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词的分期、特色及其情感基调

邓菀莛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000)

民国清华学校的四大导师中，人们素乐将王国维之悲观与梁启超之乐观相比较，认为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而梁启超天真浪漫，凡事兴会淋漓。在梁启超的大多数著作中，我们看到的确多青春激荡、无所畏惧的少年英雄形象。但纵览梁启超一生，其人生荣耀如慧星照世、烟花当空，绽放非凡却旋即光沉响绝，有很长时间陷入悲戚乃至绝望境地。《饮冰室词》即集中展现了梁启超漂泊孤零、忧郁幽怨之人生悲凉，细致地描写出梁启超深沉柔软、敏感脆弱之心态。勘察梁启超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世界，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一 梁启超词的创作分期及其阶段特色

梁启超22岁始填词，早年成词约20首，中年居日成词约40首，其后十数年未有词作发表，直至晚年始重新填词并成词15首，一生共作词70余首，另有《辛稼轩先生年谱》及与其弟梁启勋合撰有《稼轩词疏证》等。此外，梁启超还有若干篇章涉及词学，署名其女梁令娴所编《艺蘅馆词选》中，亦收录了不少梁启超的点评内容。

梁启超词可分早期、居日、归国后三个阶段，其中四个作年尤其重要，即1895年、1907年、1911年、1925年，不仅数量多——分别17、19、12、13首共61首词，占其词接近90%的份量，且是观察梁启超人生境遇及心态情貌的一个重要维度，其中1895年可视为早期之代表，1907年、1911年可视为中年之代表，1925年可视为晚年之代表。从三个阶段四个作年考察，可窥梁启超1894年至1928这三十四年间的生涯困顿、忧愁失据、上下彷徨及由此显现的不同审美倾向。

1.早期创作：即1894-1897年4年间，为梁启超参与维新变法前所作，共23首。其中又以1895年创作居多，作词17首。创作多写怀才不遇。

梁启超十八岁见康有为，自此决然舍去旧学，肆力新知。康有为虽批判为科举丧志卑鄙可羞，实则重视科举衣食之由、安身立命之用，万木草堂课程亦仍设“经义”、“策问”、“诗赋”、“楷法”等帖括之学。梁启超等弟子入京赴考时亦寄“贾生正年少，佚荡上天门”厚望，希望弟子进身官阶以参与国政以推行改良。其时士子除科举及干谒达官外，亦少有其它空间。出身农家的梁启超显然企望将来仕途借力于官场上颇有门道之康有为，因此虽自十三岁时即生弃科举之意，却不得不继续应试并屡遭败北。1895年春，大病几死后的梁启超第五次进京赶考，却被抑而不录。其在一年前所作的五首词中抒发“愿替苍生病”理想同时，就已数度感叹“书生不遇”：《水调歌头》中“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念奴娇》中“只恨荦荦头颅，颟颟髀肉，不了山灵诧”，《满江红》中“睨天长啸。炯炯一空余子目，便便不合时宜肚”等连连劳骚。对勘其时为数不多的几首诗，亦见“帝阍呼不闻，高谭复何益”(《寄夏穗卿》)、“一腔孤愤肝肠热，万事蹉跎髀肉生”(《甲午为仲弟书扇》)等语悲叹难酬壮志。因此，1895年梁启超的受挫心情不言而喻，天生自负又哀怨无比的他惟将难言之隐诉于《浪淘沙》：

燕子旧人家，怅触年华。锦城春尽又飞花。不是浔阳江上客，休听琵琶。 轻梦怕愁遮，云影窗纱。一天浓絮太亏他。镇日飘零何处也，依旧天涯。

此词含蓄凄婉，绵绵别愁背后寄予深深叹喟，朦胧意象中交织落榜失落与前途无据。“镇日飘零何处也，依旧天涯”不仅是游子的心声，亦是书生报国无门、仕途无凭无据的寂寥伤怀。至若《采桑子》，同样绵缈凄婉：

沈沈一枕扶头睡，直到黄昏，犹掩重门。门外梨花有湿痕。 薰篝萧瑟炉烟少，不道衣单，却道春寒。丝雨蒙蒙独倚阑。

此词连同《金缕曲》选入《艺蘅馆词选》，显然是梁启超自重之作，在《饮冰室词》中亦实属婉约：主人公闷头闷脑睡至黄昏，懒得活动懒得出门，在料峭的春天，百无聊赖独自倚栏，看那被雨打湿的梨花、渐渐减弱的炉烟、纷纷蒙蒙无间断的春雨。气氛是阴冷的，心情是黯淡的，心事是朦胧难道的。再看此年《念奴娇》、《卜算子》、《减字木兰花》等17首词，心事大抵也抑郁惆怅——这一年《马关条约》签订，梁启超应试后即投身公车上书、主笔《万国公报》、主办《中外纪闻》等政治活动，虽声名渐起，成为政界新锐人物，一度为权贵所青睐，然奔走尤力却偃蹇不堪，次年强学会被查禁后更被没收衣物行李扫地出门，流落僧舍，寒冷孤苦熬过严冬方沮丧离京。此年词中人物雄心勃勃却唯余奋臂扼腕，要么“彻骨寒生孤枕梦”、要么“年年依旧，尊前顾影人消瘦”、要么“典尽貂裘、日日如泥醉”等苦闷忧伤形象，所触所感低迷怨愤，要么“寂寂庭芜春满地，海棠那识人蕉萃”(《蝶恋花》)，要么“袖口香寒摘得最繁枝，江南持与谁”(《隔溪梅令》)，要么“折取繁香无处寄。不分残红，却被东皇误。断送流年知几许”(《蝶恋花》)。此外，此年屡见怀妻之《菩萨蛮》“不知缘底事，怕读相思字。蓦地问归程，背人双泪荧”，《蝶恋花》“知否双文挑锦字，当时月照人无寐”及寄寓京城“飞絮满天涯”(《如梦令》)，“憔悴久，泪泫长条”(《蝶恋花》)，“衣袂满京尘，荏冉归无计”(《卜算子》)等苦诉天涯漂泊与无奈滞留之词，此等儿女相思之作虽不必逐首逐句比附作者此阶段的身世经历，但内中比兴寄托明显可辨，极易看出与时事相关，亦易体察郁勃纸间的怀才不遇、感愤伤时情绪。

2.中期即1898-1912年15年间，为梁启超居日时期，创作多去国之痛、流亡之苦。

此时期作词在40首以上，其中以1907年(19首)、1911年(12首)为多，另1902年作词也较多。

如果早期词作是“袖口香寒摘得最繁枝，江南持与谁”(《隔溪梅令》)的书生不遇及“一缕闲情无着处”(《蝶恋花》)之儿女离愁别绪的话，中年词作则为荡气回肠的天涯悲叹——1902年作词尚多破空着笔，以豪呼狂啸方式彰显骏发踔厉的艺术风格，而1905年至1911年所作32首词，则非以词情汹涌反映焦虑躁急，而多发为清商变徵之音：悲伤的感情由外显转至沉潜，渐显悲怆；浓厚炽热的爱国之心与沉痛深刻的异域流离两相交错，愈显深沉。尤其1907年《金缕曲》(瀚海漂流燕)、《鹊桥仙》(坠欢依约)、《三姝媚》(愁苗和泪绽)、《长亭怨慢》(禁不起轻雨)4首及15首组词《忆江南》，早期怀才不遇主人公隐退，取而代之为“鬟风鬓雾”(《鹊桥仙》)、“带围销减”(《三姝媚》)、“忍抛得，泪如线”(《金缕曲》)的悲苦憔悴情状，以及流亡后《鹊桥仙》之“自从银水浅蓬莱，却嬴得年年两度”，《长亭怨慢》之“纵行遍芳草天涯，那便是王郎归路”等对故国的切肤想望。其《金缕曲》更具《离骚》芳菲悱恻之音：

瀚海飘流燕。乍归来依依难认，旧家庭院。唯有年时芳俦在，一例差池双剪。相对向斜阳凄怨。欲寄奇愁无可诉，算兴亡已惯司空见。忍抛得，泪如线。 故巢似与人留恋。最多情欲粘还坠，落泥片片。我自殷勤衔来补，珍重断红犹软。又生恐重帘不卷。十二曲阑春寂寂，隔蓬山何处窥人面。休更问，恨深浅。

老地荒天闷古哀，海门落日浪崔嵬。凭舷切莫首重回。 费泪山河和梦远，凋年风雨挟愁来。不成抛却又徘徊。

破碎山河面前百忧如捣，情怀抑郁渲泄不得斥之于词，以缩笔包举万千离恨，以致凄寒心境历历可见。无论咏台北故城、市民房舍，还是咏台湾的猩猩木、相思树，都触景生情，甚至在译意民间歌谣《台湾竹枝词》，都点染上浓浓愁思、沉沉抑郁。

3.晚期即1925-1928年4年间，为梁启超返国后所作，共23首。其中又以1925这年创作居多，作词13首，创作多人生愤恨。

最后的几年，可以说是梁启超生平最销沉的时期。尤其1924年中秋节至1925年上半年，其本人及其夫人均为病痛折磨且最后其夫人撒手人寰，以致在散文创作或学术研究上基本产生不了重要文章。可正是这大半年时间，梁启超创作了大量跋文、注释等消遣性文章，且能言人所不能言的词体再度走进他的世界：除创作几百首联句外，更亲自捉刀作词，“六七月间，先生颇好作词，一月中所成甚多”，仅6月间连续作6首词，并关注起词的改革，此两个月亦是他一生中提及词最多的时候：8月《跋四卷本稼轩词》、《跋稼轩集外词》、《静春词跋》，9月至10月作《辛稼轩先生年谱》、《跋程正伯书舟词》、《记兰畹集》、《记时贤本事曲子集》、《吴梦窗年齿与姜石帚》，甚或包括往来书信亦频繁提及：5月13日致林宰平，“弟于诗用力本浅，且久不作，故出笔轻率不惬，致劳屡改；然苦苦推敲，亦正是一乐”；6月22日致胡适，“顷为一小词，送故人汤济武之子游学。即用公写法录一通奉阅，请一评，谓尚要得否”，6月26日再致胡适，“又数日前更有小词数首，并写呈，”二度就词作致胡适请教交流；6月27日再致林宰平，“日来颇为小词自遣”；7月3日第三次致信胡适，就有韵无韵之诗交流并“有寄儿曹三词写出呈教”；7月6日致梁启勋，“近忽发词兴”、“追怀成容若词写上，近词皆学樵歌，此间可辟出新国土也”，并具体就学词问题交流……。反观1925年梁启超所作《浣溪沙》(饱听官蛙)等13首词，基本不饰雕琢，真诚自然流露，赠儿女的“自题小影”《虞美人》(一年愁里频来去)、《鹊桥仙》(也还安睡)，《好事近》(昨日好稀奇)等句式明白如话，倾于破体，在以文入词的词学传统上进一步散文化。“也还美睡，也还善饭，忙处此心常暇。朝来点检镜中颜，好像比去年胖些”类从字面上看颇温馨的赠寄儿女之作，不乏调侃轻快之调，然结合1924、1925年来前后发生之事，未尝不是苦中作乐，某种程度上未尝不是强颜欢笑以宽儿女担忧之心，淡淡的忧伤浮于纸间。至于《浣溪沙》：

饱听官蛙闹曲池，那更鸣砌露虫悲，错撩人是月如眉。 坐久漏签催倦夜，归来长簟梦佳期，不缘无益废相思。

词作于1925年6月，本月“五卅血案”起，梁启超就惨案多次撰文发表意见，却遭国人误解诋斥，章太炎甚至认为梁启超是在“妖言惑众”，企图“洗刷罪恶重登政坛”，由此梁启超不得不起而驳之，“官蛙闹曲池”即喻惨案一事的纷纭，“坐久漏签催倦夜，归来长簟梦佳期”则点出心境的悲戚孤寒。而作于是年7月的《鹊桥仙》：

冷瓢《饮水》，蹇驴《侧帽》，绝调更无人和。为谁夜夜梦红楼。却不道当时真错。 寄愁天上，知天也瘦， 纪年光迅过。“断肠声里忆平生”，寄不去的愁有么？

因纳兰词 “怅触成咏”，虽“追怀成容若词写上”，实际上完全有可能先有人生之感，由之引发并有意造境。“纪年光迅过”，道出“冷瓢饮水，蹇驴侧帽，绝调更无人和”的酸辛心绪，“为谁夜夜梦红楼”的发问，强化“当时真错”的愁闷与悔恨。纵向看是感慨自己二十多年甚至一生经历，迅过的光阴错过多少，辜负多少！“寄不去的愁”不但因纳兰词而发，更是“冷瓢饮水，蹇驴侧帽”的外化心境，及“绝调更无人和”的入骨苍凉。此外，《西江月》(忆得前年此日)为追怀与康有为师徒失和一事“泫然欲涕”而作，伤感内敛，悲怆凄婉中更带难释怀的沧桑之感。总之，晚年的梁启超无法做个江山袖手人，“词兴忽发”未尝不是一种情绪的必然舒缓——现实重压下，借词化解内心的怆恻与忧患，由之形成此阶段词凄切怨悱的独特文化品格，也由之使艺术感染力与穿越力都超越早年词作。

二 梁启超词的表情之法

梁启超有著名的表情法一说，阐释了“奔迸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含蓄蕴藉的表情法”等写作技法，认为“奔迸的表情法”是情感“要忽然奔迸一泻无馀”，“所表的什有九是哀痛一路”，“回荡的表情法”是“极浓厚的情感蟠结在胸中，像春蚕抽丝一般，把他抽出来”，“用来填词，当然是最相宜”；这两种表情法都是“热的”、“温的”、“是有光芒的火焰”、“是拿灰盖着的炉炭”，而“含蓄蕴藉的表情法”则是或“很有节制的”、“用温泉来浸”的，要“慢慢的领略出极渊永的情趣”的，或是“不直写自己的情感”的，“用环境或别人的情感烘托”的，或是“索性把情感完全藏起不露的，专写眼前实景，把情感从实景上浮现出来”的。梁启超将此三种表情法一一实践于词。运用“奔迸的表情法”有《水调歌头》(拍碎双玉斗)、《满江红》(如此江山)、《念奴娇》(吾乡奇士)、《蝶恋花》(法界光明毛孔吐)等；运用“回荡的表情法”有《齐天乐》(平生未信离愁苦)、《清平乐》(别来几日)、《兰陵王》(暝烟直)等；运用“含蓄蕴藉的表情法”有《菩萨曼》(枣花帘底熏香坐)、《金缕曲》(瀚海漂流燕)、《高阳台》(紫甲颦烟)、《暗香》(东风正恶)等。除早期数首采用“奔迸的表情法”外，中晚年之作基本采用“回荡的表情法”及“含蓄蕴藉的表情法”，将挚热的感情以或抽丝方式，或烘托方式、或潜藏方式处理，此因“词家最讲究缠绵悱恻”的文体特性外，实亦是梁启超将情感沉潜内化所选择表现方式——当历经太多太复杂的情绪纠结，年轻的亢进状态消退，语句和生命体验融为一体，就更易倾向“怨而不怒”的表达。由此，梁启超词所选用词汇、体制、意象及表现技法等，善将内隐的、飘忽难测之意通过外显、可触的符号彰显，通过有生命、有温度之意象传达独特悲戚韵味。

1.悲情物象的化用

梁启超尤倾好悲情物象的使用，其中对楚骚的化用为一大特色——其本对屈原及楚辞忠爱缠绵之旨深有领会，在诗作上大量引用屈原及楚辞典故如“酬君驼泪和鹃血，老我蓉裳与芰衣”、“国殇鬼亦雄，奴颜生逾羞”、“闻儿读楚辞，倚枕忽怊怅”等句，其词作中化用楚骚语汇的痕迹亦极明显，《浣溪沙》“莫怨江潭摇落久，似说年时，此恨人人有”化用《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典故，《长亭怨慢》“纵行遍芳草天涯，那便是王郎归路”化用《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典故等近10次的化用。香草美人象征手法实际是梁启超表达心底深隐情绪的一种媒介——梁启超专就屈原做过研究，强调屈原“热烈的感情”，赞肯屈原“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陵”的品质，以及不遇命运所发出的“沉挚的悲音”，《饮冰室诗话》中就多次拿《离骚》来对勘同时期诗，如评高平子诗“离骚之音也”、李亦园诗数十首“湘累之遗也”、东莞生无题八首“字字皆湘累血泪”等，并在《自由书 好修》一文认为“自卫之道，舍好修无他术”，以屈原为好修之榜样，刻刻猛省，时时自律，可见屈原形象一直强固地回旋于其头脑不曾消逝。以此进一步量观其词中屈骚典故的化用，能更深刻感受其词的沉挚悲音。另外庾信、田横、贾谊、王粲、晁错等怀才不遇的悲情人物形象亦屡屡出现，如化用庾信的“我亦兰成憔悴久。泪泫长条，孤负章台柳”，化用田横 “田横栖海岛，敬仲隐环廛”、“颇怜作客如王粲，悔不逃禅逐在颠”，化用王粲“凄凉王粲赋，惨淡子卿毡”，化用贾谊“痛哭谁能追贾谊”，化用晁错“贾生得放既云幸，晁错效忠行当烹”等等。不仅如此，其化用燕子、杜鹃等悲情物象也多，化用燕子如“燕子不归春寂寂，恨烟颦雨杏花寒”、“记得燕来风动帘，是谁偷觑秋千索”等；化用杜鹃如“杜宇声声，抵死催人去”、“感啼鸟、未抛前约，向花间、道不如归去，怕人瘦削”等等。大量悲情物象的化用，使其文本悲情色彩浓烈，悲情指向明晰。

2.特定时态与节序的经营

梁启超还着重时态的经营，以自然节律、时间流动来抒发情绪的变化，并且突出悲戚难欢的一面。时态上，“昨夜”“昨日”、“月”、“夜”、“斜阳”、“黄昏”等出现于大部分词作中，使得无限伤感与故国悲凉頻频出现。如着重“昨夜”“昨日”、“如今”的今昔对比，以此体现心境的孤寂落寞、惆怅无奈。又如“月”、“夜”出现20多次，“醒来残月横窗”、“又淡月、照帘隙”、“溶溶微月漫愁漪，夜寒时”等类词句，占了词四分之一的份量；“斜阳”、“黄昏”可视为月夜意象模式的变体，也出现了约10次，如“付与斜阳尽狼藉”、“趁着湖山残照在”、“相对向，斜阳凄怨”、“对斜阳无语，弹泪满冬青”等。节序上，“春”是梁启超心中理想的象征，对“春”频繁借用，如“燕子不归春寂寂”、“东风无力春消瘦”、“锦城春尽又飞花”等出现10次以上，“春寂寂、”“春消瘦”显现出现实的失意，加之“那更连天雨”、“一霎斜阳搀暮雨”、“一天狼藉风和雨” 等对“风”、 “雨”30多次的运用，营造的是雾雨濛濛伤心失意的春梦般化境。另外，“梦中细语商量”、“迢迢夜、梦去愁来”、“彻骨寒生孤枕梦” 等19次“梦”的出现，17次“泪痕狼藉青衫袖”、“访明夷、别有英雄泪”、“春睡足，西顾泪阑干”等关于“泪”、“ 哭”的描写和17次“醉别西楼醒不记”、“薄酒残睡”等关于“酒”、“ 醉”的记叙……，这些“梦”、“醒”、“酒“、”醉”、“泪”等意象极其频繁并贯串其三个阶段创作，并不时叠加置换。如对梦与酒醉的抒写，往往陪着梦醒、酒醒后之怅触。现实得不到圆满，连梦也是残缺的，梦幻思维、酒醉意象其实都是超现实的想象，在超现实的想象中，词人超拔于现实，不再受理性的约束，因此也可能是最清醒时刻，这时通过幻像更有利情感的驰骋与情愫之生发，也更有利于一窥作者内心的悲愤哀婉。

3.佛家语的频繁使用

梁启超词作的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佛家语的频繁使用。梁启超向来关注佛学，而其诗词中佛家语的运用亦极为惊人。“维摩”、“尘劳”、“泥犁”等佛家语在诗中被使用70多次，在词中亦不下15次，如 “法界光明毛孔吐。楼阁潭潭，帝网无重数”、“渺渺化身何所住，百千万劫寻来路”、“蹴踏金轮披垢腻。除却泥犁，那有庄严土”等等语句。晚清佛学复兴，政要名流竞相学佛，“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梁启超师友朋辈如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汪康年等皆好佛，曾文酒之会不辍，互谈佛学，梁氏本人有《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之初输入》等佛学著述，并自认为自己的人生观是从佛经和儒书中领略得来，“孔佛的精神又有许多变为我的一部分”。但其佛学思想非以出世，而是以佛教救世，“愿替苍生病，稽首礼维摩”的理想。由之解读其词中佛家语的化用，更能体会梁启超对理想的念念不望，以及对现实的失意无奈。

总之，传统诗词世界中 “杜鹃”、“庾信”、“王粲”、“风”、“雨”、“梦”、“醒”、“酒”、醉”、“泪”等古老之意象，以及屈骚、佛家语等如此惊人、频繁之大小意象，从早年创作直至晚年的三十多年里，一直被重复地、大量地使用着，使其词作被深深的人文思想渗透影响，赋予了深层的象征与比附意义。可想知这些意象顽强地盘恒于梁启超内心，以致屡屡付诸于文字，折射出内心深处的忧郁、困顿、紧张、彷徨、犹豫、缺憾、压抑、无助……等现实困境及复杂情绪，其文化内蕴是深厚的，主调是伤感凄婉的，构成了梁启超词对外界感知的主旋律，也展现了梁启超自我内心的真实情状，由此使其词作更为丰盈厚重。

三 梁启超词的“三个不得已”及其情感基调

抑郁烦躁是近代文人的普遍性现象，从近代诗文集中，都可感受到文人普遍的躁动不安、愤懑期待心绪。梁启超生平遭际有异常人且多承受常人难忍之事，因此《饮冰室合集》除表达其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财政、外交等主张见解外，还有部分内容是表达其人生愤怼与抑郁心情的“发愤之作”。但是，与散文、小说等其他文体相较，诗词创作则与其所承受苦痛息息呼应，尤其表现出特定时期、特定际遇之情感震荡，虽缺少推敲锤炼，却基本因情而感，应情而作，不作无病呻吟，展现了创作中典型的“不平则鸣”——但凡其郁闷之极便是诗词创作高峰之时：1898年去国之前，梁启超创作诗词甚少，二十多年来作诗不过二十来首，而居日十四年间迎来爆发式创作，其中诗作高峰期两个，第一个高峰是1899年-1903年，作诗151首，第二个高峰1907年-1911年，作诗229首，此两个高峰期为期不过10年却作诗380首，占其全部诗作80%以上(其中1899年、1910年、1911年这三年又是梁启超心绪极受影响、思想极受困扰时候，共作诗205首，平均每年约作70首)。而两个高峰期内梁启超还作词44首，平均每年15首，也占所有词作50%以上。且从这些词作出发，尤其能把握此时期梁启超的内心波澜与惊悸惶恐。词的文体特殊性，使秉性柔脆、命运多舛的梁启超，在选择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创作之余，在倾诉苦痛情愫之时，尤倾心于词。以此再进一步反观上述词创作的三个阶段四个作年，词较其他文体更明确地展现出梁启超屡屡彷徨歧路，为“三个不得已”左右终生的困局：

一是早年入山不成而入世：

考究1883年至1890年七年间，梁启超实经历过一个视野渐进开阔、目标反复取舍的变迁，历经“科举——考据——新学”三次取舍，并于万木草堂年间立述作之志且直至1896年，仍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以学成传教之志。据梁启勋记，1896年为梁启超的去处，黄遵宪同吴小村激烈地辩论了半年之久。吴小村认为梁启超学问还没有大成就，打算“把梁启超关五年再放出来”，黄遵宪认为国势急危，“应该让梁启超出来搞政治活动”。争论的结果，黄遵宪胜利了。历史不能假设，也无法推知吴小村先生的主张假如实现，五年后的梁启超是如何情状，其一生又将迎来怎样命运。但可推想的是，吴小村的主张，于梁启超的学术定然大有裨益。遗憾的是，客观实情不容梁启超以“慢火炖”方式从容传道救国，黄遵宪最后的胜利(实亦是康有为之胜利)使梁启超以未能自度而先度人的“猛火熬”方式“走马上任”，充当起时代号手。一个年仅二十四五岁，仅受过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教育，而于社会、政治及西方文明、世界时局知之甚少、学问又未有大成就的年轻人，从此走向政治漩涡，并引领近代社会近半个世纪的风潮，不可不谓“小马拉大车”。而初生牛犊之梁启超，不得不注定违背自我意愿，过早入世承担重压，接连面对科举失败、政事失利及最后败走流亡的挫折。因此，早年梁启超词中实已多外感时势、内激性情之作，词中密集带湿痕的梨花、经年的旧酒痕、独倚栏时的丝雨蒙蒙等伤感物象，以及“剑外惟余肝胆在，镜中应诧头颅好”(《满江红》)，“遮莫、年华虚掷。迢迢夜、梦去愁来，还似年时倦游客”(《兰陵王》)，“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水调歌头》)等心天涯倦客“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水调歌头》)的困境，诉说着慷慨悲怆、忧伤无奈的复杂心境。

二是中年变法不成而流亡：

梁启超早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遭清廷封闭祠堂、捣毁祖先牌位及海外剿杀，加之居日期间多受异党诋嗤，处境一度拂逆不安。此时期所作《李鸿章》、《王荆公》、《管子》等传记，悲李鸿章之遇，叹王安石之命，恸管子之运，所悲者非仅在传主本人，亦在己矣，悲己之才、悲已之遇也——梁启超日本时期光鲜的“时代骄子”、“弄潮儿”背后，说到底还只是一个被通缉追杀的流亡政治家，对于接受传统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人来说，十四年流亡必定笼罩于压抑紧张中，心怀大志而百不一就难补时艰，惟专以宣传为业，发奋著述，其常手稿笑付门弟子辈曰：“汝辈玩了两日是，吾乃成书一本，吾睡觉去矣”，其《双涛阁日记》所记1910年2月至4月二个月58天里，10次失眠无以成寐，除因经济困窘欠债难还外，更或因拼命工作，或因事业受挫、或因多方诘难诬蔑……，以致难以入眠甚或彻夜失眠。此外，终生为康有为所慑服，与革命党亦交战不已，都使其难以展颜，以致哪怕事业巅峰期即已备觉如“公共之奴隶”、“厌世念自起”，三十一岁时“日日下气”、有如“公共之奴隶”、“清夜自思，恨不得速求一死”、“厌世念自起”，三十八岁仍欲“以一死了之”，此时期所作词，远走扶桑之挫败、自立军起义之败北、立宪共和之艰难选择等特殊时期最复杂的情绪均真实展现，心气之悲凄抑郁，可见一斑：1902年《蝶恋花》中“帝网无重数，渺渺化身何所住，百千万劫寻来路”，真实显示“热血一腔谁可语”的迷茫失落；《贺新郎》“昨夜东风里。忍回首、明月故国，凄凉到此。鹑首赐秦寻常梦，莫是均天沉醉。也不管、人间憔悴”、“我自伤心人不见，访明夷、别有英雄泪。鸡声乱，剑光起”则呈现满腔忧怨；包括小说戏剧中所引用或创作之词，如《十五小豪杰》中的《摸鱼儿》(莽重洋惊涛横雨)、《新罗马传奇》中的《蝶恋花》(辽鹤千年再来处)、《新中国未来记》中的《贺新郎》(血雨腥风里)等，亦多感情狂躁难以发泄情状。尤其流亡后期更见沉郁顿挫，《八声甘州》之 “今日红羊又换，算学仙辽鹤，有梦都醒。对斜阳无语，弹泪满冬青”，《暗香》之“依约，共瘦削，便撩乱乡愁，驿使难托。鸾笺罢写，闲杀何郎旧池阁。休摘苔枝碎玉，怕中有归来辽鹤。万一向、寒夜里伴人寂寞”，《蝶恋花》之“雨横风狂今夕又，前夜啼痕，还耐思量否。愁绝流红潮断后，情怀无计同禁受”等词，刻画的均是忧怨丛集的主人公形象，真是如失群之雁，无时不悲、无时不叹、无时不恸。

三是晚年从政不成而从教：

梁启超四十岁始归国参政，其本一介书生，清醒知道自己与中国政界不相入，愈入之愈苦，甚厌之却又不能卸肩，“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 “但觉头痛欲呕，不知前身造何恶业，今世乃堕落为中国政治家”。不遑政治，即便文墨生涯，梁启超亦充满遗憾与缺失。其年轻时急于用世，朝写晚登，难免巧为附会甚或直接从外国抄裘之作，而晚年又多应酬之作与官样文章，联想起初编《饮冰室合集》，其曾说“不求藏诸名山”，晚年却把从前所有《饮冰室集》、《新民丛报》之类，自行大加删定”，便是之后中华书局所发行的《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是否藏之名山姑且不论，然“自行大加删定”，还是说明有部分文章，梁启超是不希望后世人再看到的。另外，其46岁漫游欧洲东归后，萃精力于讲学著述以期重拾中国文化，虽仍是社会名流，亦具举足轻重地位，但其影响力渐次转弱，在学界亦遭批评抵斥。如其在东南大学授课时就“像孔二老头到南方随处碰壁引起苦闷一样”被攻击。其所写《先秦政治思想史》，被批为“完全背离客观的学者态度”，其所讲《道德经》，被驳为“摸不到边”，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其所论孔子，亦被认为“完全是卫道的话”等。甚或对其在清华学校所授课程，亦有“语多浮泛，且多媚态”之讥；而在1927年清华大学颁定改组本校董事会章程并聘定其为新董事之一时，则被批为“从此本校前途又多变化……，学校中之营营逐逐，不特有伤清德，抑且无补实利”。因此，晚年的梁启超终日扰扰，不如意事纷沓并接，时常心如辘轳，彻夜难以合眼，《鹊桥仙》的“绝调更无人和。为谁夜夜梦红楼”，《浣溪沙》的“坐久漏签催倦夜，归来长簟梦佳期”，描绘的心情都相当孤寂落泊，而《鹧鸪天》中“自携瘦影步花阴。屋梁正照无情月，庭树犹栖不定禽”更以朦胧的景致抒惆怅的情思，反映内心孤苦。总之，其时期梁启超词中的挫折感、苍凉感以及万端的哀怨怅触，时时萦绕不可驱散，道出内心精神秩序的动荡与失衡。

两种矛盾思想交战胸中，是为苦痛不过之事——人生“三个不得已”面前，出处行藏，梁启超无从选择，遗憾与无奈相伴蹉跎的岁月、不居的年华、不遇的人生，焦虑、紧张、郁闷的心情郁结不断，唯以打牌、书法、读《内典》、赏古玩甚或搓麻将、抽烟喝酒等消遣。然最痛苦时候选择的还是文学以舒缓，而词则为其宣泄排解所常用。其女令娴“嗜音乐，喜吟咏，间伊优学为倚声。家大人谓是性情所寄，弗之禁也”，“尽读所有词家专集若选本，手钞资讽诵，殆二千首，乞丈更为甄别去取，得如干首”。《艺蘅馆词选》成于戊申年间即1908年，梁启超不但不反对其女习词选词，从词选情况看，亦很有可能花相当力气参与或进行了关键的词选指导。此外所选597首词中，梁启超就25首词进行了评点，其中尤其就辛弃疾的27首词中的8首进行了批评。虽仅只言片语，但从所记录的梁启超对辛弃疾词之评语看，尤其赏识发乎感慨、情感充沛之作。如评《青玉案》(元夕)“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无限感慨，哀同甫，亦自哀也”，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回肠荡气”等。从中，亦可窥梁启超于词体之态度与偏好。

余 论

孔子主张“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梁启超在天下无道之际、在社会良知面前，在“不得已”境况下，一次又一次大胆挺身而出，救民于水深火热、救国于行将倾灭。其内心秉承的更多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不仕无义，行其义于身，而非独洁其身之“卷而怀之”。可是，这个伟大的时代真有点捉弄人，梁启超反复善变以期赶上时代的脚步，不管在戊戌、辛亥还是五四这三个特殊时代，也不管梁启超主观上怎么努力奋进，却都成了逆流而动“便便不合时宜肚”之人。尤其1916年后，新青年前进的脚步早已将之抛在后。梁启超几十年旁皇求索，以至诚负天下之重却遭遇坎坷，一次次经受失败的打击，一次次面临噩梦的惊醒，一次次以巨大悲痛写成人生荡气回肠悲歌。正是在这样的人生悲剧下，梁启超表现出词学主张与实际创作的互相矛盾：在理性世界，主张词表现社会性；在感性世界，却依恋词，借词舒展内心的苦楚与宣泄无尽的忧愤。阅读《饮冰室词》，能具体而微地感觉到梁启超的爱恨情愁。正是“没有意义”的“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为世人展现了更鲜活、更具生活质感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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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洪林、卢正言编．康有为集[M]．第八册．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

[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 张品兴等主编．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 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M]．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M]．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

[6] 吴学昭注解．吴宓日记[M]．第三册．三联书店，1998.

[7] 梁令娴编，刘逸生校点．艺蘅馆词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8] 杨伯峻．论语译注[M]．卫灵篇第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