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之窗

毛泽东首提“综合利用”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急速工业化的进程，并逐步开始面对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了“综合利用”的思想，它进而成为国家政策并逐步成为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环境保护原则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注的还只是水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日益迫切，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资源综合利用问题。

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在第二条“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中特别提出“资源综合利用”问题。此时，毛泽东已经将过去的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的综合利用拓展为资源的综合利用。2月13日，毛泽东在视察有“煤都”之称的抚顺市时，指出：“煤的综合利用很重要，你们要好好抓一抓。”

在急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针对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毛泽东还提出了工业废料的综合利用，并用“打麻将”的比喻阐明了工业废料利用的基本原则。1960年4月13日，毛泽东指出：“各部门都要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要充分利用各种废物，如废水、废液、废气。实际都不废，好像打麻将，上家不要，下家就要。”毛泽东用浅显易懂的比喻说明了综合利用工业废料的道理。

（筱蕾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徐轶杰文）

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

“文化大革命”与越南战争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在越南的活动是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重要方面，当时美国正日益介入越南事务。他们发现：尽管中国国内处于激进的意识形态运动之中，但中国在越南的行动还是谨慎的。

“文革”爆发后不久，中情局分析中国在越南意图的国家情报评估中就指出：“中国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作出直接行动的任何承诺”，“并努力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提供支援的角色而非直接参与者”。另外，这份评估还注意到中国多次重申毛泽东关于“外援不能代替人民斗争”，越南人民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来进行战争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意味深长：一方面中国这样一种无缘无故地提示限制外部援助的做法旨在劝阻河内不要接受华沙条约组织提供的志愿者，另一方面表明中国并不计划直接参与战争。

评估还认为，“文革”的主题思想是“主要的敌人在中国国内”，因此中国“不会因为最近美国对北越的空袭而改变基本政策”。几个月后，中情局注意到红卫兵运动在中国国内的迅速发展，又指出：“除红卫兵正在准备‘随时打仗的极度夸张说法外，目前的动乱主要集中在中国国内问题上。我们估计最近不太可能出现中国出兵干涉越南战争的情形。”

不过，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带点愤世嫉俗的味道”，中国是中、越、苏三方中反对谈判最为坚定的一方，这是因为“中国一直寻求将冲突维持在代理人战争的水平上——以最小的危险和代价来打一场战争”。于是，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分析中，中国成为美国对越南问题进行政治解决的最大障碍之一。

（春晓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3期，贺艳青文）

不当“过路神仙”的胡耀邦

1963年5月间，挂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浏阳农村作社会调查。一天，胡耀邦在沿溪公社联盟大队考察后，召集部分农民开座谈会。会上，一些农民反映了大队长张启流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

胡耀邦本想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但第二天有急事需要处理，便留下两名工作人员后就匆匆走了。见此情形，张启流便得意起来，对反映问题的群众说：“你们想告倒我吗？哼，别高兴得太早，上面来的人都是‘过路神仙——歇歇脚就走了！”

然而，两天后胡耀邦又回到了联盟大队，对陪同的当地干部说：“我就不当‘过路神仙，我住下来，不走了，不查清问题，不收兵！”结果，胡耀邦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彻底查清了问题，对张启流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做到了群众满意，张启流心服口服。

（逢周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9期，黄金生文）

陈云：要正确看待中国革命过程中的

外援因素

中国革命最后取得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主要因素，但是也不能否认，国际援助特别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提出，要写上国际力量对中国革命的援助。1981年3月，陈云在同邓力群谈《决议》起草问题时，概括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他说：“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助了中国，“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此外，苏联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援助的156项工程，“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陈云的意见，被《决议》起草小组吸收，最后反映到了这份历史性文件中。

在《辽沈决战》一书编写过程中，陈云对苏联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也作过多次论述。1984年9月15日，陈云在与萧华谈话时说，苏联“明里暗里帮助我们”，“缺什么可以向苏联要，南满的伤兵、弹药可以通过朝鲜转运。因此，要写苏联、朝鲜对我们的帮助，回避是不合乎历史的”。

陈云的这些谈话，既表现了他敢于负责、敢讲真话的勇气，同时也反映了他一贯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历史敏感问题的历史观和高超智慧。

（晓政摘自《党的文献》2015年第5期，丁俊萍、易振龙文）

1949年：美国对中共控制区的石油政策

1949年2月，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后，“等待尘埃落定”成了他任内对华政策的名言。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对石油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有着充分的认识。2月11日，在美国对华（中共）政策还未确定之际，美国国务院就暂时决定要求美孚公司和德士古公司注意在中国的石油储备量，并特别指出，上海的散装油不能超过6周的供应量，包装产品不能超过6个月的供应量。3月，美国确定的对华贸易控制政策，虽表示要控制输华石油数量和品种，但供油数量、区域等具体问题仍未明确。

在美国犹豫不决之际，苏联石油大量进入东北。这些石油全部由哈尔滨用火车运到了林彪的部队。

由于苏联石油不断输入东北，加上考虑到自己在华北的投资和潜在的市场，美孚在1949年初反对完全切断对中共控制区的石油供应。美孚的观点也为德士古和亚细亚所认同。直至4月，美国国务院才向三公司表明了态度：不反对在由共产党控制的北方地区销售石油产品，但是这种销售必须控制数量，这个数量是适应最低的民用消费需求，以避免贮存或转为军用的危险。美国国务院打算通过供应最低数量民用石油以避免中共用于储备和转为军用，进而抑制中共的军事能力。同时，又要继续为中共控制区供油，而且要扩展石油公司的销售组织，以使中共依赖于石油公司。这就是美国对中共限制和扩展的石油政策。不过这一政策强化了新中国发展自己石油工业的决心。

（维之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陈礼军文）

共产国际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共产国际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34年5月到1934年9月：在此阶段，共产国际曾给中共中央以较为明确的指示，为留守人数、基本任务及斗争方式等都定下了基调。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利，博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但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给急盼指示的中共中央进行打气和鼓励，从而影响了红军主力突围及留守中央苏区的部署。直至9月30日，共产国际才给中共中央最后明确表明了两个重要态度，一是同意红军主力转移，另一个是要求留守部队担负起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责任。共产国际给留守部队的战略任务有二：首先，保护原有的苏区及其群众；其次，牵制国民党兵力，配合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并指示留守红军人数不能很多，而且斗争形式主要是游击战争，军事行动将是长期的，等等。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中共中央开展红军游击战的准备和安排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的留守部队掩护中央红军安全突围也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执行的。

1934年10月到1937年9月：在此阶段，共产国际没有给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以直接指导，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留守中央苏区的部队不久就与中共中央中断了联系；二是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不久，也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与高度关注中共中央的命运相比，共产国际还顾不上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因而没有提出什么建议，更谈不上具体指示。

1937年10月到1938年6月：在此阶段，在充分了解情况后，共产国际通过对新四军的充分肯定，间接地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予以了高度评价。

总之，共产国际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关系前紧后松，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义章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5期，孙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