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之窗

毛泽东是如何批判美国“对华友谊论”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杜鲁门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时期》白皮书。随白皮书一同发表的还有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杜鲁门的《附信》。其中大谈“对华友谊论”“西方催化论”等，为其对华政策进行美化和辩护。有鉴于此，毛泽东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五篇文章，不仅深刻批判了白皮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帮助广大人民正确认识了中美关系史。

针对美方的“对华友谊论”，毛泽东不仅深刻揭穿其真实意图和欺骗本质，更对其所谓的“对华友谊”事件逐条批判以还原历史真相。他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美帝国主义尽管采取了有别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手段和压榨方式，但并没有改变其侵略中国和压榨人民的客观现实，仍然在侵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阻碍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仍然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倾力打倒的对象。所谓“中美友谊”，不过是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和长远目标，以干涉中国内政外交和欺骗中国广大民众而实施的“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传统政策”。其实质是美帝国主义与其代理统治集团之间的交易关系，是被美化的美国侵略论。因此，毛泽东指责“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

（维之摘自《党的文献》2017年第2期，蒋明伟文）

中共对京汉铁路工人帮口首领的利用与改造

帮口是晚清以来在城镇中按地域关系结成的一种劳工互助集团、帮派，是同乡会性质的地方主义组织。近代以来，战争频仍、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及城市的兴起等原因导致大批流民拥入城镇，寻找生活和就业机会。大量产业工人的形成为帮口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近代工业集中的城镇、交通要道等处，帮口组织广泛存在，京汉铁路亦然。

由于京汉铁路工人中帮口林立，帮与帮之间隔阂较深，中共最初联络工人时往往顾此失彼，工作局面很难打开。因帮口首领对工人有很强的号召力，中共决定先從各帮首领取得突破。主要工作方式如下：

第一，通过同乡、亲戚、把兄弟等熟人关系联络帮口首领，继而说服他们联合起来办工会。如在帮口问题最为突出的江岸车站，中共与各帮首的联络过程中，郑州工人凌楚藩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与福建帮、江南帮和湖北帮均相处融洽。经过凌楚藩的介绍，中共与湖北帮帮首杨德甫、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和江南帮帮首黄桂荣等取得了联系。在此过程中，中共派去的负责人项德龙（项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项德龙“与各帮的领袖人物处得很好”，使江岸工人俱乐部的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针对帮口之间不和睦的问题，中共通过对帮首委以工会领导职务的办法将其团结进工会，再通过帮首说服教育本帮工人加入工人俱乐部。由于帮首威望高，让他们担任一定的领导任务不仅能减少工会工作的阻力，而且能迅速地发动工人群众，组建工会。如在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工作中，中共多次邀请各帮帮首参加讨论，在职务分配上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兼顾帮口之间的平衡。中共通过“让这些帮口领袖作为宣传和串联的骨干，使工人知道了加入工人俱乐部的好处，了解到工人俱乐部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是工人自己的组织”。

第三，把觉悟高、工作能力强的帮首和工会中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中共党员，培养工会骨干力量。这种工作是秘密进行的。杨德甫、周天元、林祥谦、张连光等人均是中共从帮口首领中发展的党员。以林祥谦为例，1922年夏，他被中共发展为党员，曾担任江岸分工会委员长一职。他不仅积极参与了江岸分工会的组建，而且参与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在大罢工中，他还组织了工人敢死队，誓死保卫总工会。

（逢周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6期，刘莉文）

国歌中“炮火”一词的由来

《义勇军进行曲》是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是田汉用毛笔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的，约10页。《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电影故事的结尾，写在最后一页。

《风云儿女》的制片方“催稿甚急”，田汉原计划要写的主题歌只写完一节。田汉所写的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1935年2月19日，田汉因宣传抗日被捕。电影的故事梗概因为在孙师毅书桌上放了一段时间，致使写有主题歌的一页纸有几个字被茶水濡湿，模糊不清。负责电影台本的夏衍就在原稿旁边誊写了一遍。他在誊写时有几个字辨认不出，就空在那里。孙师毅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于是，夏衍就请孙师毅把看不清楚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上。孙师毅经过思考后，在留空的地方补上“炮火”二字。就这样，田汉原词中的“飞机大炮”变成了“炮火”。

（筱蕾摘自《上海滩》2016年第10期，段梅香文）

张云逸：“一个懂经济的军事家”

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曾主政广西，被称为“一个懂经济的军事家”。

比较一下新中国成立前的省区图和现在的地图，很明显看到：解放前的广西一块海都没有，就是一个内陆省份。解放后，张云逸向叶剑英从广东要了一块海，也就是湛江海域北部湾区域。当年广西从广东省要来的从北海到东兴的地带，作为广西的海岸线。如今，作为和东盟合作的纽带，海岸线所在区域成为北部湾经济圈。张云逸留给广西的这片海，为广西的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

这片海不仅成为今天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一个“龙头城市”，还为广西对外开放提供便利的出海通道，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北海、钦州成为中国特别是广西与东盟各国贸易往来的海路运输港口……

然而，当时张云逸力主要西出海口时很多人极力反对。当时沿海地处前线要进行防御，你要了海岸线就增加了防务任务，意味着增加工作难度，带来负担。他力排众议，坚决要有个中国西南地区的唯一出海口。张云逸离任后，“出海口”又被广东要了回去。他知道后进行斡旋，又为广西要了回来。

（齐鲁摘自《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版，周海滨著）

尼克松政府制定的“中国许可证清单”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此举使美国捕捉到了中国希望改善对美关系的信息。在周恩来对美乒乓球代表团谈话几小时后，尼克松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放宽对华贸易管制”的措施，同时出台了《国家安全决议105号备忘录》。据此，基辛格要求相关部门采取五点具体的措施，其中一点是：在跨部门小组联合审查某些商品不具备战略意义后，将其放入对华一般许可证清单，直接出口到中国。同时，白宫指示商务部着手制定“中国许可证清单草案”。

几天之后，美国商务部完成草案并呈交上去，其中共分为十大类商品。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及第五大类分别是“食品和鲜活动物”“饮料和香烟制造”及“动物、蔬菜油”，共计52种商品。在这三大类商品中，所有“允许向苏联出口的SZ类商品”都“允许出口到中国大陆”。但商务部特别指出，对于“粮食类产品”，尽管“已允许出口到苏联”，而且也将是美国“主要的出口物资”，“但不应放入对中国的一般许可证清单中”，因为目前他们并不期望“对中国的商品放宽程度比东欧走得更远”。此外，基于国防部及原子能委员会的强烈建议，在其余的“原材料、原油、矿物类燃料、化学产品、机械、电子、运输设备”等七大类产品中，凡被认为“具有重工业及军事用途”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如电子制造设备、通信设备等共75类产品，依然保持管制，暂时“不列入对华一般许可证清单”中。

从这份清单草案的说明可以发现，当时美商务部既想放松对华贸易的管制，又担心某些商品输出到中国后的用途。开步之举显得格外谨慎，带有明显的试探性。

（晓政摘自《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邓峥云文）

农村“四清”中的于光远

1964年秋，我们都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于光远也去参加了农村“四清”，但他不隶属于由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挂帅的中宣部工作队，而属于刘少奇组织的“机动队”，蒋南翔是队长，他是副队长。机动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于光远当时又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是副部级，可以坐着专车到各村转转看看。他不像我们那样只在一个村子里“蹲点”搞“四清”，而是对了解农业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农村大田生产中应用、推广农业技术的情况感兴趣。

“四清”时，于光远把两位帮他写《政治经济学》的大学教授送到我所“蹲点”的生产小队。两位教授把生产队的账目做了彻底清理。原来小队的会计自己总是交代不出两箱玻璃的去向，只好承认是自己贪污了。两位教授花了好几天功夫，终于把小会计的一笔烂账查得清清楚楚，证明他没有贪污这两箱玻璃。这件事，小会计满意，小队长满意，社员们也满意。为小会计澄清了两箱玻璃的事，他极受感动。他主动坦白说，曾经贪污过几斤芝麻。大教授帮小会计查清了账目，当时被传为美谈。

（中文摘自《改革的黄金年华——我们眼中的于光远》，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版，龔育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