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诗之“赋”疏证——兼论“赋”之原初核心功能

刘 浏

(北京物资学院 发展规划办公室，北京 通州 101149)

历来凡论赋体之得名、叙赋体之源起者，莫不追溯至《周礼·春官》所言“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或《毛诗序》所言“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此二说实则一也，可约称为“六诗”说。自古及今，对“六诗”说通行的解释为：风、雅、颂为《诗经》的类别，赋、比、兴为《诗经》的表达方式(或曰表现手法、创作手法、修辞方法等等)。而由“赋”这一表达方式，又衍生出“赋”之一体。从楚辞的骚体赋，到荀卿的短赋(《荀子·赋篇》中的礼、智、云、蚕、箴等)，到汉代一变而为古赋(又称大赋)，到六朝再变而为徘赋(又称骈体赋)，到唐代又变为律赋，到宋代又变为文赋(又称散体赋)，到明清又产生所谓“八股文赋”等等，皆冠以“赋”名，同属“赋”体，一变再变，后世的创作者和批评者遂大其流而渺其源。然而溯其源头，六诗之“赋”究作何解？似乎已有定论而犹未确证。自汉末以降，学者均将六诗之“赋”解释为“铺”、“铺陈”或“敷陈”等难以例证的概念(文字篇幅达到何种程度可称为“铺陈”难以实例说明)。其中最具代表性亦最为人所称引的说法是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诗之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意谓六诗之“赋”是一种铺陈事物的修辞方法，“赋”这一文体也是由此演绎发展而来。至当代，曾有学者对六诗之“赋”与文体之“赋”的关系提出质疑，如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说：“赋的意义，无论是郑注、孔疏，还是班固的论点，实际并没有把作为文体之一的‘赋’，跟《诗经》所谓‘六义’联系起来的意思。因为，首先郑玄的话，旨在解释《诗经》中赋比兴的赋，并未涉及作为文体的‘赋’；而班固的《两都赋序》，其意思只不过是说，赋体是和《诗经》雅颂相通的。”许结先生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也说：“‘六义’之‘赋’，是诗之一种表现方式，……与‘赋体’文学亦有距离。”两位学者都敏锐地感觉到，六诗之“赋”作为“诗”之一种表现方式，与文体之“赋”似乎没有联系。如果没有联系，那么班固为什么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而且汉人是绝对承认“赋”与“诗”(即《诗经》)之间的渊源联系的。那么，这种联系究竟体现在何处？六诗之“赋”本义的确是作“铺陈”解吗？其原初功能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它最初只是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它又是如何、在何时发展成为一种文体的呢？文体之“赋”与它之间究竟有无传承接续关系呢？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拟从六诗之“赋”的阐释源头谈起，疏证本义，正本清源。

一 《周礼》之“赋”字义探析

对六诗之“赋”加以阐释，最早见于东汉末年郑玄笺注的《周礼·春官·大师》。其注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首次将六诗之“赋”训为“铺”，并添字解作“直铺陈”。郑玄生活年代最近于古，其本人又是当世首屈一指的经学大师，其说自然相当可信，这也是后人遵循其说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延伸的原因。但是训诂作为一种实证科学，讲求的是证据，而证据中最可信者，莫若以本经解本经。也就是说，解释一个古字，最可靠的办法是在该字出现的那部古籍(以及与该书同时期的其它古籍)中找到其全部用例，并作归纳分析，最后释出字义。而当我们逐一考察《周礼》一书中其它“赋”字用例时，却发现没有一例可作“铺”或“直铺陈”解。

《周礼》中“赋”字用例共44则，其中“财赋”3则、“贡赋”3则、“九赋”5则、 “邦赋”3则、“赋贡”2则、“赋用”2则、“征其赋”2则，其余如“令赋”、“野之赋”、“邦中之赋”、“四郊之赋”等等，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总的来看，除六诗之“赋”外，其它43则用例可分为两类：一类作名词，如财赋、邦赋等，一类作动词且不接宾语，如令赋(即令其赋)等。其涵义均不难索解，作动词可释作“征敛”(从天子角度，自上而下)或“献纳”(从诸侯国及民众角度，自下而上)，作名词则可释作“征敛献纳之物”。此即为“赋”字的本义，合于《说文解字》对“赋”字的解释：“赋，敛也。”与《周礼》同时期的书，如《尚书·禹贡》云：“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尚书》传曰：“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所用“赋”字涵义和《周礼》完全相同。因此，“赋”之本义如同今之所谓“赋税”，只不过上古赋税多以实物形式完成，如《周礼》所说“贡草木”、“贡鸟兽”、“贡布帛”、“贡祀物”、“贡货贿”之类。而且，当时的人们基于共同认知，将“赋”直接作为一种制度化行为的专名来使用，毋需列举所赋之物名目。因此，“赋”作动词时专指贡赋纳税这一制度化行为，作名词时则专指贡纳之物。

先秦时期讲求循名责实、名实相符，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荀子曰：“名无固宜，约以命之。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荀子·正名》)用今天的话说，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指称某事物的字或词作为语言的一种基本单位，其意义是社会赋予且为社会所制约的，即所谓“约以命之”、“约定俗成”。据此来看，如果郑玄的解释，即“赋”作“铺”或“直铺陈”解，只在《周礼》中“六诗”这一处讲得通，而在同一部书里再找不到第二个同样的用法和意义，那么就一定违背了语言的使用规律，必将导致读者的不解，从而失去其沟通传播的作用。由此可以推断，《周礼》所说六诗之“赋”其实并没有“铺”或“直铺陈”的涵义，而是当它和其它“赋”字的涵义相同或者相通，才能使之为读者所理解。

但是，如果我们把六诗之“赋”也解释作“征敛”或“献纳”，这就明显与文学创作上的表达方式无关，无法和“比”、“兴”共同成为《诗经》的三种表达方式。那么，“赋”有没有与“征敛献纳”相通而又与文学创作有关的涵义呢？前文说到，“赋”既有“献纳之物”的名词义，当进献之物陈列满庭供天子观看时，则可引申出“赋”的“直陈”义。而当职掌者向天子陈述进献之物的名称、数量、形色、功能、意义等等时，又引申出“赋”的“陈说”义。这种陈说发生在特定的场合(王庭)，面对着特定的对象(天子或国君)，当然就必须有礼仪程式的规范与修辞方法的讲究以合周朝礼制。从这一角度上说，六诗之“赋”作为《诗经》的表达方式之一，其真正含义应是“赋”字的引申义，即“直接陈说”。析言之，六诗之“赋”是源于其“征敛献纳”之本义而引申出的具有特定规范或体式的直接陈说，而并非刘勰所说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铺陈”。

二 六诗之“赋”的原初功能探析

清楚了六诗之“赋”的真正含义是“直接陈说”，那么这种表达方式与“赋”这一文体的形成有何关系？要厘清这一问题，先要找到六诗之“赋”与文体之“赋”的共同或相通之处。如果单从“直接陈说”这一表达方式来考察，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诗”(这里指《诗经》)与“赋”之间的相似性，但能不能就此判定，只要是用“直接陈说”的表达方式就可以称之为“赋”呢？唐代经学家孔颖达云：

郑以赋之言铺也，铺陈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孔颖达接受了郑玄的说法，认为《诗经》中只要是“直陈其事，不譬喻者”(这里的“譬”为引譬连类，指六诗之“比”；“喻”为以物喻事，指六诗之“兴”)，都是“赋辞”。这一结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而在郑玄之后，关于六诗之“赋”的阐释概莫能跳出“铺”或“铺陈”说的底子。年代稍晚于郑玄的训诂专家刘熙说“敷布其义谓之赋”；到了魏晋南北朝，挚虞说“赋者，敷陈之称也”，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钟嵘说“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品序》)；到了宋代，李仲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到了南宋朱熹那里，对“赋”的阐释形成了定论，即“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当代学者也多继承朱熹之说，如叶嘉莹说：“所谓‘赋’者，有铺陈之意，是把所欲叙写的事物加以直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法。”上述种种说法，均脱胎于郑玄的“直铺陈”说，或取其“铺陈”义，如挚虞、刘勰；或取其“直陈”义，如钟嵘、朱熹。但是，上述诸家都只是停留在文体之“赋”对六诗之“赋”的表达方式上的相似，未能从本质上确立从六诗之“赋”到文体之“赋”的演变关系。

究其原因，乃后世阐释六诗之“赋”者忽略了郑注中另一个关键部分，即直陈的内容是“今之政教善恶”，直陈之目的在于讽谏。也就是说，郑玄所阐释的六诗之“赋”，不仅仅是表达方式上的“直接陈说”，同时还要承担讽谏天子知善恶、明得失、行正道、施仁政的政治功能。而这才是六诗之“赋”的原初核心功能，也是六诗之“赋”的本质特征，也是后来“赋”得以成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渊源所在。

能够证明这一论断信而有征的证据是，与《周礼》时代相当接近的《国语·周语》记载周天子“听政”制度时所提到的“瞍赋”：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三国东吴韦昭释“瞍赋”曰：“无眸子曰瞍。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这一解释源自东汉郑众的说法：“郑司农云：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故《国语》曰：瞍赋矇诵，谓诗也。”按郑氏解，“赋”和“诵”均指向“公卿列士所献诗”，但《国语》原文及其它地方均没有这样的暗示。且揆之常理，公卿列士既已献诗于前，又何劳瞍、矇“赋、诵”于后？如此叠床架屋，周天子岂非不堪其烦？因此，这里“瞍赋”的“赋”、“矇诵”的“诵”，包括前面“师箴”的“箴”，都应当是某种特定的陈说形式，而且指向不同的内容以期达到特定的讽谏目的。

在礼制完备的周代，周天子身边的每一种人都有其特定的地位和职能。三公、九卿、列士参议国事，遂献讽谏之诗；瞽为乐师，遂献曲，以与诗配乐；史为外史，掌三坟五典，为天子执政提供借鉴，遂献书。此三者均用“献”，这不仅是“进献”动作的完成，还包括公卿列士的吟唱、瞽师的演奏、史官的叙述讲解这些实质内容。同样，师、瞍、矇等人因其职责不同，或进箴言，或直陈，或婉言(按：此处用王力释“诵”之义项三：“用婉言隐语讽谏。《左传·襄公四年》：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国语·周语上》：瞍赋，矇诵。”)，从不同角度、以各种方式向君王表达讽谏之义。所以，在此三者之下，又有“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等等，其目的都是讽谏君王斟酌行事、不悖正道。

六诗之“赋”与“瞍赋”之“赋”处于同一时期，且后者也不可能作“征敛”、“献纳”解，二者涵义应该是相同，即斯时之“赋”，既有在特定场合、面对特定对象的体式规范，又有讽谏天子明察“今之政教善恶”的政治功能。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就使“赋”具备了成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可能性。

三 从六诗之“赋”到文体之“赋”演变的早期面貌

虽然汉大赋是赋体成熟的典型，但它并不是赋体的原初形态。赋史上第一篇以“赋”冠名的作品是先秦《荀子·赋篇》，其中有“礼、智、云、蚕、箴”等所谓“五赋”及“佹诗”一篇。通过考察《荀子·赋篇》，我们可以从体式规范和政治功能这两方面看到先秦时期从六诗之“赋”到文体之“赋”演变的面貌。

“五赋”只选其首篇“礼”为例，全文如下：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与？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礼。

“佹诗”全文如下：

天下不治，请陈佹诗：天地易位，四时易乡。列星殒坠，旦暮晦盲。幽暗登昭，日月下藏。公正无私，见谓从横。志爱公利，重楼疏堂。无私罪人，憼革贰兵。道德纯备，谗口将将。仁人绌约，敖暴擅强。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凰。比干见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学，天不忘也。圣人共手，时几将矣。与愚以疑，愿闻反辞。其小歌曰：念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绌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服矣。琁、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帛，不知异也。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

两篇文意均不难理解，“礼”篇以隐语形式导出国君当以礼治国的政治主张，“佹诗”则历数天下之不治，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直陈其事，略无避讳。在表达方式上二者虽有不同，即前者为隐语，委婉引导国君树立正确观念；后者为直言，直接警醒国君当有忧患意识，但二者讽谏国君行正道、施仁政的政治目的是一致的。

关于《荀子·赋篇》的文体，前辈学人多有论述，比较而言，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先生的说法似乎更接近《荀子·赋篇》之本意：

这七段合成一整篇，并非如前人所谓五赋末附一诗。“赋”字乃是这七段的总题。“赋”训“直陈”，言直陈作者对政治的意见。

如果将陆、冯二先生的说法展开来，我们是否可以说，“赋”作为一种讽谏文体的专名在荀子的时代甚至更早就已出现，否则荀子不可能凭空以“赋”名篇。从《赋篇》来看，“赋”作为一种文体的要素已经形成：一，文辞形式上，源于《诗经》，以四言为主，押韵；二，表达手法上，以直接陈说为主，前“五赋”虽以隐语形式开篇，但收结于国君之自我陈述，言在彼而意在此，总体上仍可视作直接陈说，而这又暗合于汉赋的“主客问答”体；三，文体功能上，直接表达政治主张，讽谏国君行正道、施仁政，具有强烈的政治教化意味。

考据学上以孤证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那么在两周时期，是否还能找到像《荀子·赋篇》这样的以“赋”冠名、以“赋”为体的证据呢？试看以下两则。

《毛诗传·鄘风·定之方中》曰：

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

升高能赋

，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韩诗外传》曰：

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

登高必赋

，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张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

孔颖达对“升高能赋”的解释是：“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按此，“升高能赋”是指用“作诗”的方式来陈述登高所见。但我们看《韩诗外传》所载孔子诸弟子所“赋”却并不是“诗”。而且，揆诸前文所列“赋”作为一种文体的三要素，我们可以发现孔子诸弟子之“赋”与荀子《赋篇》的相同之处：一，文辞形式以四言为主，且押韵，如子路赋中的“军”与“奋”，“前”与“患”，子贡赋中的“难”与“天”，“阵”与“存”，“粮”与“亡”，颜回赋中的“心”、“应”、“进”、“姓”、“兵”、“门”、“宁”、“能”等等。二，表达手法皆为直接陈说，即所谓“言所愿”。而且在《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和“颜渊、季路侍”等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如出一辙的情节。这两章中所记弟子言志，文辞虽简朴平易，但一样有格式上和修辞上的讲究，如曾皙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绝不同于平时的说话。三，表达目的虽然不是讽谏国君，但却是表达个人政治主张的典型样板。

从孔子诸弟子登高作赋，到荀子《赋篇》，透露了从六诗之“赋”到文体之“赋”的演变关系。到了东汉，班固对这一演变进程的早期阶段作了完整的阐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

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

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

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

由此可见，从孔子到荀子、屈原，“赋”已经从《诗经》的一种表达方式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用文体而被时人所接受、所运用，也就是班固所说的“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这种文体之所以定名为“赋”，盖因首先它不可能称作“诗”，因为在这个时期，“诗”专指《诗经》，如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观、群怨”；也不能称作“文”，因为在这个时期，“文”并非指“文章”或“文学”，而是指“修饰”或“修辞”，如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后世“文”的涵义也是由此生发出来，这个时期还没有后来所谓的“文人”；也不能称作“诵”(班固说“不歌而诵谓之赋”，那古人为何不直接以“诵”为名，可见此说之谬)，前文已释“诵”为婉言隐语，没有固定程序步骤，所以说“矇诵”，“赋”则不然，它是政治的、制度的、仪式的；更不能称作“言”或“辞”，“言”、“辞”范围太广，既有无修饰的，又有讲技巧的，不能专指一种文体。因此，这种文体无法冠以他名，只能称作“赋”。同时，“赋”具备成为一种文体专名的条件。首先，它源于《诗经》又有别于《诗经》，其表达方式合乎时人的审美习惯，易于被时人所接受，所以班固才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其次，它原本具有的直接陈说的表达方式和讽谏天子的政治功能，使其具备了成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可能性。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经过孔子、荀子、屈原及同时代人的创作实践，它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依附到独立、从表达方式到文体的转变，文体功能已趋于成熟。中国古代文论之一大宗就是文体论，而古代文体论最为讲求的就是尊体和辨体。这里的“体”不仅是指形式，更重要的是指精神，所谓尊体，就是尊其“当行本色”，所谓辨体，就是辨其“正体”、“变体”。“赋”的“当行本色”、“正体”，并不仅仅表现在修饰文字的文辞形式和直接陈说的表达方式上，最核心、最关键的乃在于其内蕴的讽谏功能和政教力量，这就是班固为什么说“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的真正原因。

到了汉代，我们看到，基于“赋者古诗之流”的传统认识，汉人对赋的创作和批评，仍然以讽谏作为最高原则，从理论到实践都自觉地把讽谏当成赋的生命。如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就是将先秦荀子、屈原等人之赋和时人渲染文辞、劝百讽一之赋作了明确分野和价值评判，而且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在他们的许多赋作中都自觉主动地涂抹上讽谏色彩。这无疑是汉人对“赋”的原初核心功能的继承与遵守，同时也证明了从六诗之“赋”到文体之“赋”的源流关系是建立在文体原初核心功能传承的基础之上，而并非简单地继承其直陈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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