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石天飞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谢启昆(1737—1802),字蕴山,号苏潭,江西南康人。嘉庆四年(1799)擢广西巡抚,嘉庆七年(1802)卒于广西巡抚任内。除主持纂修被喻为“通志楷模”的《广西通志》外,谢启昆还著有《树经堂咏史诗》8卷,《树经堂文集》4卷,《树经堂诗初集》15卷,《树经堂诗续集》8卷,在诗文创作上成果颇丰。《树经堂咏史诗》有五百首,吟咏自秦汉至元代一千多年的历史人物,“在咏史诗发展历程上堪称数量之最,规模之最”,而在所咏历史人物中,有帝王113人,占总人数的21.9%。谢启昆咏帝王诗,在历史上亦可堪称数量之最,规模之最。曾志东认为,谢启昆咏史诗中,咏帝王者占如此之众,表明“在推动历史发展主体的问题上,谢启昆还没有摆脱英难史观的影响……谢启昆认为帝王将相在历史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梁启超、鲁迅等认为所谓“正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这反映了在史事叙述中,帝王将相和其他著名人物,是一条很好的线索:以此为线,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点、线、面均可一一展开,脉络清晰。正因为此,谢启昆咏帝王诗数量之多就不难理解了。谢启昆咏帝王诗所咏帝王人物众多,规模宏大,具有独特的艺术手法。
谢启昆咏史诗咏历史人物,并通过咏人物而叙事件。对所咏历史人物进行分类,可以窥见谢氏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了解其历史观、史学观、价值观等;而对谢氏所咏帝王进行分类,同样有此作用。谢启昆所咏帝王,有各朝代的代表性帝王,有汉族帝王、少数民族帝王,有统一时期和分裂时期帝王,有开国帝王、中兴帝王、末代帝王,有男性帝王、女性帝王,有明君、昏君、暴君,所咏帝王不仅具有代表性,还有全面性。
从帝王所属朝代看,所咏帝王具体如下表:
17881315130.88%6.19%7.08%7.08%11.50%13.27%11.50%
2156163421131.77%13.27%5.31%14.16%2.65%3.54%1.77%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所咏帝王数与朝代所存时间大体上是成正比的。历时较短的朝代,则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帝王,一般是开国帝王以咏之,而历时较长的一代王朝,如汉、唐、宋等,则咏其多个帝王事迹、境遇,反映了历史上这些强盛朝代的作用和影响。
从帝王的民族属性看,汉族帝王共89人,占总数的近八成。少数民族帝王仅北朝之北魏、北周,五代之后唐、后晋、后汉,以及辽、金、元帝王共24人,占21%。这除了客观来看历史上汉族帝王本来就占多数外,应该说也与谢启昆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历史观、民族观是分不开的。如辽代共9位帝王,谢启昆只咏3人,占33%,金代共9位帝王,只咏4人,占44%,元朝共有17位皇帝,只咏太祖铁木真和世祖忽必烈2人,占12%。而除了秦、隋2代时间短帝王少外,西汉共13位帝王,咏7人,占54%,东汉12位帝王,咏8人,占67%,晋、唐、宋亦是此类情况。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既有全国统一的时期,也有分裂的年代。分分合合,正是历史的定律。秦统一全国,嬴政称始皇,然而二世即终。之后的两汉、西晋、隋、唐、北宋中前期、元,此为统一时期。而三国、东晋、南北朝、五代、南宋及辽、金,为分裂时期。作者通过统一时期与分裂时期帝王之咏,叙帝王之功过,评帝王之是非,波澜壮阔地展示了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过程中,帝王在其中所起到的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如叙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功:“函谷关开瞰六王,天留一局待更张。”(秦·始皇)叙忽必烈统一全国:“独上香炉瞰武湖,东南混一建皇枢。”(元·世祖)
分裂时期帝王,如三国曹操、刘备、孙权等建国者,他们的文治武功在谢启昆的客观叙述下,仍让读者感受到国家分裂的局面,体会到分裂时期人民的痛苦,自然认识到这些帝王的功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如叙曹操“乱世奸雄命世才”(三国魏·武帝),评刘备“旋乘羽葆冠诸侯”、“大统千秋属益州”(三国蜀·昭烈帝),评孙权“国有人焉图未可,至今雄略想髯翁”(三国吴·大帝)。对于亡国之君,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时期,帝王的无能和国家和混乱是一致的,作者除客观叙述外,在评论中则多有批评或同情的成份。如咏三国蜀后主刘禅:“魂归杜宇啼成血,国误谯周恨满腔。北地忠犹依故主,东迁乐不念乡邦。”批评和嘲讽之意明显。而咏汉献帝等,则更多的是表示同情和愤恨。
开国帝王,如秦始皇、汉高祖刘邦、西晋武帝司马炎、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元世祖忽必烈等。开国帝王中,有以武功平定天下统一全国者,如秦始皇、汉高祖、元世祖等,有因末代皇帝昏庸无能而起兵、夺权、篡位者,如魏武帝曹操、晋武帝司马炎、南朝宋武帝刘裕等南北朝各开国帝王等。谢启昆在其诗中,或赞扬开国皇帝之功业,亦对篡位者有所批评,尽量做到评价的公正,例如他说“新莽休将一律猜”,认为曹操的功业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将其与篡汉的王莽相提并论。
中兴帝王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唐肃宗李亨等,则称赞了他们的果敢,称赞他们为挽救国家起到的作用。末代帝王则如前所述,作者多有批评或同情。其他时期帝王,作者较少咏之,选咏者往往是有一定特点的人物,如咏汉元帝:
早识柔仁乱家法,果然群小厕朝班。
铜丸巧擿亲临槛,牢石难除比拔山。
委政薛匡韦贡外,器人丝竹鼓鼙间。
语言只有君房妙,议罢珠崖诏旨颁。
元帝刘奭性柔仁好儒,优柔寡断,宠信宦官弘恭、石显,放纵外戚史氏、许氏,宣帝中兴之业逐渐衰微,但宽宏仁厚,恭俭温雅,能体会民生疾苦,多次下诏减轻民众负担。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元帝以王嫱(昭君)嫁之,缔结了汉匈两民族世代和好的纽带。诗中对元帝宠信宦官、放纵外戚进行了批评,同时也赞扬了他对贤臣薛广德、匡衡、韦玄成、贡禹、贾捐之(字君房)的信任和重用。
从性别区分上看,谢启昆所咏帝王不仅有男性帝王,亦有女性帝王,而在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就是武则天。谢启昆咏武则天,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也与《旧唐书》《新唐书》均立武则天本纪一致。在批评武则天执政的同时,谢启昆亦能辩证地看待武则天的功过:
宝鼎明堂受箓图,金轮皇帝执天枢。
台司制改官多滥,罗织经成狱尽诬。
鹦鹉梦怜垂两翅,牝鸡势欲翦孤雏。
瑶光树下行诛殛,赖有宜都进唾壶。
(唐·则天武后)
谢氏批评了武则天的用人滥官、大兴刑狱、立嗣问题混乱、赐死长子次子等事后,肯定了其下令逮捕骄恣跋扈的内宠僧怀义于瑶光殿前树下并行殴杀之事。将武则天比作“牝鸡”,并且标明是“武后”,表明谢氏仍认同古代中国所认为的女性当权不吉的传统观念。
一般而言,没有绝对的明君。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因而明君、昏君、暴君、一般帝王之分,只是对一个帝王的总体评价,并不是说这是绝对的。历史上的明君,一般认为有西汉文景武帝、东汉光武帝、吴主孙权、唐太宗等。在谢氏诗中,未咏汉景帝。咏文帝,谢启昆写道:
大横占兆得庚庚,三让风高尚朴诚。
产惜中人宫室俭,马无千里属车轻。
玉杯阙下奸难售,金鼎汾阴祀未成。
二十余年致刑措,休将孝景比升平。
(汉·文帝)
诗中尽表文帝之谦逊节孝,执政开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末句更是将景帝时期的功劳大部分归于文帝开创的基础。对于昏君,谢氏也在诗中叙其昏庸荒谬,如咏唐懿宗李漼:
妄认妖星作瑞星,殿头供奉百优伶。
衣青进士歼东海,私白中官聚内庭。
夹马银刀驱债帅,珠筐宝户嫁娉婷。
文书伪进金函果,坊使流传秽德腥。
(唐·懿宗)
批评了懿宗的无知、荒淫、奢侈、贪婪。咏暴君者,有隋炀帝杨广、吴主皓、南朝宋废帝刘子业等。如咏吴主孙皓云“刑行殿陛断臣头”,大臣们一不合意,轻者治罪,重者拉出殿阶杀头。咏南朝宋废帝刘子业云:“凄凄秘院屠猪日,寂寂华林射鬼时。”《宋书·文九王传》载,刘子业丧心病狂,曾把他的叔父们关在皇宫秘院中,肆加凌辱。刘彧因为身体肥胖,被刘子业称为“猪王”。后刘彧曾因事得罪刘子业,刘子业命人缚他的手脚,以杖穿过,使人担付太官,说:“即日屠猪。”刘休仁笑对刘子业说:“猪今日未应死。”刘子业问其故,刘休仁说:“待皇太子生,杀猪取其肝肺。”刘子业怒气才消,饶刘彧一命。
东汉班固以《咏史》为题作诗,阮籍、左思继而作之,其中左思《咏史》组诗八首,名为咏史实为咏怀,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堪称咏史诗的典范。南朝萧统编《文选》亦列“咏史”一类,此后咏史诗得到不断发展。而在咏史诗中,如此大规模咏帝王者,则谢启昆可推第一。在艺术成就上,谢启昆咏帝王诗也独树一帜。
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线索罗列叙述帝王事迹;因史书中记载帝王事迹的“本纪”容量大,所以在剪材上较之七言八句的咏帝王诗无疑要容易得多。咏帝王诗在史籍介绍的基础上,在容量有限的条件下,如何能够概括人物全貌、反映人物性格、评价人物功过呢?这便需要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来概括人物、表现人物。在这方面,谢启昆咏帝王诗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如咏秦始皇:
函谷关开瞰六王,天留一局待更张。
恶名莫漫归秦始,良法安能泥古皇。
十二金人铸铜狄,三千粉黛贮阿房。
谁蒙万世无穷利,龙死疆分刻石旁。
(秦·始皇)
作者略去庄襄王在赵国为人质而秦始王出生成疑、秦并六国的过程等内容,而选取最能概括秦始王事迹、是非的几大块内容,分层次叙述和评论:一为其始:并六国而统一全国;一为其中:变法与暴政、滥用民力、荒淫;一为其终,欲传万世而二世即亡,空留巡游记功的刻石。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作了这样的概括:“六国陵替,二周沦亡。并一天下,号为始皇。阿房云构,金狄成行。南游勒石,东瞰浮梁。滈池见遗,沙丘告丧。”谢启昆此诗内容的选取,不仅容纳了司马迁所概括的内容,还增加了对秦始皇的评论:“恶名莫漫归秦始,良法安能泥古皇。”除了肯定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功绩外,还肯定了他在执政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如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谁蒙万世无穷利”,既是说秦二世而亡,又是对秦始皇统一全国而万世受益的肯定。全诗线索明白,逻辑清晰,历史发展和人物命运的起因、进程、结果清楚明白,人物的功过是非,读者也容易领会。此诗既表现了人物,又起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目的。
又如咏汉高祖刘邦:
治生比仲孰为强,云气东南隐砀芒。
囊乏一钱惊吕父,手提三尺入咸阳。
斩蛇未必成真帝,烹狗终难恕假王。
孔费将军竟何在,空歌猛士大风扬。
(汉·高帝)
诗中叙述了几个历史事件:刘邦为其父祝寿时半炫耀半责难地问:“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刘仲,刘邦二哥)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认为说的是自己,因而躲藏到砀山、芒山一带;去庆贺吕公搬家,身无分文却骗人说带了贺礼万钱;趁项羽与秦军激战而攻占咸阳;以斩白蛇而自比赤帝子;国立而灭除功臣;分封藩王引起内乱。综合考察这些事件,读者感受到的是一个市井无赖的行径,而不是一代王朝开创者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魅力。这与司马迁的评价大相径庭:
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沛公。
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
龙变星聚,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功。
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
氾水即位,咸阳筑宫。威加四海,还歌大风。
(《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出身布衣,好酒及色,一言一行透出无赖气,这在史籍记述中也可以了解得到。谢启昆抓住人物的特点,选取最能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件以表现人物,自然而生动传神。
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因而史籍撰述需要“实录无隐”(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谢启昆咏帝王诗也做到了客观叙述,一是用辩证法的观点看看问题,既叙人物正面事迹,又不忽略反面事迹,或赞或贬,或有所侧重。如上所述咏汉高祖,更多带有贬讽的意味。而咏唐太宗李世民:
初唐之政数贞观,三代以来推令名。
统是守成功创业,乐陈武德治文明。
臣箴俯纳千官肃,帝范高悬万国清。
独憾辰嬴留一眚,五娘何物祸胎萌。
(唐·太宗)
李世民执政期间,国泰民安,称贞观之治。谢启昆尊重历史事实,从正面叙述评价了唐太宗。但同时,作者也不忽略这一代君王的荒谬之举:“独憾辰嬴留一眚”,借春秋时晋国夫人辰嬴先嫁晋怀公,再嫁与晋文公之事,隐讽武则天先为唐太宗妃子,再为高宗皇后之史实;“五娘何物祸胎萌”,《旧唐书·李君羡传》载,因时有“有女当武王者”之谣言,而李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李君羡又封爵武连郡公,籍贯武安县,皆有“武”字,唐太宗很是猜忌,终找个罪名将李君羡诛杀。作者在肯定了唐太宗政绩的同时,认为他也并不完美,也有暇疵。
在主观评价方面,谢启昆善于用一些副词表达自己的观点,如空、休、独、莫、旋等。如咏东汉桓帝:
唐衡两坠左回天,五幸同时握大权。
漏刻虽能殛梼昧,尺书旋看饰貂蝉。
帝乎不谛非中主,直者如弦死道边。
竹柏已伤贤士尽,芳林空祀濯龙前。
(东汉·桓帝)
东汉桓帝刘志宠信宦官,于延熹九年(166)逮捕李膺等强烈反对宦官的朝官士人二百余人,并下诏永远禁止他们做官,史称“党锢之祸”。“漏刻虽能殛梼昧,尺书旋看饰貂蝉”,《后汉书·宦者列传》载,司隶校尉阳球上书请求诛杀作恶多端的宦官朱瑀,而朱瑀仍然继续得皇帝宠信。“虽能”“旋看”两词连用,造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既叙述了事实,作者的主观评价也寓于其中。“竹柏已伤贤士尽,芳林空祀濯龙前”,桓帝大捕士人制造“党锢之祸”,贤士无多,濯龙殿祭祀只余殿前木兰了。“已伤”“空祀”,道出了作者对历史的评价,透出了他心中的愤怒和悲凉。
历史上的歌谣,其中包括很多童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对人对事的一种评价。谢启昆巧借这些歌谣的内容入诗,借时人的评价表达自已的态度,使得自己的观点也更具说服力。如咏东汉桓帝的“唐衡两坠左回天,五幸同时握大权”:《后汉书·宦者列传》载,桓帝封功单超、左悺、唐衡、徐璜、具瑗五人为侯,执掌朝中大权,时人号为“五幸”。单超早死,四侯专横,民间有歌谣讽刺他们:“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坠。”作者巧妙借歌谣讽刺了五权臣的专横,实为借历史歌谣之讽,作诗人、史家之讽。同样咏东汉桓帝的“直者如弦死道边”,语本当时歌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軭,反封侯”,叙李固、杜乔等直臣被梁冀等权臣害死之事,引起读者义愤。
咏东汉灵帝刘宏之“石上慊慊和鼓声,毕逋城上有鸟鸣”,语本当时讽刺朝政的京城童谣 “城上乌,尾毕逋”、“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后汉书·五行志》对此二童谣的解释是:“城上乌,尾毕逋者,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石上慊慊舂黄粱者,言永乐(灵帝生母永乐太后)虽积金钱,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者,言永乐主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禄非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求见,丞卿主鼓者,亦复谄顺,怒而止我也。”刘宏执政时期,宠信宦官,生活荒淫,聚敛无度,卖官鬻爵,还大修宫殿苑囿,搜刮民财,还发生了中常侍侯览大兴刑狱,将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等 120 余人下狱处死的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平元年(184)爆发了黄巾起义,终使东汉政权从此陷入苟延残喘局面。谢启昆用此二童谣入诗,不仅总结了灵帝朝的事迹,同时隐含了东汉走向灭亡的原因。
又如咏南朝陈武帝陈霸先的“石头敌畏两裆捣”:《南史·陈本纪》载,柳达摩率北齐军队进据建康(今南京)附近的石头城,陈霸先率梁军大败北齐军,围困柳达摩于石头城。柳达摩考虑到当时童谣云“石头捣两裆,捣青复捣黄”,认为侯景服青已倒于此,自己衣黄,担心童谣应验,于是遣人与陈霸先停战,率军北返。歌谣入诗,使历史生动起来,再现了陈霸先的勇猛,使读者感受到陈朝建立的不可阻挡、理所当然。
自汉魏以来,咏史诗产生并不断发展。班固的咏史诗,钟嵘《诗品》称其“质木无文”,何焯《义门读书记》“张景阳咏史诗”条称咏史诗的特点是“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张协的咏史诗则是“直抒胸臆”。左思《咏史》八首,张玉谷《古诗赏析》认为其“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实暗含。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指出左思咏史诗的史意结合情况、借史咏怀之意。此后,咏史诗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如何把握客观叙述与抒发感慨、表明情志的问题。清人舒位《瓶水斋诗话》就说:“咏史诗不著议论,有似弹词;太著议论,又如史断。”因此,当代有的学者将咏史诗区分为“传体咏史”、“论体咏史”和“比体咏史”三类。但我们认为,这样的划分不应当是绝对的,因为咏史诗可以根据所咏人物和事件,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同时,“人们对咏史诗抒发自我情感的期望是多么强烈。”“时代与社会总归是如此期望咏史诗的,这种期望更刺激了诗人把抒发自我情感当作咏史诗的目的之一,使他们有意识地要在时间的扩张上来强化个体抒情,使‘有感叹之辞’的特点得以强化。”时代和社会总是要求咏史诗或多或少地抒发诗人个体情感,有所评价、议论和感慨。在这方面,谢启昆咏帝王诗如前所述,既有客观叙述,又寓一已之评论和感慨,符合咏史诗的诗体规范,是对前代咏史诗的继承和发展。
谢启昆咏帝王诗在继承前代咏史诗的同时,注重创新和发展。翁方纲《树经堂咏史诗序》评:“其于唐人,不袭胡曾之格调;其于山谷、后山以下诸家隶事之法,亦不沿其面目,可谓勤且博矣。”唐人胡曾《咏史诗》百余首,在当时影响甚大,而以黄庭坚、陈师道为宗的江西诗派,在诗中注重用典,多涉典实,而谢启昆咏史诗在内容方面、诗法方面,均能不同前人。彭元瑞《谢蕴山咏史诗序》、《树经堂咏史诗序》认为谢启昆咏史诗:“不以传记参”、“不以翻案逞”、“不作侧艳语”、“不作凡腐语”,“明乎一代兴衰之故,而备乎一人之始终。摄全局而不冗举,偏端而靡遗。”指出了谢诗在概括人物事迹、评价人物、诗歌语言等方面的长处。赵翼《树经堂咏史诗序》则认为谢诗“贵乎识之高”、“贵乎学之博”,“今观先生之诗咏,一人必称一人之分量,舆羽钩金,悉当其轻重。五雀六燕,勿爽其低昂,固已独具正法眼藏,而选料谫材,侔色揣称,奇必有偶,浑然天成。或旁借而得援兵,或反击而逢劲敌。入其炉韛皆精金也。经其组织,皆异锦也。有家鸡鸿鹄之指挥,无紫凤裋褐之颠倒。非才、学、识三者兼擅而能工至此极乎?则其独有千古也,又何疑乎!”清代史学大家、性灵派主将之一赵翼肯定了谢诗与其才、学、识之关系,并指出其所咏之人物,其选材之恰当,评论之精到、诗艺之浑成。谢氏共咏113位帝王,在规模上前无古人。谢启昆大规模咏秦至元各朝代帝王,以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以朝代为纲,以国家为目,井然有序,体例完善。在如此结构之下,我们通过谢启昆的叙述和抒情,仿佛看到了历代帝王当年的生动活动境况,看到了一幅幅历代帝王图,真切感受到了历史的进程和更替,也更了解历史发展的细节和原因。
谢启昆在诗中常常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如前所述之咏秦始皇,肯定了始皇的功业,这与赵翼称赞秦始皇“功及万世长”(赵翼《瓯北集》卷二三《杂题》其三)是一致的。又如咏三国魏曹丕“黄初天子风流甚,经国文章典论新”,咏南朝梁简文帝萧纲“颠沛犹存宫体作,南朝词赋最怜君”,认识到了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价值,认可了萧纲对宫体诗的贡献,也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宫体诗的艺术价值。又如咏北宋太祖赵匡胤“乱极人思致太平”,道出了人们渴盼圣主明君,渴望国家统一的普遍愿望。
不可否认,由于受所处时代和自身立场的限制,谢启昆的一些观点仍存在可商榷之处,如曾志东就指出其在咏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中,站在守旧派立场上看王安石变法之事,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其他如咏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时,美化封建皇帝、封建帝制:《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建隆二年》载,赵匡胤与弟赵匡义感情很深,其母杜太后临死时嘱咐宋太祖传位于赵匡义,太祖承诺,并让宰相赵普作誓书,藏在金匮之中。而据北宋释文莹《续湘山野录·太宗即位》载,太祖死前之夜,召其弟赵匡义入宫,屏弃所有的侍从而饮宴。在室外的内侍们曾听见室内传来斧戳之声,并看见烛光中的赵匡义身影躲躲闪闪。第二天太祖驾崩,赵匡义迅速入宫登基。后人怀疑赵匡义弑兄夺位,此即千古疑案“斧声烛影”。但谢启昆咏太祖赵匡胤云“手足情深念弟兄。金匮一编遗诏在,灯前谁听斧柯声”,带有明显否定此事之意。咏太宗赵匡义又云“记否当年灼艾时”,提到太宗生病时太祖亲往探病并亲自为太宗灼艾之事,这也带有否定“斧声烛影”案之意。谢启昆意欲否认“斧声烛影”,这是他的个人判断,从中也可以约略看出他美化帝王、美化帝制的倾向。
:
[1] (清)谢启昆.树经堂咏史诗[M].嘉庆元年刻本.
[2]曾志东.树经堂咏史诗校注[D].桂林: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05.
[3](清)舒位撰.曹光甫点校.瓶水斋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孙立.论咏史诗的寄托[J].中山大学学报,1997(1).
[5]胡大雷.咏史:个体抒情在时间上的扩张——中古咏史诗抒情分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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