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推前浪，希望到失望

陈晋

一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这是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的一首诗中传达的心声。察识和选用“新人”，是晚年毛泽东心中的一件大事。在他看来，面对新事物，有的老干部已经跟不上形势，跟不上自己的思路，有的因接触实际少了而出现脱离群众的危险。特别是到了60年代中期，即使比毛泽东小10岁左右的那批革命家，也已步入花甲之年。培养接班人成为当务之急，很需要把一批思路跟得上形势，符合未来期望的人提上来使用和观察。

毛泽东当时比较注意从三类人中发现和培养“新人”。一是工人农民中的代表性人物，特别是劳动模范和下乡知识青年。1964年生日那天，他专门请在京开人代会的劳动模范和部分领导干部一起吃饭，大体有这方面的考虑。二是理论秀才。三是青年学生。这后两种人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造舆论推波助澜的是一些理论秀才，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是青年学生中的红卫兵造反派，随后在城市和农村涌现的各种造反组织，闹得就更厉害了。这些人中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人物，他们联手成势，借势而兴，大体属于“文革”中的“新人”群体。

“文革”全面爆发前后，毛泽东对红卫兵怀有莫大期待，希望满怀激情和憧憬的年轻人把现实冲一冲，也设想从中发现和锻炼一些可托付未来的人。他在1966年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得很明确：“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学生要造反，不起来不行。”同年8月7日，在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时，提出将稿中“一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一句中的“无名小卒”，改为“无名青少年”，情感倾向很明显。可以说，大致在1966年底以前，毛泽东对“新人”多以好话期许。

二

早期红卫兵组织成员，有的基于青春叛逆的冲动，有的怀有改变现状的责任，有的为释放积郁已久的不满，有的则缘于从小接受的理想激发和对未来的憧憬，总之是情况各异。其中有一部分得风气之先的干部子弟和头脑冷静站位较高的人，发现造反的势头偏离了原本的理解，或因冲击到了自己的家庭或自小崇拜的父辈英雄，或主动急流勇退，或自然而然地被边缘化，有的甚至成为激进分子的对立面。

奋勇直前的激进分子很快推着局面朝着毛泽东担心的方向发展，他们多多少少在想象中把自己定位成了打碎旧世界的革命家角色，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张目，大行过激之举，把局势弄得越来越乱。毛泽东毕竟是有经验的大政治家，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也已不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毛泽东发动“文革”固然是为了防修反修，甚至不怕“天下大乱”，但并不是要摧垮他自己创建和领导的党，何况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全面肩负国家治理和建设使命的执政党，怎么能够推倒一切从头再来呢？

各色造反“新人”们的举动，触及毛泽东的底线。此后他明确把“文革”的错误归为两条，一条是“打倒一切”，一条是“全面内战”。这两种情况，盛行于1967年和1968年。所谓“打倒一切”，老干部首当其冲，背后是党的历史传统和现行的各种秩序；所谓“全面内战”，就是各派之间斗得厉害，比着谁更“革命”，谁更“正统”。这两条错误表面上是搞无政府主义，背后是一些“新人”急于夺权、掌权。这是毛泽东无法接受的。给他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疑问是：靠这些“新人”掌权，行吗？比较早的一个材料，是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他放出风声：“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那时，上海工人造反派制造的以夺权为目的的“一月风暴”还没有起来，毛泽东即已敏锐地看出并且担心，“新人”造反之后会对各级党政机关取而代之。1967年2月12日，在夺权高潮兴起后，毛泽东又当面告诫支持夺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

三

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建立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代表和原有领导干部“三结合”的班子。谁在领导班子里起主导作用呢？1967年6月25日，周恩来明确转达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但是，还没有等到“三结合”普遍推行，各派群众组织就大闹起来，造反“新人”各拉山头，相互攻击，把“文斗”变成“武斗”，大打出手。1967年的7、8、9三个月，“全面内战”兴起。毛泽东亲身经历的武汉“七二○”事件很说明问题，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甚至跑到了自己的住地闹事。这件事让他大吃一惊，反复追问：“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于是，他在上海造反组织“工总司”的报上批下一段名言：“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大致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开始了由“乱”到“治”的思考，进而对所谓“新人”的所作所为开始失望了。1968年7月28日会见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时，他当面告诫：“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次会见表明，毛泽东基本上放弃了通过一场运动从红卫兵“新人”中发现和培养人才的想法。10天后，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得更透彻：“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