相取媚，以诗为诗，非以我为诗，而性情之道远矣。是何异饰木偶而与相揖让也！吾谓千余年来，以我为诗，独有陶、杜两君。陶冲夷旷远，自成一家，有其趣不患无其诗，盖发于性情而未极其变，故蹊径一而易工也。少陵起于诗体屡变之后，与书无所不读，于律无所不究，于古来名家无所不综，于得丧荣辱、流离险阻无所不历，而材力之雄大，又能无所不挈。故一有感会，于境无所不入，于情无所不出；而情境相傅，于才无所不伸，而于法又无所不合。当其搦管，境到、情到、心到、力到；而由后读之，境真、情真、神骨真而皮毛亦真。至于境逢险绝，情触缤纷，纬繣相纠，榛楚结塞，他人攦指告却，少陵盘礴解衣。凡人所不能道、不敢道、不经道、甚而不屑道者，矢口而出之，而必不道人所常道。故其绝尘而奔者以是，舞交逐曲者以是，间有堕阬落堑者亦以是。

这段议论独具手眼，这才是杜诗的“真知己”。如此沉醉于杜诗，又以老杜后身期许，然当友人福建莆中名士黄光“读余诗一篇，击节，谓得少陵胎骨”时，王嗣奭并不以为意，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是“私窃疑之，且余为诗时，未尝袭模少陵，盖少陵诗不易学，亦不可学，何胎骨之能得？”他所谓未尝袭模，并非完全否认自己的诗歌创作与老杜的密切渊源，而是在强调自己并不如世人那般只注重于“具体”的“皮毛”、“小节”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诗歌得益于杜甫，“一言以蔽之曰：以我为诗，得性情之真而已。情与境触，其变无穷，而诗之变亦无穷也。”这是他数十年研究杜诗的心得和体会，也是他胎质于杜诗之所在，这一点在他的诗歌观念中尤为鲜明显著。

诗歌是不能摹袭的，这是王嗣奭对诗歌最重要的观点和认识，所以他一直坚持诗歌必须“发为声诗，内协于情性之所适，而外触于景物之所迎，法往禀古，不作古人之优孟，辞来切今，不堕今人之杜撰，清和隐鬯”，这样方可卓然成家。虽然杜甫是他最喜爱的诗人，甚至也自我期许为杜陵后身，但他却反复强调“禀刑古人而不优孟古人，取材于古而不饾饤古人，吐所欲言，抒所自得，而不效杜撰于今人”，要得古人之神，唯求“境到、情到、心到、力到”，而后自会“境真、情真、神骨真”，而不区区于形貌之类的皮毛相似，其最终便可臻至“不斫削而工，不粉饰而妍，如芙蓉之乍吐，如春柳之濯濯”的境界。

王嗣奭的诗歌最能够承继杜甫的是其现实关怀的精神与传统，以叙事之笔法直接表现社会的作品尤多。在晚明黑暗动荡的政局中，社情之实相正如王嗣奭《遣怀》诗中所说的“捐助开贪径，穷搜不说赃。几何充国计，什九在家囊。公帑都如洗，民脂大可伤。”他就曾以一首几近调侃，却又令人心酸的小诗《小儿言》，通过小儿的视角，反映出晚明时期连小儿都尽知的普遍社情：吏治腐败之至，极具批判现实的力量。他在此诗作的序言中说道：“外孙鲤儿尚稚，见余衣敝，问何不新制，余戏曰：无钱。对曰：翁曾做官，何得无钱？闻其言，不觉太息。设官为民，岂为钱耶？而今以后钱为官业，习尚所渐，童心亦喻，民焉得不穷而世安得治也？因记以志慨。”故而他痛心疾首地写道：“羔羊回俗未称贤，硕鼠成风不觉愆。黄口小儿犹说我，做官那得会无钱？”他的《偪阳道中》是《明诗纪事》所收的唯一诗作，亦如杜诗般将自己沿途所见民生凋敝之情状作了详尽的描写，并以泣血悲歌的情怀形诸笔端：“去岁伤秋潦，洪波尚淼然。翳桑栖水蛤，废里过江船。泽国人烟外，饥民驿路边。明霞餐不得，泪眼向高天。”

面对国力的衰颓，他也从没有放弃一切努力的机会和可能性，无论他是在福建任地方官员，还是在四川为州牧。崇祯六年癸酉(1633)，他就任“极冲疲、极废坠、极烦苦之地”的涪州，满怀着“税驾之忧”，“更切伤生之惧”，兢兢业业地为官，虽然“饥不遑食，劳不暇身，丙夜而睡，见星而起，犹恐不洽”。然而身处末世的官场政途却是“吏习贪而不畏法，民习顽而不畏官，征输不前，盗贼多有”，最终却因为自己“赋性臃肿，不与世谐”，在“颇称繁剧”的官场中落得个“遂至铩羽”，“可胜汗颜”的结局。考之《夷困文编》，则王氏罢职涪州一事甚明，由中亦可见吏治昏聩混乱之一斑。崇祯八年张献忠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破夔州、窥万州，破竹之势，距涪止三舍，时守道兼摄兵备奉命督军守城，却挈家远避，郡州民沸，涪城中奔逃者众，禁之不止。王嗣奭恐有奸民盗魁藉生内变，遂集合城中勇士歃血定盟，誓死协力拒守，其誓词中有云：“某自揣谫庸无他伎俩，唯是洁己爱民……当其无事，所不壹意为民，而为自润计者，明神殛之；兹当有警，所不效死以守，而为自全计者，明神殛之；生为涪官，死为涪鬼。五内铭镌，止此而已。”而此举竟遭道台之忌恨，遂加“莫须有”之险陷，所谓“揭报款款虚捏，而勘官款款实填，有案不阅，有证不凭，”遂有“白日丽霄，陡然深夜”般之冤狱兴，最终王嗣奭只得被迫离职。在经历这件事后，王嗣奭以诗歌作为自己抒怀之唯一途径，他在《答闻长吉》一函中这样说：“幸有微癖，一展卷百事俱遣，一哦诗百忧俱避，最失意中觉有最得意处，平生砥厉，耻借诗文为重，今无端横遭诬蔑，又不能不矜此敝帚。世有具眼，读余诗文，定当知王生非窃铁者，此肝鬲中语，知己之前，偶一泄之，不敢与俗人道也。”

自此之后，王嗣奭的诗歌和散文，多“信心信手，情真事真”，以“意期于鬯惬”者，“故螙腹中物，剖而出之”，其中更多一种沧桑与沉厚之感。他在所著《管天笔记外编》中对“穷而后工”这一诗学传统命题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冷曹之文胜于要津，失路之文胜于登第……在杭(按：谢肇淛)所得益者，在于冷曹；至余之得益，又在失路。”王嗣奭的《檄使守摧启行舟次书怀》一诗中，所谓“直到身尝意始倾”，直是人生阅历之集中精括语也，不妨一读全诗：

富贵不如贫贱好，尚平岂独远人情。

也知世乱言当验，直到身尝意始倾。

何路还堪访岳去，此身那得朝王行。

钱唐江底寻胥老，才说分明死胜生。

此诗是他在家乡鄞县失守沦陷后，郡县奉文催促乡人剪发并前往杭州参拜清廷贝勒及诸王，而他却坚拒不出，最后被迫前往杭州时所作。一路之上，他就在考虑自沉钱唐江底觅忠魂，决不能赴此“朝王行”，欲赴清流全节冀求英名。其实在赴杭之前，王嗣奭早就有诗明志云：“皮肉空悲衰朽人，空将朽骨报君亲。儿曹勉奉周官法，老子甘为洛邑民。心血未枯凝作碧，发毛虽短保如珍。首阳倘许夷齐卧，王翰堪教罢卜邻。”毛发虽为细物，然事关“衣冠文物”之礼，薙发绝非小事，所以对毛发要保护如珍，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集》中就收录了不少宁波籍士子所作的“哀发”、“发冢铭”之类的文字，因而“心血未枯凝作碧”的心志在当时应该是极为普遍的强烈情绪。至于王氏诗中所期待的，能与夷齐共卧首阳，亦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楚地理解他在顺治年间完成《杜臆》时所说的“吾以此为薇，不畏饿”的真正内涵了。这正是王嗣奭所理解的杜诗精髓之所在，他在《管天笔记外编》中就有云：“思苟无邪，则子为真孝，臣为真忠，喜怒哀乐必无妄发，而发之于诗，理趣盎溢，即眼前山光水色，鸟韵花香，皆为理趣之助，而愈玩愈佳，故老杜诗极多忠君爱国语而人不厌，发自真心也。后人无其心而仿效其语，人遂厌之。而近有好新异者，以谈及君国为戒，犹之惩噎废食，可笑也。”

所幸的是，王嗣奭此行非但没有死，且得侥幸从虎口逃遁，免去灾祸之后，他在《归》诗中说道：“衰鬓蓬松大袖衣，旧君服是世情非。回舟见说人都返，私喜秦庭怀璧归。”从秦这样的虎狼之穴得脱而归，尚得自全怀璧，毛发珍保，无异劫后余生，而诗人内心深处的欣悦之色亦仅是一种“窃喜”，因为他深知，身处这样的时世中，不时都会有更危殆的局面出现。

读了这几首诗，我们也就能够更为深切地体会王嗣奭的同里旧友李嗣邺《散怀十首》序的意蕴了，所谓：“诗心之妙在能变，日变斯日新。年少为诗，自当精思极藻，各尽其才。至齿学渐进，于是造而高淡，而奇老，其于风格日上矣。然使守而不变，以至于极，譬如数啖太羹，频击土缶，音味遂为索然，复何可喜！余谓此当以秀色润之，盖澹而能秀则益远，老而能秀则不枯，所谓朝华既谢，斯夕秀当餐，此诚诗家日新之妙也。”

对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胡文学《甬上耆旧诗集》卷二十七与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集》卷四十二所收的作品作一比较，从而更好地体会王嗣奭前后诗风的成熟发展过程，因为胡书多为前期之作，而全书更多的则是在亡国之后的作品。早期的诗歌多摹山范水而作，诸如：“阳光归岛映，爨火破烟明”；“只有松间古时月，曾照幽人据高梧”，笔调空灵幽清有之，而绝少后期诗歌中深沉的感慨与遥深之旨。后期的诗作在时序的迁驶中日渐苍虬与沉厚，这自然与他长期沉浸杜诗之艺术境界有莫大的关系，更是他自己人生阅历丰富之后的必然结果。如组诗《遣怀》数绝，便写出了自己在经历了国难之后内心深处环转百结的苦楚与悲慨，用他自己的诗来说，正乃是“蜀魄口干分泪血，醯鸡甕隐避心酸。从来甘苦如环转，写出哀肠佐胆丸”。其初闻国变之痛云：“荒野报来骤，惊余老泪垂。风前都是草，日下更无葵。率兵悲弓剑，神京据蒺藜。谁将阮生哭，移到贾生时。”更有对南明王朝之忧心忡忡及抒发自己的矢志收复之愿，诗云：“江北有苻坚，江南有谢元。围棋未暇赌，丝竹且须捐。鹤去重霄外，风虚六窍边。休凭天堑险，不说好投鞭。”其中一首有云：“伤时每悔早不死，转眼又祈增几年。万一真人来白水，尚堪含笑及黄泉。”则被柴德赓教授认为：“和陆放翁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心情完全相同。不过放翁处南渡八十年后，纵有希望，难期生前。嗣奭当南明初覆之时，一心恢复，必欲亲见，有此不同而已。这样一个有民族爱国气节的人，是值得表扬的。”这也就是王嗣奭从杜诗中胎骨、承继而得的真髓，所谓“真孝”与“真忠”之“真心”发之于诗的“忠君爱国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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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 柴德赓.史学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集[M].苏州:苏州市图书馆藏清代抄本.

[5]胡文学.甬上耆旧诗集[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王嗣奭. 困夷文编[A].四明丛书[Z],1935.

[7]陈田.明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A].四明丛书[Z],1935.

[9] 李嗣邺.杲堂诗钞[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