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性格的另一面：记恨与报复心

张晖

许多介绍林彪的著述，包括其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对林彪性格的描述几乎是众口一词：不苟言笑，城府颇深。还有人说林彪的性格弱点是心胸狭窄，气量小，对人和事耿耿于怀，工于心计，报复心强。朱德之孙朱和平在其著作中谈到爷爷朱德对林彪的一些看法：生性孤僻，工于心计；爱读书，能沉下心来想问题，把问题想得很深，并能表达出一套见解，有自己的语言；善于窥测政治方向，又善于伪装；整人不择手段。萧克上将认为林彪“有军事指挥才能，同时也感到他有两个缺点，一是过分自尊，二是不大容人，性格上偏于沉默寡言，城府很深”。曾任空军宣传部处长的官伟勋在其著作中也指出：“林彪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确有用心很深，思考很周密的一面。”

孤僻，深沉，记恨，报复心强，成为许多人描述的林彪比较鲜明的性格特点。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林彪最后的22年间，这些特点确实表现得比较充分。

当然，以林彪的个性，他的谈吐，绝不是人云亦云，而是遣词用语极其讲究，一定是深思熟虑、切中要害的，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语言特点。难怪朱德说林彪有自己的语言。林彪的一些“经典语言”，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不管当年政治气候与时代背景如何，以林彪的身份、资望和权威，他的种种表态都是极具分量的，甚至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对方的政治命运和人生轨迹。林彪性格另一面的展现，与其战争年代塑造的杰出军事家的形象一起，为其历史定位作了注脚。

记恨与报复心

工于心计，整人不择手段

朱德说：林彪工于心计，整人不择手段。这话确实是一语中的。

抗战胜利不久，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成立，彭真为书记兼自治军第一政委，林彪为副书记、自治军总司令。因为在东北局工作重点上的意见分歧，林彪与彭真的矛盾公开化。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吕正操和东北局组织部部长林枫没有支持林彪，日后尝到了苦果。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后，集书记、司令员、政委三职于一身，在东北大权在握，彭真随后调出东北，林枫、吕正操靠边站，吕正操被林彪派去搞军事交通和后勤运输保障。时隔20年，谁都没有想到，得势的林彪仍然旧事重提。1966年杭州会议和“文革”之中，林彪指控彭真、吕正操、林枫当年是“桃园三结义”，犯了路线错误，编造有一个以吕正操为首的“东北叛党集团”，使吕正操、张学思等七名“集团主犯”受尽迫害。当年支持彭真的伍修权也遭关押。伍修权说：我尝够了林彪等人打击陷害之苦。

谈到林彪的记仇和报复心理，萧克可谓是感触极深。萧克是林彪的老部下，曾两次担任林彪的参谋长（1929年红军的一纵和1949年四野），对林彪了解颇深。萧克回忆，1949年6月，就中南地区今后几年工作重点，作为四野参谋长的萧克不同意林彪应放在农村的观点，提出应放在城市，可林彪还是坚持己见。1950年2月，从北京回来的邓子恢传达中央意见，指出林彪和华中局的观点与中央精神不符，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以后必须放在城市。萧克再次表示赞同中央意见。林彪对萧克“一而再”地反对自己，十分不满，“从此产生嫌隙，耿耿于怀”（萧克语）。后来，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斗争，林彪抓住机会，狠批萧克。

刘伯承和萧克，是20世纪50年代全军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历来十分重视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可林彪恰恰就在这上面“点火”，说：有的人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一句“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成了1958年林彪“开批”的“至理名言”。林彪此言，正与毛泽东的批评相合。毛泽东批评军队院校工作时，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刘伯承、萧克二人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严厉批评。刘伯承离开了院校领导岗位，萧克则被打入另册：角色由全军军训主官转变为拓荒种植的农垦部副部长。《刘伯承传》说：林彪虽然还不是这次斗争的主宰者，但其发言“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萧克在回忆录中也说：“以他的当时的地位和影响，那种指责对我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

对彭德怀“一剑封喉”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直言上书”，此信被指为反党的意见书，彭因而成众矢之的。然而，7月下旬的分组讨论，批彭德怀的火力总是不温不火，既不猛烈也批不到“要害处”。这种状况显然引得毛泽东不快、不满。于是，一直在外地养病的林彪被急召上山，如“援兵”般赶到现场。

7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纵论历史当中，说了一些政治分量很重的话。刚上庐山的林彪在仔细品味毛泽东漫谈中的深意。

然而，这一天，其他常委的“呼应”并不强烈，毛泽东是看在眼里的，不是“温吞水”“和稀泥”，就是“隔靴搔痒”。他在等待着一种强烈的响应。毛泽东对他指名调来的“援兵”林彪抱有一种特别的期待。以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表态应该具有指向标意义。

8月1日，常委们继续开会。看出毛泽东对朱德表态已经不满的林彪，知道该是自己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于是，“用他特有的尖细声调发言了”，说：彭德怀这次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好犯上，总觉得自己行，自视很高；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野心家是要“犯上”，阴谋家是要篡权，招兵买马是想积攒势力（集团），再加上“自视很高、想当大英雄”的彭德怀又是手握军权的国防部部长……林彪寥寥数语，便有了“点睛”意味。这次林彪不再是含沙射影，而是一剑封喉。林彪这种“一针见血”的定性，超出所有与会者的想象。

8月，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在总结讲话时又是语出惊人，说：彭德怀这个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华，就是说，他要得整个中华……

参加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道：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在会议现场的李锐回忆说：林彪“讲这几句话时是声色俱厉的”，“可谓‘击中要害。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现场“陪批”的黄克诚也对林彪这个发言印象极深。他在晚年的自述中说：林彪的“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参加了庐山会议的李锐感言：“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

有林彪的定调之言，无论是庐山会议还是随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几乎就成了彭德怀的代名词。

《彭德怀传》指出：“林彪的打击和吹捧都是淋漓尽致和与众不同的。”

对罗瑞卿足足观察六年

“批彭”，已见林彪“功力”；“整罗”，同样有“点穴之功”。

罗瑞卿不仅以赫赫战功而闻名，而且其干练的办事能力、果决的工作作风、高效的工作节奏，更是闻名军内外。魄力大，能力强，干劲十足，作风强硬，使许多人对他敬而畏之。罗瑞卿早在红军时期就是林彪信任的部属。罗瑞卿对林彪的能力也是钦佩的，对林彪本人更是尊重。林对罗，也不无欣赏。罗任总长，林彪有举荐之功。任总长后，罗与林彪联系较多，林、罗两家关系也较热络。尽管年长林彪一岁，林彪的儿女称呼“罗伯伯”时，罗瑞卿总是刻意让他们改口叫“罗叔叔”。从这点小事，可见罗瑞卿在林彪面前是不能也不敢“称大”的。

1962年以后，看到罗瑞卿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走动更多、更近，林彪的不满与日俱增，其中指控罗的一大“罪状”就是说罗有意疏远他，封锁他，不通气。林彪还在纸上愤愤写下“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

本想笼络罗瑞卿，却眼看着罗瑞卿“我行我素”，怒从心头起的林彪对罗瑞卿的心态有了根本变化。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期间，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特别提到一点：林彪说，对你观察六年，发现你有意封锁他。

对罗瑞卿能够足足观察六年，林彪“耐心”了得。

林彪的深沉内敛，能把一件事想得很深。他整天沉默于暗室之中，苦思冥想，许多独有的想法是异于常人的。他的秘书李根清说：林彪的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思考，许多重要决策是在这种思考中形成的。朱德说：林彪总能把问题想得很深。

谭政被指反对新的军委领导，罗瑞卿被指反林彪，两位大将，一个负责全军政治工作，一个负责全军军事工作，都在林彪这里栽了跟头。而对罗瑞卿，又加上“篡军反党”，结果他被整得悲惨至极。

“批彭带朱”“借毛批朱”，诬称朱德是“黑司令”

攻击朱德，是林彪报复心的又一表现。

看到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对朱德的观点和表态有不满，林彪对朱德郁积已久的记恨又泛生出来。在1959年庐山会议和其后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对朱德是大加讥讽挖苦和诋毁。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说：今天当着全军高级干部的面，对朱德同志是要进行批评的。他是不承认毛主席是党的领袖的。朱德同志总是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其实他名声很大，功劳不很大。战争年代，朱德同志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我军的总司令向来都是毛主席。

总参作战部的雷英夫回忆道：林彪此言一出，到会的同志大为震惊。邱会作也有回忆，说：“和批判彭德怀的态度相比，林彪对朱德的批评很严厉”，他的话“对大家震动就很大了，像我这样的干部都有点吃惊了”。金冲及在其主编的《朱德传》中也说：“在批判朱德时，林彪表现得异乎寻常地积极。”

会议批斗的焦点是彭德怀。可谁都没有想到，林彪却对朱德横加指责，节外生枝。有人清楚，在井冈山早期，朱德军长对先后担任营长、团长的林彪有过多次严厉批评，还对擅自行动的林彪给过处分。林彪是记仇的。30年后得势的林彪，并没有忘记当年的情形。

笔者以为，林彪对朱德的点名批评有几点是需要注意和说明的：其一，“借毛批朱”，将毛泽东推在前面，以引发众人共鸣，此举可谓用心之“妙”。其二，庐山会议和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并没有批朱的议程，从目前公开的材料看，与会者发言也鲜有提到朱德的，而林彪却“批彭带朱”，将第一、第二元帅“一网打尽”。其三，朱德当时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年长林彪21岁，是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战争年代一直是人民军队总司令，开国元帅之首，党内排名第四，当时地位是高于林彪的。林彪刚获提升，就向老资格的另一位党的副主席开炮，特别令人惊讶。还诬陷忠厚的朱德有野心，想当领袖，更是耸人听闻。其四，如果是善意而又客观的中肯批评，在党内军内是允许的，也应当鼓励。然而，林彪对朱德的“批评”，只能说是诋毁和人身攻击了，根本没有实质内容，看不到尊重、善意和帮助的意味，而这种诋毁还是发生在中共中央和军委高层会议上，就更令人深思。其五，新中国成立后，“蛰伏”几近10年的林彪，一出山登台亮相，就是一手高举个人崇拜大旗，另一手打压，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黄克诚、萧克、邓华等将帅连批带打，由此迅速拉高了自己的“声威”。打仗，林彪就爱“抠底”。军内斗争，林彪一出手，就对准排位最前的两位元帅，很有点“舍我其谁”的气概。林彪批评彭德怀想当“大英雄”，他自己一出山，就是想当“大英雄”的气势。

对此，朱德之孙朱和平有这样的感慨：“作为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共和国元帅和即将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全军如此规模的大会上，竟然可以如此放肆地颠倒历史，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党的悲哀，人民军队的悲哀。”

林彪同朱德“过不去”，并没有完，“文革”中更是变本加厉，说什么朱德是“黑司令”“大军阀”“老机会主义者”……

“文革”开始后，向“铭记在心的人”火力全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升为副统帅的林彪，火力全开，将多年揣摩的心得，付诸行动了。那些被他“铭记在心”的人，劫难也就到了。

杨勇是一个。对北京军区，林彪早有不满，说：“其他军区的情况都了解一些，唯独北京军区的情况不了解。”1965年5月一次军委会议期间，叶群对杨勇说：“林总很愿找你和北京军区的同志谈谈，他让我给你带个话。”杨勇思忖：“按照军委分工，北京军区的工作应该向贺龙元帅和罗瑞卿秘书长汇报和请示，越过直接领导去林彪那儿，我不干，也决不能干。”徐向前这样回忆：“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这就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账，一直耿耿于怀。”

与林彪“通气”不够，对林彪批评大比武，杨勇也有异议，说：大比武，成绩是主要的。

对彭德怀、罗瑞卿被打倒，杨勇更是“想不通”：堂堂的彭大元帅，怎么就成了“三反分子”？罗瑞卿同志有什么问题？

有这么多“不跟拍”，杨勇的厄运来了。徐向前回忆：“（1967年）1月间，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

1967年1月21日，杨勇被带走。

陈再道也是一个。1967年7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被打倒。

晚年，陈再道在回忆录中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林彪是湖北黄冈林家大湾人，家庭是地主成分，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有几十台织布机。不知林彪听谁说的，说是在十年内战期间，我曾经带领部队抄过他的家，把他家搞得家败财散。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既没抄过他的家，更谈不上把他家搞得家败财散。可林彪听说这件事以后，多年来一直信以为真，记恨在心。”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在林彪那里也有“案底”：在延安整风时，负责审干的钟汉华发现叶群历史上有问题，并如实为叶群作了结论。

陈再道明白，自己和钟汉华都有林彪记恨的“把柄”，成为林彪的“心病”，一起被打倒也就在所难免。

贺龙则更是一个。贺龙、薛明同样被林彪、叶群所记恨。林彪不容贺龙在军中“坐大”，薛明当年在延安要叶群向党组织坦白自己在国统区的经历。1965年12月，在突然袭击搞掉罗瑞卿之时，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林彪清楚，贺龙虽然失势了，但要将其彻底打倒，还要有后续的一番动作。毕竟，贺龙是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主要元勋之一，他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系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年长林彪11岁的贺龙作为建军元老，军中资望甚高，何况毛泽东还有保贺的意思。

为了打倒贺龙，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联手，什么“二月兵变”、在湘鄂西“叛变投敌”（即所谓的“通敌”问题）、在军内到处“伸手”（即所谓的“篡夺军权”问题）……历史与现实“罪行”俱在，贺龙劫数难逃。

林彪说得比较干脆：贺龙是“土匪”“军阀”“刀客”。林彪担心压不住贺龙，还说过：贺龙这个人，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林彪在军内鼓动各方面人员整理黑材料，栽赃贺龙。杨德中回忆说：“林彪整老总是下了狠心的。他们成立贺龙专案组，由军委分管，千方百计不让总理过问。”

1967年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在软禁中，愤怒的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说：“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1969年，备受折磨的贺龙生命走到了尽头……

打倒贺龙后，生怕薛明“乱说乱动”的叶群，要吴法宪把薛明送到偏远地区看管起来。1969年11月，吴法宪指定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将薛明送到空军在贵州的一个农场监管。“九一三”事件后，薛明才被周恩来找到，解救出来。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傅连暲，另一个林彪记恨的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对养病的林彪十分牵挂，特吩咐负责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会诊。会诊后，傅连暲并未按林彪意愿去夸大病情，而是如实将林彪身体并未出现严重器质性病变等情况，报告毛泽东。叶群很生气，说：傅连暲很坏，陷害首长。林彪亦愤愤，说：等我好了，撤他的职，算他的账。

“文革”开始，被邱会作称为“毒蛇”的傅连暲在总后被扣上“三反分子”大帽子，在批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肋骨断裂，1968年3月29日，惨死于狱中。

1959年庐山会议上，林彪偶尔一露“峥嵘”，结果，彭德怀等一批将帅遭了殃。“文革”开始后，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终于“大爆发”，在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杀气腾腾地说：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

“爆发”中的林彪，让全党全军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要“打倒一批，罢免一批，杀掉一批”，要“革过去革过命的命”。结果，更多的人惨遭迫害：从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副总司令，到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乃至其他大将、上将、中将们，林彪无所顾忌。而且，林彪总爱将“有野心”“野心家”的帽子扣在别人身上，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都是如此。

实际上，林彪自己才“是一个大权术家、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他的每次‘逼宫，选择的时机都恰到好处，使用的力度也恰到好处，所以他取胜了。他不仅是一位‘常胜将军，还是一位‘常胜政客”。

对林彪的性格，叶群在1961年11月写的一篇日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

一生两极，世人评说

战争年代，他是“天才战术家”

林彪是一个一生两极十分鲜明的人，特长与贡献异乎寻常，可以说是出类拔萃；反面作用与负面影响也是能量巨大，非他人所能比。终其一生，林彪有三个极其鲜明的角色：自从担任红四军营长、团长后，就一直是军事指挥岗位上的主将（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一一五师师长，四野司令员），军事教育岗位上的校长（红大、抗大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军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个时期内的副统帅。有这三方面角色（作战、教育、领率领域），林彪可谓是部将、门生众多，且多是带兵、领军的战将、主将，影响不仅是全军的，而且是全党全国的。因此，无论是其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晦暗，释放的正能量与负能量，林彪的作用都是独特的、独到的、独有的。以林彪的智慧与能力、地位与作用，其创造的成功是耀眼的，引起的震动是空前的，导致的灾难也是巨大的。

对于林彪的前半生，老一辈领导人和史学界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邓小平也认为他是一个军事能手，但从林彪指责刘伯承、罗荣桓的态度，又“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甚至说刘在二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杨尚昆说过：对林彪怎么评价？不能因为他以后叛国了，就说他从东北起就一坏到底。无论如何他还是红军的一个战将。他是打了不少仗。林彪在东北那一段，除在若干问题上与毛主席相对立外，包括进关，一直打过长江，打到海南岛，应该说，肯定的方面不少。

1985年2月11日，黄克诚就《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事人物条目中的林彪释文，对编辑人员说：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林彪是红四军军长。那时，一军团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战将。他生前我是这么说，他死了以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也曾谈到林彪。周恩来说：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会有变化的；同样，我们对林彪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对林彪要作一个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从头到尾都是坏的。

周敬青在《解读林彪》一书中有这样的概括：国内史学界比较共同的看法是：“文革”开始前后一个时期，林彪从一个革命者，由于个人野心和权欲膨胀而逐步蜕变为野心家、阴谋家。

笔者以为，战争年代的林彪，军事生涯确实可用辉煌二字形容，作为军事家，擅谋略，决胜千里；作为战将，会用兵，能征惯战。洪学智上将曾形容林彪的指挥风格：“像打扑克，不捡分，五分看不上，十分也不要，专门抠底。”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他指挥了两个；五大野战军（包括华北野战军），四野实力最强，用毛泽东的话说：林彪的部队，壮得厉害。如果说，二野是由东打到西，那么四野就是从北打到南。萧克晚年谈到1949年10月林彪指挥的衡宝战役时说：这场战役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打得对，打得好。他注意抓白崇禧的弱点，以自己的优势兵力和指挥的灵活性，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善于集中兵力，也谨慎，即便自己处于优势，也不轻敌，战术上总是以优势对劣势……衡宝战役是他指挥的，整个进军中南也如此。”

新中国成立前林彪生命的42年，军事是他的主要色彩，战争成为他独特智谋的集中体现。十大元帅林彪排名第三，并且是最年轻的开国元帅，应该就是对林彪军事指挥生涯的最高褒奖。

有人说，林彪是打天下出力最多、功勋最大的几个军事将领之一，但他不是一般的军事将领，他是军事统帅。

张云逸大将谈到林彪，这样说道：“这个人很聪明，会打仗。只是和他在一起时却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

杨成武也认为林彪是“极聪明的”，“可以算作是一位常胜将军”。

埃德加·斯诺称林彪是“天才战术家”。

朱德认为，林彪带兵打仗的特点是雷厉风行，坚决果断，只要是看准了的就狠抓狠打，不惜代价。

朱德：林彪发展成阴谋家、野心家不是偶然的

新中国成立后，也不能说长期休养的林彪就碌碌无为。但是，养病，整人，大力推行个人崇拜、“突出政治”，几乎成为他新中国成立后22年中最突出的三个标签。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10年，刚从战争环境走过来的林彪，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长期休养，出席会议不多。至于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突出政治”的一系列说法做法，笔者曾有专文论述，在此不赘。整人，如上所述，则成为林彪人生最终阶段的一大内容。从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开始，举凡军内历次重大的批判斗争，几乎都有林彪的影响。1959年林彪“出山”，主持军委工作，其思路和目标逐渐显现轨迹：一是挖空心思博得毛泽东的宠信；二是在军内培植自己信得过的力量，并将他们安置在重要岗位上；三是将“记恨”的目标，借机清除。

按照这种轨迹，造神般的个人崇拜、“突出政治”开始了；彭德怀、黄克诚、萧克、谭政、罗瑞卿、萧向荣、贺龙、许光达、杨成武、傅连暲等“目标”纷纷“中枪”，倒下了；以黄永胜为代表的一批唯林马首是瞻的“林家班”，在军内凝聚、发威。

仅就元帅来讲，就没有几位元帅未受到过林彪指责批评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罗荣桓、贺龙等则是最先受到林彪抨击的几位。这几位都是资望很高的元帅，年龄也比林彪大许多。在林彪还是连长、营长的时候，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是军长、副军长。连他们都被林彪好生“数落”，军内其他人还有谁能被林彪放进眼里？说林彪孤傲也好，狂傲也罢，他的气量的确褊狭，不容于人，从他对几位元帅的态度可见一斑。

深沉、孤傲、记恨、报复心强，几乎是许多熟悉林彪的人共同的看法。朱德、聂荣臻都说过，林彪不但和同级搭档党代表、政治委员难以合作，对上级也看不起。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看不起周子昆营长；他当了营长，又反对王尔琢团长；在纵队，把党代表谢唯俊挤走……

跟林彪合作，简直成为一件难事。

当年曾同林彪一起共事的聂荣臻说过：林彪“性格基本上是内向的，平时不大讲话。与他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很困难”。

对于林彪前后半生的转折性变化，朱德认为林彪善于伪装，看风使舵，讲假话，所以骗得了毛泽东的信任，还好耍手腕，发展成阴谋家、野心家不是偶然的。聂荣臻说林彪“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到“文革”时，“他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起来，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成了林彪自己的写照

笔者认为，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前，作为领兵主将的林彪，锋芒主要是体现在战场上的话，那么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作为军中副统帅的林彪，锋芒由军内而党内，是“剑走偏锋”，且杀伤力之大使整个中国都为之震动。在军内，从朱德总司令算起，无论资望有多高，林彪都敢放肆。及至“文革”，林彪从“五一八”讲话开始，罢官说、杀头说、夺权说、政变说……说得人人自危，就连毛泽东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在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说：我的朋友的讲话，是专讲政变的，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萧克说道：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党的‘左倾错误，他从政治上的投机心理和个人野心出发，大搞个人崇拜，把领袖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从而扶摇直上，成为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利令智昏，直到仓皇出逃，暴死沙漠。想到他的过去，难免慨然；看到他的晚年，不禁发指”。

徐向前亦深有感触地说：“毛泽东同志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对善于奉承、投机的野心家林彪过分信任，委以重权，结果上了大当。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教训。”

谭政晚年说道：“对林彪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凡是与他不同意见者，他是记‘仇的。当时，不但我们坐牢蹲监者如彭德怀、黄克诚，后来听说罗瑞卿同志也进来了。刀把子是在林彪手里，要杀要剐还不是林彪一句话……然而，到头来，我和彭总、黄老坐牢是吃尽苦头，可听来的消息，则是林彪摔死在国境线外的沙漠滩上了……我听了以后，也高兴地笑了。我想彭总和黄老会与我同样心情。林彪的死，还是我们活下来的人‘笑到最后。”

邓小平有言：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笔者以为，巅峰中的林彪最后落至被唾弃的下场，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中所指控的罪行外，至少还应该有如下两点：

第一，自负、孤傲、狂妄到忘乎所以。从1959年9月到1971年9月，林彪以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之尊，主持军委工作12年，“文革”中更以“副统帅”身份号令天下，不仅要在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的宣传中，“拔高”到举世公认的领导人周恩来（前者）、朱德（后者）之上，而且，人民解放军“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声威更逼近至高无上的毛泽东的地位。试想，一个南昌起义时的连长，井冈山会师时的营长，凭空造假就敢挑战人民军队三位元老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还不让人唾弃？其灭亡之日岂不指日可待？

第二，整人甚多，伤人甚众，打击报复甚烈。从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谭政、罗瑞卿等元帅、大将以下，到萧克、杨成武、陈再道等上将，军中将帅或被点名，或遭批斗，直至撤职关押，他们遭难大多是与林彪及其亲信有直接干系的。其后果就是引起军内外众怒，极大污损了林彪已有的名声，也为自己挖下了坟墓。“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成了林彪自己的写照。

林彪女儿林小琳（亦有称林晓霖、林小林的）对自己的父亲有这样的评价：“我认为父亲至少有三条错误：一是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二是对毛泽东有意见有看法为什么不能像彭德怀那样把意见看法都公开摆出来，即使受到打击报复，后人也会觉得公正无私受到世人的尊敬。三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老干部被打倒，受折磨，周恩来费尽心机保护了不少人，而林彪除保护扶持黄吴李邱几个亲信外，他和江青、叶群一起整倒了许多老干部，而且有些老部下被整得很惨。”应该说，林彪女儿的这一番话，多少也道出了林彪晚年“招人恨”的一些因由。

林彪一生，前后两极，高下立判，反差极大：战功，可用辉煌来形容；地位，仅在一人之下；结局，是以叛逃来收尾。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人、神、鬼“全体验”的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