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中的词学观

刘青海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夏承焘先生乃当代词学名家,生前即被誉为“一代词宗”。其论词绝句八十二首①本文引夏氏论词绝句,主要根据《瞿髯论词绝句》初版(北京:中华书局,1979)所收之八十二首。增订本若有引述,则另外出注。,最早的作于先生三十岁时。文革期间禁足西湖,又陆续积得数十首。至七十年代,听从吴无闻先生的建议,始统为一编,并由吴先生疏释,于一九七九年出版,名曰《瞿髯论词绝句》。这组绝句以传统论词绝句的形式评骘词人之创作,实可视为一部论述自唐代敦煌词到晚清词之源流正变的简明词史,从中可窥见夏氏作为词史研究者与词人的词学观。所以该书一面世,即引起学界关注②杨牧之《“千年流派我然疑”——〈瞿髯论词绝句〉》,见《读书》1980年第 10期。。但是,正因为此组绝句乃夏氏毕生词学之精心结撰,体大思精,其丰富的内蕴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夏氏以诗论词,不同于以往词学史、专论的方式论词,带有更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这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夏氏本人的词学观及创作特色。本文想就这方面的管窥所得,呈教于海内方家。

一

词的起源是词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夏氏词学观的起点。其论词绝句第一首云:“乐府谁能作补亡,纷纷绮语学高唐。民间哀怨敦煌曲,一脉真传出教坊。”认为敦煌曲子词是词的初型,其前身则是唐朝教坊所奏之民间小调,据唐朝崔令钦所著《教坊记》之《曲名表》推测其内容,其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相当广泛的③对夏氏论词绝句的解释,主要参考吴无闻先生疏释,后文例此,不再一一出注。夏氏《唐宋词欣赏》中有《盛唐时代民间流行的曲子词》和《敦煌曲子词》两篇文章,与此首观点一致,可以参看,见《夏承焘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年,第 611-616页。又夏氏《唐宋词叙说》也论及词的起源,收录于《夏承焘集》第八册《词学论札》中。。强调词出于民间,是夏氏词史观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地方。他在《论李清照的词》中更是明确提出:“词起源于民间小调,六朝民间小乐府是它的前身。到了晚唐五代,它落到封建文人之手,他们用齐梁宫体来填词,于是词便失掉了民间文学的本色。”[1](第二册,P248)可见,在词的起源问题上,夏氏特别强调词的民间性,认为六朝乃至唐人的民间小乐府是词的前身,敦煌曲子词是词的初型,二者才是词的本色。到了晚唐五代,词人的创作开始逐渐抛弃词的民间传统,尤其是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词人,以娱乐代替抒情①夏氏认为,苏辛一派的抒情词是唐宋词的主流,而花间温庭筠一派则以娱乐代替抒情是偏离了自唐代民间抒情词以来词体的传统的。参看其《不同风格的温、韦词》,《夏承焘集》第二册,第 627页。,“大都是写儿女恋情和闲愁绮怨,而且是供酒边樽前的娱宾遣兴之用”[1](第二册,P627)。对于这种“纷纷绮语学高唐”的文人习气,夏氏是深为不满的,他对“中国词中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卑靡尘下”[2](P114)的批评,也主要指此。这种鲜明的褒贬态度贯穿其全部八十二首论词绝句中,是我们理解其词学观的一个重要起点。

夏氏以敦煌曲为词之起源,并由此确定词之源流正变。词的本色原是民间的,至温庭筠,词才开始逐渐失去了民间文学的本色。相对于敦煌曲子词而言,温庭筠是变,但他反对温庭筠是“词家始祖”的说法,只认为他是花间绮艳词风的开创者(“昌谷樊川摇首去,让君软语作开山”),但并不以花间词为词之正宗。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他肯定苏轼以诗为词,非为对花间的革新,乃是对敦煌词的复兴——这又和一般的看法不同:“校敦煌词毕,为作一序。世人谓坡词覆花间旧辙,始廓大词之内容。其实敦煌词已有咏身世,咏战争者,与晚唐诗无别。至飞卿诸人,专以为酒边花间之作。五季承之,乃成敝风。坡公可谓复古,而非开新。”[2](P457)这样的认识,不同于传统的词史以花间词为文人词之正宗的观点,体现出夏氏词学观独特的个性。

因为夏氏认为词起源于民间小调,所以他更加重视词作为天然歌调的性质,不认同文人词死守格律,为四声阴阳所束缚的作法。其《填词》一首云:“腕底银河落九天,文章放笔肯言填!楼台七宝拳椎碎,谁是词家李谪仙。”“文章放笔肯言填”,意味着不可以辞害意,不可过分强调四声阴阳。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宋人批评东坡词“往往不协音律”(李清照《词论》)的一个回应。东坡词有不协音律处,是宋人较为普遍的看法。如晁无咎云:“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②吴曾《能改斋词话》卷一“黄鲁直词谓之著腔诗”条引晁无咎语,《词话丛编》第一册,第 125页。[3](P125)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4](P66)虽为其辩护,然亦不否认其有不协律处。夏氏此集中论东坡词有五首,而不及此公案,盖已于此总论之矣。这种原则,也见于对万俟雅言“字字宫商费苦辛,一篇春草变荆榛”的批评。万俟词严守宫律,其《春草碧》上下片字字四声相对,反倒让词作的康庄大道变为荆棘密布的小道了。夏氏对大晟词人及其馀派的批评,也都是这一观念的体现。

夏氏对词体起源的看法,还包含极为重要的一点,即诗词一脉。他在《唐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风格》一文中明确指出:“词体初起于民间,它的风格,和诗歌完全相同。”[1](第八册,P96)他不同意易安“词别是一家”的看法,认为诗词本一脉,不必强分疆界。其《评李清照的〈词论 〉》[1](第二册,P254-259)和《“诗馀”论——宋词批判举例》[5]两篇论文,都集中论述了这一观点:诗词固然有其各自擅长的表现领域和独特的审美风格,但这种畛域并不是一定的,更没有必要死守传统;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是词体发展内在自身的要求,同时也是北宋末年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李清照《词论》站在“词别是一家”的立场上,批评苏轼“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夏氏则站在诗词一脉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为东坡词辩护。其论李清照绝句第四首云:“扫除疆界望苏门,一脉诗词本不分。”显然认为易安不当在诗词二体间强分疆界。这并不是要抹杀诗词之间的界限,而是强调词和诗同样是抒情的工具,要抒写真实而广大的人生感受。他论辛弃疾词时指出,稼轩“把词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认为它可以书写生活情感,反映社会现实。它原不是诗之‘馀’,也不是和诗完全隔绝的‘别是一家’。”[1](第二册,P271-288)这里对辛弃疾词学观的描述,显然代表了夏氏本人的看法。所以他不但肯定苏轼的以诗为词,肯定辛弃疾“拿辞赋、散文以及书札、语录等体裁来作词”[1](第二册,P259),肯定姜夔以江西诗派之诗法入词,而且他自己的创作,也是“好以宋诗意境入词,欲合唐词宋诗为一体”[6](P698)。他于抗战时“取宋人词之足鼓舞人心,砥砺节概者,钩稽史事为之注,以授从游诸子,并取诗大序‘一国之事以系一人之本’,名之曰宋词系”[1](第三册,P479)。《毛诗序》在论述风与雅在表现方式上的区别时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7](P272)夏氏这里正是将词与国风的传统连接起来,这与它将词的渊源追溯到民间词的观点是统一的,更明确地体现出诗词一脉的观念。

二

夏氏既然重视词的民间性,在词的内容和艺术的关系上,也就更加强调前者。如其论李白一首云:“北里才人记曲名,边关闾巷泪纵横。青莲妍唱清平调,懊恼宫莺第一声。”李白《清平调》三首词藻华美,音调宛转,艺术性显然较一般民间小调要高。但夏氏这里却更加推崇《教坊记》中留下曲名的边关闾巷之声,虽则其艺术上是比较粗糙的,但它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更有个性,所以更为广大民众所喜爱。从以上分析可知,对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的重视,是夏氏词学观的一个重要原则。他明确指出:“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程度的深浅广狭,是估定这作家成就高下的主要标准。若以这点意义论,白石词的地位无疑是不及辛弃疾的。”[8](P9)他对温庭筠“朱门莺燕唱花间”的“软语”的批评,对李煜词“风花挥手大江来”的境界的肯定,都是基于这一原则。如果词中不反映社会生活,即便技巧高明,“通体”“无暇”①《瞿髯论词绝句》第 49页咏张炎云:“吟成孤雁人亡国,技尽雕虫句到家。持比须溪送春什,怜君通体最无暇。”,也只是雕虫小技,令人“懊恼”。论张炎词“技尽雕虫句到家”,也是同样的意思。

北宋婉约词是主流,《瞿髯论词绝句》中所论八家(欧阳修、柳永、范仲淹、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万俟雅言)中,仅三家 (范仲淹、苏轼、贺铸)可归入豪放,这符合当时词坛的实际。具体到十四首绝句,除总论一首外,婉约各家中,欧柳合论一首、周邦彦两首,余人皆只一首;而豪放各家中,论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首,赞其突破了宋初词坛“歌围舞阵正勾魂”的一般风气,可以视作是苏辛的先声;论贺铸一首,拈出其晚年感愤时事之《六州歌头》,而不取《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论东坡词六首,赞其真,许其豪,惜其谪后消沉,喜其身后得传。婉约词不取大小晏、张先、晁补之诸家,批评周邦彦在国事蜩螗之际,犹作“秋娘庭院望斜河”之词为“气短”,更以周将“崇宁礼乐比伊州”来阿谀宋徽宗为耻。南渡之后,夏氏所论十九家(张元干、李清照、岳飞、陆游、辛弃疾、陈亮、张孝祥、史达祖、刘过、姜夔、刘克庄、元好问、吴文英、刘辰翁、周密、王沂孙、文天祥、张炎、陈经国),则显以豪放一派为主。一方面肯定张元干、李清照、岳飞、陆游、辛弃疾、陈亮、张孝祥等人词作中流露的强烈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也批评自史达祖、张炎以下,以咏物寄托为能事,不复辛、陆之慷慨悲怀,所谓“江南士气秋蛩曲,白雁声中奈汝何”(论史达祖句)。这些方面,都可以见出他对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还是偏于豪放一派的。

但是,说夏氏标举豪放,不废婉约,还没有完全把握到夏氏词学的个性。至少,就《瞿髯论词绝句》而言,夏氏论词并不单单着眼于风格之豪放或婉约,而是更注重词作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所以,夏氏对北宋词,主要肯定其对花间词畛域的突破,而不只是抒写一般的男女之情。一般来说,他对“风花”词是持贬抑态度的 (评欧柳“风花中有大家词”是特例),推崇的是以东坡词为代表的有内容有境界的词作,但也不简单地否定词之表现男女之情。南渡以后,词作中的内容和境界则突出地体现为家国情怀的抒写,夏氏论辛弃疾、陆游、李清照诸人,都是着眼于此。辛弃疾是豪放词的代表,陆游也有一定数量的豪放词,但夏氏特为推重以婉约为宗的李清照,则完全是着眼于其词的内容与境界。第一首言“放汝倚声逃伏斧,渡江人敢颂重瞳”,所评非易安词,乃其咏项羽之《夏日绝句》。论词而及其人,这也是夏氏论词绝句的一个特点。第五首言“过眼西湖无一句,易安心事岳王知”,更是对易安深沉的家国情怀再加发露。正因为此,所以易安词有大境界,能够融合秦七、黄九的不同词风,以闺阁儿女之笔,写出“隘九州”之“大句”②《瞿髯论词绝句》第 22页咏李清照第三首:“大句轩昂隘九州,么弦稠叠满闺愁。但怜虽好依然小,看放双溪舴艋舟。”。

夏氏所论两宋以后词人中,更是多爱国志士,如明代金堡《满江红·大风泊黄巢矶下》,表现出不屈的民族气节;陈子龙、夏完淳更是明末抗清的名士;王夫之入清后不忘旧国;陈维崧取其慷慨悲歌之怀古词,夏氏对易代之际的词人抒写家国之感的尤为关注,这应该和他青年时代所身历的国事蜩螗、内忧外患频仍的处境有关,有救世之用意。其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日记:“阅报,内忧外患如此,而予犹坐读无益于世之词书,问心甚疚。……彼 (龙榆生)近主学东坡词,亦有激而言。孟劬非之,殊不可解。”[2](P394)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日记:“半夜醒,忽成军歌数句,遂不成眠。苟于国家小有贡献,予愿牺牲此身。”[2](P545)夏氏以书生而当国难,以文学救国之念当比承平时人更切,其在论词绝句中反复指称历代词人对家国之感的抒写,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以词抒写家国情怀,也是他词学上一种有意识的追求。这在其《词林索事序》中曾有发露:“因念有宋一代词事之大者,无如南渡及厓山之覆。当时遗民孽子,身丁种族宗社之痛,辞愈隐而志愈哀,实处唐诗人未遘之境。酒边花间之作,至此激为西台朱鸟之音,洵天水一朝文学之异彩矣。而自来声家选录所未及,岂非遗憾哉。”[2](P232)抗战爆发后,夏氏又“思今日世变大于元白时,诗歌当开创一新局面,庶足与老杜并驾”[2](P541)。将上述两条材料结合起来看,可知夏氏实有望在世变之际,于词学开辟一新局面,使这一古老的文学样式焕发新的光彩。而词体的革新,既与时代之巨变不可分割,也是词最重要的表现内容。

从艺术上看,夏氏讲究境界之大,写情之真,如其论东坡:“猎馀豪气勒燕然,月下悼亡忆弟篇。一扫风花出肝肺,密州三曲月经天。”吴无闻注指出,东坡密州词与以应酬游冶为主的杭州词不同,出猎、记梦和怀子由三阕尤其情真意切。再如其论顾贞观:“销魂季子玉关情,冰雪论交万里程。何必楼台羡金碧,至情言语即天声。”拈出“至情”二字。又其《天风阁学词日记》论后主词:“樱桃落后破重城,挥泪宫娥别国行。千古真情一钟隐,谁镌心血写词经。”①此词见《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廿四日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72页。后收入《瞿髯论词绝句》增订本(《夏承焘集》第二册,第 521页),字句略有改动,末一句作“肯抛心力写词经”。《题丁宁女士寄词》云:“倘持血泪论文字,欧公坡公等游戏。”[2](P296)至情、真情、血泪,都是强调写情之真的。这种情,指的是不可自已的亲情、友情乃至更广大的家国情怀,是词人内心的血泪凝结而成,而非泛泛的男女之情,如其论李煜词云:“泪泉洗面枉生才,再世重瞳遇可哀。唤起温韦看境界,风花挥手大江来。”真正有境界的作品,当挥弃风花,“一扫风花”,方可有大境界。当然,夏氏对风花“侧媚”之词的态度也是辩证的,如其论辛弃疾一首:“青兕词坛一老兵,偶能侧媚亦移情。好风只在朱阑角,自有千门万户声。”言辛词气象之大,纵然偶为艳体“侧媚”之词,如甲第朱门,虽一缕好风只在朱阑一角,但自有千门万户之背景。

要而言之,夏氏论词,强调词对现实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反映,这是最主要的。例如他论姜夔云:“开禧兵火见流亡,合变词风和鞳鞺。迟识稼轩翁倘悔,一尊北顾满头霜”(此夏氏得意之作,曾见其多次书写赠人),指出其结识辛弃疾后,词风受稼轩影响,词境亦较为扩大;刘克庄属豪放派,夏氏批评他词集中多应酬之作,甚有谄媚贾似道者;对周密、王沂孙的婉约词,亦肯定词中的故国之思;批评周密《绝妙好词》于辛弃疾只取其软媚情词,沧桑之际如文天祥、刘辰翁诸人更不敢录一字。这些都着眼于内容。而一般来说,豪放词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要较婉约词广泛得多,所以说夏氏重豪放词也属实。只是他立论的着眼点,并不在豪放婉约,而在于题材境界之大小,有无反映社会生活、传达真情等方面。夏氏自己的词,也是走苏辛一路。其日记云:“接 (龙)榆生信,谓予词专从气象方面落笔,琢句稍欠婉丽,或习性使然。此言正中予病。自审才性,似宜于七古诗,而不宜于词。好驱使豪语,又断不能效苏、辛,纵成就亦不过中下之才,如龙洲、竹山而已。梦窗素所不喜,宜多读清真词以药之。”[2](P214)因此他对于豪放词的优长和短处,都有很深的体认。也因此在艺术上不废婉丽精工。例如他批评刘过的豪放词失之于粗;惋惜刘辰翁在艺术上没有将江西诗派的生硬作风淘洗干净;也肯定婉约词人吴文英的“七宝楼台”之美。

三

夏氏的词体创作观,是带有一定的革新性的。这种革新的思想,也反映在他对词史的评价上。他辩证地看待整个传统的词风,认为今天要发展出新词风,必须对其有所革新。其《瞿髯论词绝句》最后一首云:“兰畹花间百辈词,千年流派我然疑。吟坛拭目看新境,九域鸡声唱晓时。”回顾千百年来的词坛,各种流派层出不穷,今天的词人固然要有所取法有所扬弃。但更重要的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全新的艺术境界来,这样才能让词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词体才不会名存实亡。

这首论诗绝句名为《词坛新境》,用了毛泽东《浣溪沙》“一唱雄鸡天下白”之句,当是建国以后的作品。但夏氏这种革新词体的思想,早在一九二九年日记中就有思考:“思中国词中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以外国文学相比,其真有内容者,亦不过若法兰西人之小说。求若拜伦哀希腊等伟大精神,中国诗中难当其匹,词更卑靡尘下矣。东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轩之豪,举不足以语此。以后作词,试从此辟一新途径。王静安谓李后主词‘有释迦、基督代人类负担罪恶意’,此语于重光为过誉。中国词正少此一境也。”[2](P114-115)显然,夏氏对词史传统的不满,首先来自对文人词“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的不满;继而于“东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轩之豪”中,求“若拜伦哀希腊等伟大精神”,亦不可得。所以要创造“有释迦、基督代人类负担罪恶意”的词学境界,则不得不革新词体。同年九月十二日又记:“欲词之不亡于今日,不可不另辟一境界。”也是同一个意思。

夏氏的词学观,不仅是词史家的词学观,更是词家的词学观,深受其词学革新思想的影响。“扫除风花”是其最基本的宗旨,对李白《清平调词》的“懊恼”与对温庭筠“软语”的不满都源于此。其次是在肯定“东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轩之豪”的同时,指出其“伟大精神”的缺乏。《瞿髯论词绝句》中,专论东坡的五首,与蔡松年合论一首,就篇幅言,乃全集之最,可见对东坡词的喜爱。第二、三、四首中的“揽辔排阊随梦去”,“狮吼声边猪肉禅”,“心头庄释笔风霆”,皆惜其黄州谪后,意志消沉,以佛学和老庄为解脱,不复早年学习范滂“澄清天下之志”的豪情。夏氏于白石也有偏爱,赞他不作温韦艳体,是其高处;但亦不满于姜夔在杭州只知“唱和红箫兴未阑”,而不能像陆游那样系心国事,纵然有《扬州慢》之作,也嫌过于颓丧,不能如杜牧之慷慨。论辛弃疾三首,第二首云:“人居平土鱼归海,禹迹苍茫在两间。谁会词人饥溺意,大江东下望金山。”将稼轩比作大禹,以见其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民胞物与精神,评价极高,已接近“有释迦、基督代人类负担罪恶意”。

夏氏革新词体的愿望,一方面固然来自异邦新声(“若拜伦哀希腊”)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词体自身发展的需要。清代词坛,浙西派肇端于前,常州派继起于后。以朱彝尊、厉鹗为首的浙西派雄踞词坛近百年,艺术上取法姜夔、张炎的醇雅清空,下者流于肤廓。继起的常州派以张惠言、谭献、陈廷焯等人为代表,上溯到晚唐五代曲子词的传统,提倡比兴寄托以推尊词体,而不免意深词踬之病。对于这两派,夏氏都有不满。其论朱彝尊,主要批评其于“夜哭千家闻战伐”之年代,词集中艳情、咏物十居八九,于民间疾苦略无关怀。尤其是《风怀二百韵》诸作,与其《经义考》百卷一样,都是装点、巩固清王朝统治的。其论张惠言,则主要批评其以寄托解词,下开常州派以附会论词的风气:“茗柯一派皖南传,高论然疑二百年。辛苦开宗难起信,虞翻易象满词篇。”论龚自珍云“肯依常浙作家臣”,论蒋春霖云“常浙词流摩眼看”,都表现出对独宗常浙一派的作法的不满。

其 1948年序邵潭秋《词心》选本,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词学观念:

词之初起,托体至卑,《云谣》、《花间》,大率倡优儇士戏弄之为。常州词人以飞卿《菩萨蛮》比董生《士不遇赋》,或且已上儗屈骚,皆过情之誉也。后主、正中,伊郁惝怳,始孕词心。两宋坡、稼以还,于湖、芦川、碧山、须溪之作,沉哀激楚,乃与《匪风》、《下泉》不相远。盖身世际遇为之,非偶然矣。夫有身世际遇,乃有真性情。有真性情,则境界自别。[1](第八册,P251)

王鹏运说:“词最晚出,其托体也卑。”[9](P890)这是传统的看法,夏氏也继承这一看法,承认词“托体至卑”,无论是民间小调,还是文人酒边花下之作,都没有摆脱词体“至卑”这一点。但将敦煌词与花间等同卑视,这还是其早年的看法,后来他对民间词的看法改变,认为比花间词要高。(前文论词的起源部分已有论述)这里看出夏氏的词史观,早年与晚年还是有所不同的。他不同意常州词派为了推尊词体而提高“花间词”的地位。对于温庭筠《菩萨蛮》词有寄托的说法,则认为是常州派的“过情之誉”。其《论词八评》云:“张惠言、陈廷焯诸人都勇于立论而疏于考核,因之多附会失实的话,这也是常州词论家共同的特点”[1](第二册,P413)。但夏氏还是部分地汲取了常州派的以比兴寄托论词,只是态度比较谨慎,认为李后主、冯延巳词“伊郁惝怳,始孕词心”,近于骚;两宋苏东坡、辛稼轩、张孝祥 (于湖)、张元干 (芦川)、王沂孙 (碧山)、刘辰翁 (须溪)之作,“沉哀激楚,乃与《匪风》、《下泉》不相远”,近于诗。而这些,都是联系其身世遭际来解读其词作而得出的结论,其《唐宋词人年谱》,就是文学研究中知人论世法在词史研究中的运用,对后来的词学研究有垂范之功。夏氏云:“词虽小品,诣其至极,由倡优而才士而学人,三百年来,殆骎骎方驾《诗》、《骚》已。”可见其反对词别是一家,并非昧于词体从曲子词到文人词的发展史,也并非无视词有别于诗体的本体特征。夏氏强调诗词一脉,这种提法本身就具有革新性,是他希望词能够摆脱“托体至卑”的出身,成为和诗体一样,能够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和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文学样式。要而言之,夏氏的诗词一脉说,正是他推尊词体的一种表现。从这个角度看,夏氏虽然不满于张惠言“虞翻易象满词篇”,但他诗词一脉的词学观,以风骚比兴论词的作法,还是对常州派有所汲取,并且更加辩证,也就更加科学了。①夏承焘《天风阁词集前编》前言,《夏承焘集》第八册,第 113页:“一九二〇年,林铁尊师宦游瓯海,与同里诸子结瓯社,时相唱和。是时,得读常州张惠言、周济诸家书,略知词之源流正变。林师尝以瓯社诸子所作,请质于况蕙风、朱彊村先生。”又天风阁学词日记(二)第 232页:“常州派论寄托,能令词体高深,是其功,然不可据以论词史。”

在夏氏看来,世变流离,自是家国不幸,然从词史的角度看,亦是词体革新的一个契机。有志之士,有激于世变,自能摒弃风花侧媚之词,而将国家罹难、人民流离的痛苦和救亡的呼声形之于笔墨,有助于词脱离艳科,提升词体的品格。与此同时,词人也能通过诗词创作,激发国人,为国纾难。夏氏于抗战期间,作抗战歌、军歌,编选《宋词系》,以鼓舞士气,张炎《词源》不重内容,正堕其计中。他还认为,朱彝尊作《经义考》和《风怀二百韵》、用意正在于此。他甚至提出,北宋词风软靡,与宋代帝王欲大臣于饮酒作乐中消弭雄心有关,《静志居琴趣》的创作,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②《瞿髯论词绝句》第 58页咏朱彝尊第二首:“皕韵风怀系梦思,蒸豚两庑也涎垂。一心两手扶皇极,马郑家言秦柳词。”。如此将个人的诗词创作和一国的兴废相联系,正是毛诗大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观念的体现。也就是说,夏氏将源于民间小调的词体,与在诗歌史上有至高地位的风诗等量齐观。在推尊词体这一点上,较之于清代常州词派,夏氏似乎走得更远。而且,浙西派也好,常州派也好,他们推尊词体,主要还是着眼于词体本身,而夏氏则将词体与时代和国家兴亡相联系,不仅仅要推尊词体,同时也有以文学救亡兴废之旨,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因而在诗词一脉这一点上,他的观念比前人更大胆,也更具革命性。

要创造一个全新的词境,自当如杜甫所言,“转益多师是汝师”。在创作艺术上,夏氏也并不独宗一派,他对前人词学取精用弘,旨在创造出一种词学的新境界。其论朱孝臧词云:“论定彊村胜觉翁,晚年坡老识深衷。一轮暗淡胡尘里,谁画虞渊落照红。”谓彊村“晚年融苏轼豪放词风于委婉绵密之中,自成一家”,“可以说是唐宋到近代数百年来万千词家的殿军”③《瞿髯论词绝句》第 69页朱孝臧首注释。。融合诸家而自成一体,这也是夏氏对自己词作的追求。他自言“早年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为一家”[1](第四册,P113),走的是类似的路子。

要之,《瞿髯论词绝句》中体现的夏氏之词学观,若绳之以词史发展的实际,或许有评骘不当之处(例如他对五代花间词评价偏低,对一些婉约词人如周邦彦也较一般的看法不无偏颇),但却正是夏氏词学观个性的展露。夏氏在《瞿髯论词绝句》中对词史的构建,与其说是客观的,不如说是理想化的,是他试图革新词学的一个表述。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瞿髯论词绝句》的词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也不说明《瞿髯论词绝句》的观念与夏氏其它著作中的词学观矛盾。这里只是强调,以绝句形式出现的这八十二首论词之作,因为采取了以诗论词的形式,所以它同时也是一种艺术,比较自由,不可能如专论一样,用一种严密的逻辑推演的方式来表达夏氏的词学观。这一方面固然束缚了观点的充分表达,但另一方面,又能够让夏氏比较自由地表达他作为词人而非词史家对词史和词学的理解。

[1]夏承焘.月轮山词学论集[M].夏承焘集(第二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2]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

[3]词话丛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夏承焘.“诗馀论”——宋词批判举例[J].文学评论,1966(1).

[6]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 (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7]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8]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王鹏运.跋《梦窗甲乙丙丁稿》[A].四印斋所刻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