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的地域文化观照——读曹虹、陈曙雯、倪惠颖著《清代常州骈文研究》

潘务正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明清文学发展中“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举其要者，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地域诗派有明代的江西派、闽派、吴中四子、公安派、竟陵派等，清代的虞山派、岭南三大家、江左十五子、秀水派、吴中七子、高密派等；词派有清代的阳羡、浙西、吴中、常州等；文派有桐城、阳湖、湘乡等；甚至通俗文学如戏曲亦有临川、吴江、苏州等派。然而，在正统文学中，似乎有两种文体与地域的关联不太紧密，一是赋，一是与赋有关的骈文。无论是大赋还是小赋，自始至终都未见有以地域命名的派别。骈文兴盛于六朝，历经唐代古文运动而呈蜕变之势，至宋代又一次繁盛，元明虽衰落，但创作未尝间断，进入清代再度中兴，但直至清代前中期，也未出现以地域命名的流派。这可能因二者多作为台阁之体，往往呈现出一种时代特性，地域色彩难以彰显。因此赋与骈文的流派多以时代命名，如祝尧《古赋辨体》名赋以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骈文史上习称六朝派、三唐派、宋四六派等即是。

然而，清代中后期，随着骈文的全面中兴，其地域特征也开始凸显，就中尤以常州为醒目，以致有学者云“没有一个地区可以与它竞争”。此地著名的骈文家，清初有陈维崧，乾嘉时以洪亮吉与孙星衍为标记，道咸以降“二董(基诚、祐诚)一方(履篯)”和屠寄为殿军，形成声势浩大的地域性流派——常州骈文派。乾隆年间人们审视骈文创作的取法对象，就有“骈体于近代取孙(星衍)洪(亮吉)”之说。屠寄于光绪十六年辑成《国朝常州骈体文录》30卷，收入43人，文569篇，这是清代唯一刊行的地域性骈文总集，可能也是骈文史上的唯一，常州骈文派已呼之欲出。之后，学人开始认同此派的存在，1945年出版的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将清代骈文分为五派，与博丽派、自然派、六朝派、宋四六派并列的就有常州派；后来谢鸿轩《骈文衡论》又加上仪征派。建国初年，作为医生、诗人的刘禺生也明言“常州骈体文派”；70年代，台湾学者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重版)在复古派之外列有自辟蹊径的两派，即为常州派、仪征派。可见，这一地域性骈文流派已经得到广泛认可。正因其为骈文史上不多的以地域命名的流派，因此常州派便显得弥足珍贵，更具系统深入研究之必要。

然而“实足纵横中国”的常州骈文派虽为学者的首肯，但关于此派的研究长期以来仅作为清代骈文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展开，其自身的地域特征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这无疑是个严重的不足。常州一地何以会在清代形成影响巨大的骈文流派？此派在创作上有何共同倾向？这是研究骈文史的学者必然心生的疑问。这些疑问得不到完满解答，终究是清代骈文甚至是中国古代骈文研究的一大缺憾。曹虹、陈曙雯、倪惠颖合著的《清代常州骈文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引用此书时仅注明页码)之出版，适时弥补这一缺憾，是著由此也具有了骈文之地域研究的开创性意义。

此书最大的特色，即是在地域文化视野下观照骈文之体。关于文学与地域的关系，自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国地理大势论》、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诸文加以阐发以来，开拓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曾任教于南京大学的汪国垣1962年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从学理上揭示了地域与文学的内在联系，他说：“若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溯渊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庶无訧焉。……观俗审化，其析类之尤雅者乎？”堪称经典之论。继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之后，《清代常州骈文研究》亦本着这一学术传统，探讨骈文与地域之间的内在联系。

明清江南一带文化极为发达，除苏州、昆山、云间、虞山、太仓等外，常州更赫然在列。以学术文化流派而论，此地就有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常州骈文派、常州学派、常州画派等。骈文这种极难与地域产生关联的文体，为何在常州能够兴盛？并能形成地域性骈文流派？该书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这些问题，除了注意朝廷政策导向、乾嘉学术氛围等清代文学演进的大环境外，更关注常州地域文化所给予的特殊滋养。

论者认为，骈文之所以钟情常州，在于此地经学与文学渐合为一的风气(第50页)。骈文较诸其他文体更注重学养，诸如用字、使事、声韵等均需学术研究为基础。所以袁枚讽刺翁方纲以学为诗时即云：“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可见骈文与博学的密切联系。而清代除少数地区外，“其学派未有过于常州者”。常州经学兴盛，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均得到学者重视。今文经学重《春秋》，“受到《春秋》属辞比事之教的惠益”，亦重文；加之作为《文选》编纂者萧统故里，出于对前贤人文情韵的追踪，此地民风“佚丽”，自晚明以来为文辞喜比兴，“以博依相问难”，形成尚文的地域文化传统。正是在经学与文学合一的地域文化依托之下，骈文才垂青常州。

作为一个流派，还需具备浓郁的文学氛围与精良的文学群体。是书敏锐地发现书院、家族与交游在流派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曾任职翰林院的邵齐焘、卢文弨、李兆洛等人在离开词垣后出任乡邦书院山长，为了培养更多的子弟进入位望清华的翰林院，便将馆阁之体骈文在地方教学中发扬光大。他们以书院作为地方教育的窗口，“适时地对学术与文学加以开拓，直接或间接地诱发了陶成骈文英才的气氛，从而使地域文风得以推激变动”。除了书院的育才风尚之外，“书院内师生或学子间的同游共处，也有助于催生群体性的风格成就，从而促使文学门派的成立”(第30页)。从家族与交游层面来说，得益于地域学术文化的熏陶，常州出现了不少骈文家族。骈文传统在家族间传递的同时，也因同气相求的心理而体现于择友交游上。乡先辈持续性的榜样力量，有效强化了地域文学的召唤力，形成骈文发展风格上的有心追求。正是在以上诸种因素的合力下，至清代中后期，常州一地形成影响深远的骈文流派。

是书从地域视角审视骈文之体，不仅在分析其形成过程中关注地域因素，且在揭示该派理论倾向与创作风貌，即关于常州骈文发展史的论述中，也始终关注地域文化所起的作用。

该著对常州骈文风貌的把握精准而深入。曾为刘师培整理遗书的南桂馨云：“骈文至常州经儒，风骨始邃。”针对这一现象，著者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就地域文化而言，常州士人作为今文经学家，具有儒林而兼文苑的理想，在文采风流之外，多了一份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出于此，常州士人群体在践履经世信念时，皆能保持独立不迁的人格。常州人在京者被呼为“戆物”，洪亮吉、孙星衍为其领袖，在和珅当政、士人趋炎附势之际，他们发出特立不群的铿锵之音。这一气节展现在骈文创作中，就是在用事及藻饰时见出风清骨峻之貌，大异于传统骈文“体密”而“辞缛”之风。由此也使得常州骈文流露出一种对“清”的集体追求，如邵齐焘提倡“清新雅丽”，“于绮藻丰缛之中，存简质清刚之制”；刘星炜主张“清转华妙”；洪亮吉崇尚“清新”；李兆洛追求“高而不瓠，华而不缛，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的境界等(详见本书第四章)。这种近本学术精神、远承《文选》选文标准的区域风格，与山阴胡天游之“遒炼”、扬州汪中之“隽永”明显不同，体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

著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常州骈文骈散融合的特征。骈散合一之论虽此前孔广森、曾燠等人亦曾言及，但均未被关注。经由常州骈文派中人以理论和实践加以提倡，才获得举世认同。洪亮吉、孙星衍、刘星炜、赵怀玉诸人虽未明确提出这一理论主张，但在其骈文创作中表达了对于骈散融合的认同。他们用典灵活，炼字光鲜，时参以散句的篇体，已多少注意到在俪偶中运注散逸之气，否则难以成就“清新”之品(第12页)，这已体现兼容之风。张惠言、陆继辂的言论中亦不无推崇之意，而李兆洛《骈体文钞》“为融通骈散理念在实践上最有力的体现”，骈散融合理论有了较为系统完备的表述，他也“成为融通骈散思潮中的标记性人物”(第306页)。这一特征亦与仪征派阮元独尊骈体的作风迥然相异。

该著以地域视野把握常州骈文，探讨该地作家骈文创作的成就、风格以及骈文观念，将常州骈文的成就与特色丰盈地呈现于世人眼前。其对常州骈文流变的精心勾勒，亦使本书的写作具有常州骈文史的意义，这也完满地实现了著者“撰一部断代地域骈文史”(后记)的初衷。

著者考索常州骈文发展流变，探讨其地域特征时，亦能不拘于此，而是将其置于清代骈文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定位，考察二者的互动，既彰显常州骈文之地域特色，又揭示出清代骈文发展如何影响常州一地，常州派骈文理论及创作风貌又如何改变着清代骈文走向。尤其是后者，可以进一步呈现常州派骈文的文学史意义。如在论述邵齐焘“简质清刚”风格理论时，特别强调“在清代骈文复兴之初，这一理论的提出可谓时与运会，为当时骈文家普遍响应”。并举彭启丰、杨钟羲等人之言，突出这一理论造成的“一时风气为之大变”的文学影响(第131页)。在论述李兆洛骈散融通观念之后，又考察其在文坛上极大的推动作用，广举谭献、朱一新、包世臣、刘开、梅曾亮等人对此的态度，证成骈散之间的“相成”关系已经成为此后学界的一般共识(第307页)。本书第一作者曾发表《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一文，所以认识到骈散融合“这个命题也预示着文学由古典走向近代的转捩意义”(第13页)，揭示出常州骈文派在这个转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显示了著者宽广而深邃的学术眼光。

是书胜义颇多，以上仅就管窥略谈一隅之得。该著撰写、出版之际，骈文的地域特征逐渐为学者重视。颜建华《清代乾嘉骈文研究》(2004年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第三章“乾嘉骈文作家群”即涉及相关问题，其第一节“乾嘉骈文作家的地域分布”及第二节“南方骈文作家群”之第一部分“乾嘉骈文地域作家群”，特别关注常州与浙江两地。但在论述常州作家群时，虽也总结了其骈文的四大特色，即取材喜言情、游记；骈散兼作；强调学有本原，以学济文；风格轻倩清新等，但可能限于其书体例，并未从地域文化方面分析这些特征形成的原因。路海洋博士学位论文以《社会·地域·家族：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苏州大学2008年)为题，并与罗时进联名发表《清代阳湖骈文之兴盛及其原因》(《齐鲁学刊》2011年第4期)，也是为常州一地骈文兴盛之局面所吸引。相信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化，骈文的地域特征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兴趣，这方面的成果也会愈发全面、深入。

当今学界地域文学与家族文学等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种著作纷纷面世，呈现出一派硕果累累之象。其中虽不乏精品，令人失望者也不在少数。这些贴着地域或家族等标签的成果，其研究内容往往是将某地几位作家或家族中诸人之创作情况作一平浅介绍即了事，地域文学特色与家族文学风貌则似留给聪明的读者去提炼一般隐而未见。《清代常州骈文研究》一书以地域文化观照骈文之体，处处体现出常州的地域特征与骈文独特风貌的内在联系，论证令人信服。这一方法实际上也为同类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就此而言，本书亦具有典范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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