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南昌路一路向东

王凡

提起上海的南昌路，大概老卢湾区以外没多少人知道。然而，沿着这条不甚闻名的路一路向东，走到东头，隔着重庆南路朝与之对接的路口望去，你立刻就会发现，接下去的路大名鼎鼎。

只要对中国现代史略有涉猎的人，无不知晓这条和南昌路相衔接、如今名为兴业的路。这条路尽头的76号联体院子里，在1921年7月23日发生过被史书描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

其实，与兴业路隔着重庆南路向西伸展的弯曲狭长的南昌路，沉积着更多的故事，慢慢咀嚼，似乎更加耐人寻味，意蕴悠长。中国共产党好像正是顺着南昌路一路向东，才走到了创建肇始的那一天。

截取南昌路从思南路向东500米的一段路，可以贴切地复原和深入地解析中共创立前的那段历程。那些淹没于沿路众多石库门和花园洋房群落中的几座不起眼的建筑，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很不寻常的时光。

在环龙路马斯南路的一个把角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渊源款曲合分恩怨，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论，后者怎么说也是前者的前辈。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初创这一段，缺了中国国民党这个要角，那不仅是个大大的残缺，而且更失去了历史的意趣和质感。

倘若删繁就简的话，国共两党的故事，恰恰可以从笔者在开篇所提到的那条如今被称作南昌路的街道开头。

不过在此之前，首先要简单地了解一下南昌路的历史。

南昌路原来不是路，而是一条叫蚂蚁浜的河浜。鸦片战争若干年后，这里被划入法租界。1912年填河造路，因此这条路有些蜿蜒，在东头与兴业路对接前，还弯出较大的弧度。

南昌路初筑成时名叫军官路，后来被切分成了两段。华龙路（今雁荡路）以东称陶尔斐司路。陶尔斐司是一个在一战中阵亡的法国侨民。华龙路以西则称环龙路。环龙是一个法国飞行员。1911年他带了两架飞机到上海做飞行表演，不幸坠机身亡，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起空难。

陶尔斐司、环龙都不算什么大人物，比之南边不远处平行的曾以辣斐德命名的复兴路，南昌路从诞生之日起就很低调。辣斐德是法国贵族，因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而闻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租界被取消，租界内的道路多被重新命名。陶尔斐司、环龙两段路合一，更名南昌路，沿用至今。笔者所讲的都是环龙路时期的往事，所以暂且先让南昌路仅仅作为一个注脚吧。

低调的环龙路上却住过几位在中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人物，例如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1921年以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分分合合，主导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两党的领袖同住一条街，往来只消三五分钟的步行距离，这全然不是出于偶然的巧合。

与中国国民党诞生在中国共产党之前一样，首先踏进环龙路的，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

在环龙路和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交叉口的东南把角处，原来有两座小楼，靠东边的一座，即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1916年和1918年，孙中山曾携妻子宋庆龄两度居住于此。

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上海街道图上，还可以看到两座小楼院落的布局，院内楼南都有不小的花园，因此是那个时期比石库门高档讲究的西式花园洋房。

环龙路44号，中国国民党旗号从此处打出

1916年夏，孙中山携妻子宋庆龄第一次住进环龙路63号时，他刚刚能够比较安全地在中国境内公开露面。因为袁世凯在当年6月初病死了，随即就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很快就宣布解除袁世凯时期的党禁。

党禁一开，此前被袁世凯通缉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便陆续回到国内。孙中山归国两个月后，中华革命党本部也从东京迁到了上海。在孙中山、宋庆龄居住的小楼里，又多了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等一批中华革命党的股肱。

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于1914年7月流亡日本时新组建的。1913年，由于宋教仁遇刺，引发了国民党与袁世凯兵戎相见，史称“二次革命”。但不出4个月，二次革命即以失败告终，一岁生日刚过的国民党随之土崩瓦解。孙中山要继续革命事业，不得不与同志们重组新党。

迁回国内的中华革命党本部，就设在孙中山等居住的小楼对面——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这是一栋独立的白色两层小楼，在当年应该是这条街上不小的独栋建筑，它容纳了一个政党的五脏六腑。

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等上班，只需跨过十来米宽的马路。而后陆续在白楼现身的邓仲元、蒋介石、吴忠信等人，也都在环龙路44号附近租屋栖身。

孙中山等将寓所和国民党本部安置在法租界内的环龙路是有原因的：上海的外国租界受治外法权保护，范围之内不啻“国中之国”。中国政府的统治，一涉入租界，便失去了力度，既不能干预租界里的外国人，也无法对租界里的中国人进行直接的管辖。

与袁世凯当局刀兵相向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遭到通缉，他们必须特别审慎地对待自身的安全问题。即使劲敌已死，他们依然把理想的会聚点，选在处于靠近法租界中心区的环龙路一带。

后来，陈独秀等中共创始期的骨干也选择此地落脚，显然与国民党核心层抱有同样的心理。

孙中山和陈独秀的处境是颇为相似的。他们都有被捕和受迫害之虞。而租界的治外法权，确实是一把可以借以保护的伞。据说，孙中山住进环龙路，事先得到法租界方面保障安全的暗中承诺。

环龙路真正热络起来，是在1918年6月孙中山从广东返回上海后。虽然他不久就从环龙路63号搬到距此不过数百米之遥的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二次革命失败，护法运动受挫，孙中山再度陷入沉思。此后一段时间，他再度把较多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其間，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相继发生，社会主义思潮涌起，给了他很深的触动。

在孙中山的主导下，中华革命党进行了改组，于1919年10月10日正式更名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华革命党本部的环龙路44号白楼，从此打出了中国国民党的旗号。

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的改组，都是在环龙路44号完成的，旗号是在这里更迭的，因此可以说中国国民党诞生于此。

笔者接下来要说的是：此地距离后来陈独秀的居所老渔阳里2号，只消沿路东向步行三五分钟；距离中共诞生地望志路76、78号，沿路向东不过1000米。中共的故事在中国国民党开篇之后引出，也正是中国历史进程所呈现的次序。

三五分钟步行路程内的两个“司令部”

1920年2月19日，一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扬科学、民主大旗而蜚声中国的不凡人物，也悄然住进了环龙路，他就是中共的创始领袖陈独秀。他栖身之所，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这是一排普通的石库门建筑中的一个单元，两层的楼房，天井有些局促，在今天看来很普通，甚至只能用简陋来形容了。

笔者确实有些难以把它同民国初年的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陈独秀住进柏文蔚曾经的寓所栖身，透露出两个人关系很不一般。柏任安徽都督时，陈是都督府的秘书长。1913年，他俩一起响应二次革命。反袁战事失利，他俩又一起潜逃到上海。

陈独秀这一次到上海，依然有点避难的意思。半年多之前，北京当局以“传播过激主义”之名逮捕了陈独秀。经多方声援营救，陈三个月后被释放。但京师警方没有放松对陈的控管，规定他有重大行动必须报警局批准，并监视其行止。

1920年2月初，陈独秀到武汉某大学演讲，鼓吹社会主义，结果在武汉被地方当局驱逐。他回到北京刚进家门，警察便前来“造访”，并再次强调外出必须申报。陈感觉情况不妙，在李大钊的护送下潜往天津，随后乘轮船来到上海。

骨子里不乏狷狂的陈独秀，在感觉安全后便生出了揶揄的兴致，提笔给北京警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己走得匆忙，没来得及申报。对自己此前备受京师警方的“关照”，心存感激，定会在日后回京时当面致谢。

在陈独秀入狱那三个月，在声援营救他的人士中，就有此刻住在距渔阳里不远处的孙中山，尽管两人至此还从未谋面。陈独秀入狱时，北京当局“南北议和”代表许世英来到上海拜见孙中山，孙中山对许说：你们逮捕陈独秀的行为足以使民众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许当即表示，会将孙中山的意思向总统徐世昌转达。

蹲在牢狱里，陈独秀也没间断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从监狱里出来后的陈独秀，更坚信列宁的理论和对走苏俄道路的认同。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这番认知递进，直接引起了《新青年》杂志内部的分裂。于是在1920年8月，《新青年》又跟着它的创始人陈独秀，从北京迁回了初创之地上海，且面目从此为之一变，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介绍研讨阐发成为了杂志的主调。

新的编辑部就设在陈独秀的住所之内，参与《新青年》编辑和撰稿的，有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一群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此时已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

同年8月，还是上述这些人在陈独秀的住所，创建了中共的第一个小组（我们暂且称之为创始组）。3个月后，中共创始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诞生，以此为标志，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共产党的旗号在中国不是1921年7月以后才打出的，而打出共产党旗号的时间，与中国国民党旗号的公开，时隔不到一年；地点更是在同一条街道上，距离只不过三五分钟步行的路程。

如同环龙路44号是中国国民党的“司令部”一样，华龙路上的老渔阳里2号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的“司令部”。

两个党机关刊物的编辑，几乎是同一帮子人

老渔阳里2号这个中心，同环龙路44号那个中心，有着颇能撩拨人的好奇心的种种联系。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后，迅速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杂志。1918年底，在陈独秀倡议下，“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每周评论》问世。

孙中山注意到这一现状，也开始把思想的传播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对中华革命党进行改组时，他就授意创办《星期评论》《建设》等杂志。其中，《建设》杂志就设在环龙路44号。而更具影响力的《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居然是在李汉俊的住所里进行的。后来，李汉俊搬去了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编辑部也跟着他到了三益里。

说到李汉俊，这里要加几笔做个简介。后为中共创始成员的他幼年即赴日本留学，通晓德、日、英、法四种语言。在大学期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

李汉俊来到上海，就住在由他哥哥李书城租下的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从此全身心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

从新渔阳里6号到老渔阳里2号，直线距离不到200米。老渔阳里是一条连接环龙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弄堂。弄堂的北口就在霞飞路上，出北口向左一拐，隔壁弄堂就是新渔阳里。

英国档案馆新发现的上海密探报告显示，时为外国语学社教师的李汉俊，那一时段经常穿梭于国民党人中间。“他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他与各方都有着友好关系，并且也与孙逸仙友好。”而他们聚集在一起热议的，正是彼时在世界东方兴起的社会主义新思潮。

戴季陶、胡汉民等人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目的是要防止早晚必定发生在中国的阶级斗争，并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的科学根据之一来定位的”。

李汉俊同时一度为国民党机关刊物《星期评论》的编辑主持；而受孙中山指令创刊《星期评论》的国民党骨干戴季陶、邵力子，一个是经常为《新青年》撰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跃分子，一个是设在陈独秀家中的社会主义研究社的成员。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曾回忆说：“我去上海星期评论社，这个社当时有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刘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寶林。施存统也在一起几个月，他后来去日本了。李汉俊是该社的思想领导中心。”

倘若再看一眼《新青年》杂志和中共创始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的编辑名单，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亦赫然在列。

《新青年》杂志和《星期评论》在那一时期的中国，被称作“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原来操作着国共两党机关刊物的，几乎是同一帮子人。因此，在《星期评论》上，不仅时有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稿件，亦能看到陈独秀、李大钊的署名文章。

由此可知，在1920年到1921年间，生活工作在环龙路44号、老渔阳里2号、新渔阳里6号里面的人，是经常互相串门和走动的。戴季陶、邵力子都参与了中共创始组的筹建，只是后来戴找了个借口退步抽身，而邵则成为创始组成员之一。

打倒列强，推翻专制政权，为最广大的民众谋福祉，为实现强国梦想而奋斗……都书写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共创始組的诞生宣言上，两者当时的现实斗争目标多有交集。因此两党能携起手来，继而有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曾经一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原来是渊源有自。

在中国最大的工人阶级集群地

拥有庞大的工人群体，是上海有别于当时中国其他地域的显著特征。共产党与工人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将创造新世界的希望，寄托于城市的工人阶级，上海吸引着他们的目光。

有研究者认为陈独秀于1920年再度现身上海时，刚刚完成了向列宁主义的转变，这与他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劳工神圣”观念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他除与李汉俊等人在老渔阳里2号座谈议论，筹划《新青年》迁址等事宜之外，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出老渔阳里2号，现身于上海的工人群众中，参与工人的活动，面对工人发表演说。

4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题为《劳动者的觉悟》演说，宣称“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18日，陈独秀参加了上海各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会议，并在会议上被推举为筹备会顾问和中华工业协会教育主席。

5月1日，上海众多产业工人在西门体育场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会。而这次集会的口号和通过的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拟定的。

陈独秀到上海后频繁外出的活动，则都被上海租界当局的密探记录在案。在1920年10月的一份密报中，除了反映陈独秀与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的密切接触，还分析说：“如果陈成功地确立起对这些劳工组织的支配地位的话，那么就非常可能会给当局制造很大麻烦。”

要进行社会革命，必须到产业工人中间去，已是陈独秀此刻清晰的意识。他一方面在着手创办一个为工人说话，向工人灌输革命道理，结合工人的生活与斗争事例，深入浅出地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一方面委托国内各地受他影响的青年人，到工人中间做调查，了解各地工人的人数、来源、文化程度、做工时间、家庭情况、受资本家和工头欺压的状况，乃至工人中的帮会组织等。

各地的调查结果，经陈独秀汇总后，刊登在当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劳动节纪念号”上。

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情况是，在《新青年》杂志推出“劳动节纪念号”的时候，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星期评论》也办了一期“劳动日纪念”专号，反映中国工人的生活、劳动、工资、工时和罢工斗争，介绍欧美、日本的劳工运动。

由此可见，劳工生活和命运、劳工运动对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力，在当时已然受到了国共两方面的关注。

上海机器工会创建的秘密酝酿，是在新渔阳里6号进行的，始终由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等主导。然而在11月21日，该工会在白克路（今凤阳路）上海中国公学举行成立大会时，与陈独秀等一同来到会场的，还有孙中山等中国国民党领袖和要员。据另一份英国人的密报记载：“他（孙中山）与劳工代表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中国工人阶级的动态，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当上海机器工会成立的消息传出，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世界工人劳动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罗布朗专门致信上海机器工会：“听到你们竭力组织和教育你们国里的工人，我们因此希望你们成功……”中国劳动界第一次和外国劳动界有了联络。

俄国人来到了环龙路

中国工会组织与美国工会组织发生联系，背后似乎有俄国共产党的暗中联结。早在1920年4月的一天，就有一位名叫维经斯基的俄国人叩响老渔阳里2号的门环。

维经斯基公开身份是《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实为俄共中央远东局的特派员。而上海俄文生活报社实际就是俄共在中国活动的重要据点。该报社的一个办公点，就在霞飞路、马斯南路交会处的霞飞路712号。从此处往南100多米，是环龙路44号，往东200米左右，是新、老渔阳里的弄堂北口。

俄国人出现在法租界的环龙路，在当时并不显得扎眼。因为其时在法租界内，生活着5000名左右的俄侨，其中有些人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这个现实，为维经斯基以及后来的马林等人在上海活动，无形中提供了便利，同时也起到掩护作用。

维经斯基先是在北京与李大钊见了面，后经李介绍来上海见陈独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许多人相信中国可以借鉴俄国的成功经验，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陈独秀、李大钊等。

两人见面的时候，陈独秀正忙着编辑《新青年》杂志“劳动节纪念号”。在这个“纪念号”中，全文刊登了俄国革命胜利后发布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它郑重宣布：苏维埃政府废弃沙皇政府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苏维埃俄国的如此态度让整个中国，尤其是迷茫中的知识分子对之心存感激和向往。

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这种动向，受到俄共的关注。中俄是邻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苏俄希望保持其东方的安全，因此中国政府和政党的政治倾向对之显得十分重要。

1919年，在列宁指导下成立的共产国际，就专门负责组织和支持各国革命政党的活动。1920年3月，俄共中央远东局甫一建立，便随即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

据施存统回忆：“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常常到新青年杂志社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

在维经斯基与陈独秀频繁接触的那段时间，毛泽东也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拜望了陈独秀。他后来对斯诺回忆其与陈独秀在上海见面的情景时说：“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

此刻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几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会成为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竟然要天天在这条街上步履匆匆，到环龙路44号坐班履职。

陈独秀此刻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其与维经斯基商议的组党议题，但毛泽东在回到湖南后不久，就收到其嘱咐他在长沙筹建共产党地方支部的亲笔信。从那时起，组建全国性党组织的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幽灵”首先踅进了上海

为了拍到南昌路上几座有历史里程碑意义建筑的理想照片，筆者特意在一个熹微初露的清晨来到南昌路。

蜿蜒的马路上，只有笔者形单影只地游荡。走着拍着，不知怎么的，脑海中悠然浮出《共产党宣言》中开篇的那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其实，在陈望道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中，第一句还是“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直到1943年，“怪物”一词才被“幽灵”取代，它出自博古笔下的“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幽灵”。

笔者脚下这条南昌路，与第一个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从翻译到出版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提议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提供翻译所依文本的戴季陶、向戴推荐陈望道的邵力子都在环龙路44号上班。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原本是要在《星期评论》上连载的。然而当他在浙江老家完成翻译，兴冲冲来到上海时，《星期评论》却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法租界当局的压制下停刊了。

经浙江老乡俞秀松引荐，陈望道结识了陈独秀，继而加入了陈独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中共创始组的一员。

当陈独秀得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刊载搁浅的事，便提出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来设法出版。陈独秀将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并在李汉俊校正修改后，亲自审阅。陈望道又根据陈、李二人的意见，做了最后的修改才定稿。

一直不同意接受苏俄经费支持的陈独秀，为了马克思主义读物的印刷传播，从维经斯基手中接受了一笔钱，并用这笔钱在辣斐德路（今建国中路）成裕里12号，兴办了一个小印刷厂。8月的一天，1000本红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从成裕里12号送到上海几家书店，通过书店的渠道发行。由于编辑印制匆忙，封面书名被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尽管如此，1000本图书很快售罄。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还是个28岁的年轻人。再看当时《新青年》的编辑骨干和主要撰稿人，也都是这样的年纪。可他们一个个都已有编辑报刊的丰富经验，直接阅读原版外文著作的能力，而且拿起笔就能写文章，已然是宣传的行家里手。长于宣传，是中共当家的本领、与生俱来的优势。

而中共的这种天生的优势，只有在报刊密集，有着国内最为众多的图书出版社，有着为数众多的现代机械印刷厂和当时国内最发达的现代邮政系统支撑的上海，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笔者很想看看印刷了第一个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小印刷厂的模样。然而，当笔者来到复兴中路221弄（原辣斐德路成裕里）的所在，这里已经被夷平为工地。

此处西边紧靠着黄陂南路，这就是说，这个小印刷厂，与中共一大会址，基本是在同一条经线上。一条不到300米的经线，把南边《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诞生地与北边中共的诞生地串在了一起。

石库门特征与中国共产党血统的联想

环龙路走到尽头继续向东，就进入了与之衔接的望志路，“开天辟地”的大戏就在这里上演。

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在与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交接的拐角上，是处典型的新式石库门建筑。石库门的房子一般都有前后门，望志路106号的后门是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3号。

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分为老式和新式。老式出现在上海是19世纪70年代，它脱胎于江南民居的住宅形式，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一般为三开间或五开间，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的特点。建筑都以石料做门框，故而以石库门名之。

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式石库门大量出现并逐渐取代老式石库门。新式石库门大多采用单开间或双开间，双开间只保留一侧的前后厢房，单开间则完全取消了厢房。为了减少占地面积，节省建筑用材，新式的缩小了居室的进深，降低了楼层和围墙的高度。

新式石库门外墙面多用清水青砖、红砖或青红砖混用，石灰勾缝；也不再选取老式常用的马头墙或观音兜式样。另外，新式的几乎不再用石料做门框，而改用清水砖砌，门楣的装饰更为繁复，多参照西方建筑门窗上部的山花楣饰。这些变化，都可以在望志路106、108号的门脸上看到。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此处召开时，这栋建筑竣工还不到一年。房子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李书城的身份，使他的家成为中共一大会议的理想之所。据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回忆，石库门房屋的正门通常是不开的，他们家人进出都是走后门树德里3号。故而中共一大召开前发给各位代表通知的地址，是贝勒路树德里3号。

从7月23日到30日，中共一大在望志路106号底层客厅召开。有意思的是，围坐在长桌边的15位与会者，甚至有两位是外国人，却没有一位上海本地人。

石库门承载着当年上海这个新兴大都市的气韵，而一旦将它和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便悠然引发出更多的联想：

彼时的上海，最多地汇集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最前沿的元素。特别是租界区内，最先受到外来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冲击，租界充当了推进中国现代化步履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物化形态，都已在上海具象；与这种具象伴生的，是上海成为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发祥地与最大集群地；欧美的新思潮新文化首先在上海融汇，再传入中国各地；思想文化的“工业化”的支撑，还奠定了上海在近现代中国舆论和文化中心的地位……

依照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是与其所处时代最前端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相联系的，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诞生于那一时期的上海，又会诞生在哪里呢？

如果说，中共一大会址选在了望志路106、108号，还有某种偶然性，那么其诞生在上海，则不能不说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