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现代旧体诗词慎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兼答王国钦先生

陈国恩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王国钦先生就诗词入史问题的商榷文章,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树对立面,歪曲甚至篡改我的文章,比“断章取义”还要“不公道、不厚道”。现代人的古体诗词该不该入现代文学史,这是可以讨论的。我主张慎入,是根据文学史的经典性原则、诗词传播接受的大众语言基础、现代性标准和五四传统的意义而提出的,但又坚定地认为旧体诗词在其辉煌的历史上会永远地活着,而且对今人的旧体诗词也要进行研究。

现代旧体诗词;慎入;文学史

近日读到王国钦先生发表在《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 3期上的文章,题目是《试论“诗词入史”及新旧诗的和谐发展——兼与唐弢、钱理群、王富仁、王泽龙、陈国恩教授商榷》。作为热爱旧体诗、创作颇有成绩的学者,不满于一些学者,主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包括中年人的我在内,主张要谨慎对待现代人写的旧体诗进入现代文学史的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各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互不同,不同意见的讨论属于正常的现象。但是王国钦先生讨论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至少涉及到我时,套用一句他文章中的话,是“不公道、不厚道的”。我想有必要把他的“不公道、不厚道”说清楚,同时也把我关于旧体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问题的观点说得再明白一点,因为我那篇引来王先生商榷的文章题为《时代变迁与现代人的古典诗词入史问题》,发表在《博览群书》2009年第5期上,原是短论,没有把我在其它一些文章中论及这一问题时的观点充分地表达出来。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那篇引来王国钦先生商榷的文章,是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处理今人的旧体诗词问题,其中说到:“即使把这些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纳入了现代文学史,那又怎么了?我不得不坦率地说,那也仅仅是展现这种古典诗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死亡之旅……原因很简单,新文学发生期的一些作家大多都能写古典诗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登上文坛的一些作家也有一些能写古典诗词,如果要把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主要涉及的是这一批人。他们以后的作家呢?绝大多数都不会写古典诗词了,越往后会写的人越少。……所以你要把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写进现代文学史,也只能写到上个世纪中叶登上文坛的那一代,再往后你想写也写不成,再想为古典诗词争取平等的地位,也无能为力了。这不是展现古典诗词这一形式完全退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又是什么?”王国钦先生仅引述了我其中两段话,第一段是“我不得不坦率地说,那也仅仅是展现这种古典诗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死亡之旅!”他把我文后的逗号改成感叹号,好像是我对旧体诗词深恶痛绝;第二段:“更有甚者,陈教授在表示‘越往后会写的人越少’之后问道:‘这不是展现古典诗词这一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死亡之旅又是什么?’”他把我的“这不是展现古典诗词这一形式完全退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又是什么”加以篡改,再次强调所谓的“死亡之旅”。很明显,他是要强调我断定了古典诗词已经走上死亡之旅!难怪他要对我表示愤怒,来给我补一点基本的常识,从“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马一浮、谢无量、柳亚子、刘永济、汪辟疆、陈寅恪、吴宓、夏承焘、俞平伯……,一直说到鲁迅、胡适、闻一多、聂绀弩、郁达夫、郭沫若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的诗词作品。我怀疑王国钦先生是不是读懂了我的意思,或者是因为要树立自己观点的对立面,故意来曲解别人的文章,因为我在文章中明明写着:“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怎么可能不表现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呢?随便找一下,即可发现许多现代作家在创作现代的文学作品时,也常常写一些古典诗词,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这列举起来将会是一串长长的名单。我们在研究这些作家时,也时常引用他们的一些古典诗词来证明其作为现代人的理想和怀抱。写古典诗词最具影响力的,是一些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都写得一手好诗词,而尤以毛泽东的成就为突出。毛泽东以其强大的诗人才能,气吞山河,雄视古今,写出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阔大胸怀和非凡气势。”今天写旧体诗词有人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就文章发表的先后次序说,我已经说在王国钦先生的前面去了——我当然无意说王国钦先生的长篇大论抄了我的文章!其实,我在我那篇文章中还强调:“我们还应该看到,现代人写古典诗词,一般是写来明志或用来唱和的,大多原来没有发表的打算。这些诗人有很好的古典文学底子,当情动于中难以自抑时,按他们熟练掌握的那一套格律写出诗来,带有一点自娱或娱人的意味。他们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是被古典的形式规范过的,是现代人的情感,但又符合古典的形式,因而不免带上了格律所铸成的类型化的色彩,与现代人所要求的彻底的个性化有了距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年轻人学写古体诗词。”而“表达的艺术水平,也许现代诗比不上唐诗宋词,但那是两种标准,不能混为一谈。现代诗要完善,要提高艺术表现力,要吸收唐诗宋词的艺术营养,但不可能再回到唐诗宋词的道路上去。即使回到唐诗宋词的道路上去,也肯定达不到唐诗宋词的水平,更难达到唐诗宋词那样的影响了。”我在文末表示:“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古典诗词在唐宋时期达到辉煌的高峰,作为一种文体,它的退出当下文学史视野是一个历史的选择,本无遗憾,也不影响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仍然活着。”

我那篇文章不是讨论旧诗体的命运问题,但就其中涉及到古今诗歌的关系问题,只有把王国钦先生隐去的这些话补齐,再与他截取的那两句话合在一起,并且把其中他篡改的地方改正过来,才能比较完整地反映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现代人写旧体诗词不可能再获得唐宋时代的那种荣耀,因为它缺少唐宋时代那样的文化氛围和群众基础。从长时段的观点来看,由于现代汉语取代文言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后人写的旧体诗词退出现代文学史是迟早的事。所谓“古典诗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死亡之旅”,只是指它从现代文学史上退出,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民间还会存在,它作为一种文体在文学史上还依然活着,而且新诗的发展离不开对它的借鉴。

再来说第二方面的问题,即现代人的古体诗词该不该入现代文学史。这个问题,其实是见仁见智,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界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所以它是可以讨论的。我说要慎入,只是一家之见。我的理由是,由于文言文的退出日常生活的领域,从上个世纪 20年代起不再是学校的教学用语,以后能熟练运用文言文的人会越来越少(并非没有),能达到王国钦先生在文章中所列举的创作旧体诗词颇有成就者水平的人就更少了——现在一些爱好者写的旧体诗词,显然达不到唐诗宋词的水平,少数精通诗词格律且有很高艺术修养的古体诗词作者能写出好作品,但由于公共语言媒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再可能得到唐宋时代那样的盛名了,甚至也不能像文言文依然占据正统地位的元、明、清那样,虽然诗词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显然还是在文学史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现代诗人写旧体诗词,我仍然认为主要是用来唱和的,带有自娱和娱人的意味,它在公共领域的影响有限。王国钦先生自己也感叹说:“各地的文联、作协,能够吸纳诗人词家加入者恐怕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在有的地方,诗人词家也许根本就是一种不能加入的标签。在一般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一首诗词作品也不那么容易!……某地举办了一个跨省区的‘文化行’大型活动,当地诗词学会数十位诗人的数十首诗词作品,由当地的书画家进行书画再创作后参加了这次活动。但在其后结集出书之时,参加活动的书画家无一遗漏地刊登了照片和简介,唯独不予刊登诗人词家的简介与照片”。这某地的做法确有不妥,但冷静思之,其实也反映了现在书法的群众基础要远比旧体诗词深厚。这不是什么人的提倡可以改变的趋势,而是由社会发展中的诸多因素决定的,就像现在随着电子传媒技术的发展,原来依托纸质媒介的小说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有人因此惊呼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被边缘化了,但除了在艺术上锐意创新以赢得读者,谁也不能打包票说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可以把沉浸在电影大片和网络上的青年拉回来要他们阅读文学的经典。经典的处境尚且如此,何论一般的文学作品乃至离现代普通人已经很有距离的现代人写的旧体诗词呢?

文学史不是包罗万象的口袋,可以把所有作家、作品都装入的。文学史要遵循经典化的原则,只有那些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思想和艺术达到较高水平的作品才能进入文学史。王国钦先生抱怨说,现在全国各地的诗词爱好者当有 300万之众,中华诗词学会更是以将近 10万会员的实力成为遥遥领先的民间社团之首。这情形我知道,但我觉得要思考的正是以如此浩大的队伍为什么难在主流文坛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其中的原因,我想主要就是旧体诗词的语言形式与现在的读者隔了厚厚一层。

众多的诗词作者,肯定有上乘之作,但问题是你写得再好,就因为语言媒介上的隔阂,难以像唐诗宋词那样在社会生活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古典诗词在其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时代,不仅是个人表情达意的手段,更是社会交往中的重要工具。文人大多都在写诗填词,你在写诗和填词中出类拔萃,就会受到万众仰慕。而现在这本来应该来仰慕你的这“万众”却只是少数了。王先生强调今天的骚人墨客有百万之众,但真正写得好诗,其作品堪与唐诗宋词一比的,以为几何?他们与 13亿人比起来,不过沧海一粟罢了。绝大多数国民与今人旧体诗词存在隔膜,当今诗人词家的寂寞,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可是为什么古代名家的诗词仍受到人们的青睐呢?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它们是古典名家的作品。作为经典,它们在传播过程中积累起了非常丰富的意义,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高峰,家喻户晓。当今天的读者要欣赏古典诗词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被它们所吸引,将其当作诗词的典范,并按它们在传播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意义去欣赏它,这就不可避免地夺了今人旧体诗词的风头,使今人写的即使是一流的诗词也被其光芒所掩。晚清的陈三立等人的旧体诗写得很好,但其诗名难与唐宋诗人相匹,所以在一般的文学史很少提到,就是这个道理。今天的诗人词家,即使才高八斗,恐怕也少会有人真去和李白、杜甫争风,去和苏东坡、辛弃疾较劲。这不是因为他们才气不足,根本上是由于时代不同了。

话说回来,今人的旧体诗词也有家喻户晓、独步一世的,比如毛泽东的词,比如鲁迅的诗。毛泽东和鲁迅的诗词,毫无疑问表现了现代人的思想情感,而且它们艺术上出类拔萃,即使放在古代也不逊色(他们的旧体诗之所以广为传播,另有原因),可是为什么许多人,包括区区的我在内,仍然主张要慎入现代文学史呢?这主要是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对现代性的理解,也有坚持白话正统的文学观念的问题。

王国钦先生在文章中十分坚定地说:“所谓‘现代’与‘古代’之分,主要是基于历史学因素而人为界定的时间概念,其原本意义与文学自身并无必然联系。”他以此为理由反对用现代性的标准区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我不得不抱歉地说,王国钦先生说错了。现代和古代,是时间的概念,但确定何为“现代”、何为“古代”却要用“现代性”的标准,而“现代性”并不是时间概念,而是一个价值的问题。尽管“现代性”的内涵十分丰富,理解上也存在歧见,但有一点是有共识的:之所以分古代和现代,是因为“现代性”为现代社会所独有,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体,比如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都是古代社会所没有的。这并非是说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没有联系——“食色,性也”,人性有古今相通的方面,只要一个民族不灭亡,它的文化就会一脉相承。可是问题有另一面:一脉相承并不意味着历史没有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飞跃。飞跃的时间点在哪里,学术界可以讨论,但有质的飞跃,却不存在争议。论及文学的“现代”与“古代”之分,一般认为现代文学之所以是现代的文学,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反封建的,形式是白话的。当然,五四之前已经有白话小说,明末社会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晚明文学也包含了反封建性的因素,而且在艺术趣味和思想观念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因而晚明文学被周作人视为中国新文学的源头。这表明,现代文学的起点,是可以讨论的。现代文学学科目前正处于新的探索和调整时期。其中关于起点问题,我曾邀请国内现当代文学界的一些学者举行了一次讨论,讨论成果后来以对话形式发表在《学术月刊》2009年第 3期,旋被 2009年第 11期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他们关于起点问题的意见就分好几种。不过坚持文学革命起点说的一方,一般都看重新文学的现代内容和白话形式,这是因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反响实在太大,影响太过深远。显而易见,语言形式不是文学的全部,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白话是现代思想的语言形式,现代的精微思想和严谨概念,只能借助现代汉语才能表达清楚,而文言却往往无能为力。这是白话最终完全取代文言成为现代交际语言,成为现代文学语言和现代学术语言最为重要的原因。文学的语言形式和思想感情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表明现代人写旧体诗词虽然表达的是现代的思想和情感,但受旧格律和文言文的限制,其思想和感情难免要带上古典情调,或者受到规范。这正是五四时期胡适要提出文学改良“八事”,来强调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黄遵宪的诗界革命终不能开一代诗风的关键罢。

可以说,主要是出于对五四传统的看重,对于思想冲破形式牢笼后的自由的珍惜,五四新文学作家和诗人写了不少出色的旧体诗词,却无意于发表,也没有把它们看作是新文学。唐弢先生等一些学者,也是从维护和发扬五四文学传统的角度才主张不把现代旧体诗纳入现代文学的学科体系,因为旧体诗的文言形式与白话正宗的文学观念是冲突的,把旧体诗引入现代文学史,会造成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意义的混乱,会造成现代文学史对作家作品评价标准的就事论事,使现代文学成为悬置了现代性问题,即放弃了现代性价值评判的断代文学,成为与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并置的某个朝代的文学。换言之,现当代文学成了民国文学和人民共和国文学,而不再是与整个古代文学相对应的现代性的现代文学。我作为唐弢先生学生的学生的一个研究者,不赞同这样的观点,近年写过一些文章①陈国恩:《文学革命:新文学历史的原点》,《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 1期;《国学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福建论坛》2008年第 2期;《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 3期;《嬗变与建构的当代意义——论五四文学统》,《福建论坛》2009年第 5期;《论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 4期。,但我要声明那也仅是个人的观点。任何人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更不可能垄断真理,所以学术上的争鸣是件好事,对学术争鸣应该采取宽容和谦虚的态度。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我并不反对王国钦先生严肃地提出他的捍卫旧体诗地位的观点。

当今中国社会进入了后革命时代,务实改革的原则取代了理想主义的革命逻辑,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获得了勃兴的机会,海外新儒学的一些观点正在渗透国内的学术界。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就被一些学者指为现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源头,对它们提出了质疑,甚至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遗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惨剧,是胡适们破坏了诗的传统,造成新诗的不幸。但是,海外新儒家是从西方的背景上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能用来解决西方社会在人与自然对峙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却没有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背景上来感受五四先驱从旧营垒里过来时所痛切地感受到的传统文化那时无法解决中西冲突和国内政治动乱的焦虑。海外新儒家所生活的环境中,思想自由和个性独立已经不成问题,所以传统文化中压抑个性和创造精神的负面因素他们可以忽略不计。但在中国五四时期,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负面因素正是拷在人们身上的沉重枷锁。打碎这一枷锁,中国才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原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面性,说明传统文化正需要在现代的思想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利用。至于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更是海外新儒家的隔靴搔痒之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五四的启蒙理性精神能得以真正继承发扬,还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全民盲从和疯狂吗?因此,对海外新儒家的观点,我主张要进行分析,不能盲信。

不过,五四的问题是可以检讨的。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旧体诗该不该入文学史,也可以讨论。事实上,现在已有现代文学史开始介绍毛泽东等人的旧体诗。作为一种方案,我觉得不妨一试——当然也不能禁止相反的意见。至于新诗,现在仍不能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新诗如何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毫无疑问是新诗发展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大问题。但新诗是一个独立的文学系统,它只能在现代汉语的形式基础上不断地探索创新才能谋求发展。旧体诗有新诗所不及的长处,但新诗也有旧体诗所无能为力的方面。比如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如果翻译成旧体诗,原诗里的感情和语言表达方式就会带上旧体诗的套路,难免变了味。

谁也没有否认新诗要兼取中外诗歌的长处,王国钦先生的这一观点不是他专有的。我倒是期待着王国钦先生能提出新诗人如何在与旧体诗作者“同台竞技”中相互切磋诗艺的好办法。如果他真的能像他文章中所期许的那样解决了这一问题,功劳一定超过鲁迅和郭沫若——写旧体诗一流的鲁迅写的新诗却是“打油诗”,工善旧体诗的郭沫若翻译鲁迅的《七绝·无题》,却理有应当地被王国钦先生拿来作为劣等品的例子——鲁迅和郭沫若自己都难以把其写旧体诗时所表现出来的高超素养在其新诗创作实践中与新诗融合起来,王国钦先生如能提出新诗人与旧体诗人在诗艺上彼此切磋融合的好办法,那肯定超过鲁迅、郭沫若的水平,功泽后世!我这里稍为用了点调侃的语气,但老实说比王国钦先生客气多了——我的意思其实是,王先生在文章中用来说明新诗要借鉴旧体诗形式的例子不当。郭沫若和臧克家翻译鲁迅的《七绝·无题》,彼此在艺术上的高下差别与其说证明了新诗和旧体诗的联系,按王先生的意思似乎用臧克家的带点旧体诗意味的形式来翻译就好,还不如说这恰恰证明了新诗和旧诗各有自己的规则和标准,新诗对旧诗的借鉴决不是王先生所理解的是个形式的问题,否则写旧体诗高手的郭沫若何以翻译出来的新体诗却不如臧克家呢?

最后,我还要声明一点:主张今人的旧体诗词入现代文学史要慎重,并不是否定今人旧体诗的价值,更不是反对研究今人的旧体诗。我认为文学史的写法可以多元化,可以写新文学正宗的现代文学史,也可以专门编撰现代旧体诗词史,更应该对这些旧体诗进行专题研究。不仅今人的旧体诗词要研究,今人的戏曲乃至文言创作也可以研究。道理很简单:总结经验,可以促进文艺的繁荣,也可为新文学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