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始末

文世芳

经济发展战略的概念，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相关表述中常被使用。实际上，虽然中国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总路线、总任务、总方针等，含有经济发展战略的意义，但长期没有明确使用过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概念。

据经济学家董辅礽回忆，1980年在美国召开的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参加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国际研讨会。1981年董辅礽发表的《我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战略问题》《谈谈经济发展战略》等文章，可能是中国有关经济发展战略最早的文章。此后，于光远以其学术上的高度敏锐，从1981年起发起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与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各生产部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和研究均发端于此。薛永应则进一步指出，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是我国经济学家第一次参加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接触到‘经济发展战略的概念”。

那么，将经济发展战略概念引入中国的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是如何筹办起来的，讨论了哪些问题，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的筹办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逐渐修复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抓紧进行外交“补课”。1978年12月，《中美建交公报》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1979年，随着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中美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就在这一年，罗伯特·克莱因（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率领第一个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就中美经济问题进行广泛交流。作为对这次来访的回访，1980年11月12日至12月12日，以许涤新为团长的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接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访美。代表团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复三、徐绳武、董辅礽、项启源、梁文森，国家计委的柳随年，南开大学的滕维藻，武汉大学的曾启贤，广东社会科学院的廖建祥。

代表团主要承担四项任务：（一）参加为期四天的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了解美国和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二）了解美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学教学情况，为改进中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学教学取得一些借鉴。（三）了解美国最近的经济情况，特别是里根当选总统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发生的变化，并结合对美国经济情况的考察，了解美国经济理论的变化。同时，从对美国经济运行机制的考察中尽可能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一些借鉴。（四）参加中美经济学家工作联络会议，讨论1981年两国经济学家的交流问题，并在访问中建立和扩大同美国政府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等有关部门的联系，以发展两国经济学家的交流。其中，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是代表团这次访美的第一个议题。

举办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是1979年10月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时商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在与美国代表团会晤时提出，可否在美国召开一次讨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策略的会议，由中美双方的经济学者参加。美方表示同意，并确定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埃德曼负责筹备。此后，双方多次通信洽谈，在会议的参加者、内容、时间等方面逐渐取得一致意见。

1980年11月21日至24日，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根据事先商定的会议议程，主要讨论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即农业、工业平衡，消费、投资的平衡和宏观经济战略，平等、增长和基本需要，工业化、外贸，技术、环境和技术转让，就业、人力资源，制度方案的选择，集中经济和分散经济中的计划。这八个方面的议题，主要是由美方设计的。中国经济学家对此表示赞赏，在事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汇报中也认为考虑比较全面，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妥善考虑的问题。

中方对美方关于讨论会的筹备和安排比较满意，认为“美方很重视这次会议，态度是善意的”。参加讨论会的西方经济学家一共有19人，一半以上是知名经濟学家，其中包括2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17人，还有2位来自荷兰和英国。美方经济学家来自美国几所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及世界银行等，在美国经济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和刘易斯，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埃德曼、刘遵义、王尔德教授和助理教授泰森，来自世界银行的顾问巴拉萨、威斯特法尔、休斯和经济学家罗宾逊、斯蒂格利茨，来自哈佛大学的多夫曼教授和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来自耶鲁大学的伦那斯和蒙蒂斯教授，来自波士顿大学的斯特里顿教授，来自艾瑟克斯大学的希尔教授以及海牙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埃莫累吉、日内瓦国际劳动组织经济学家霍普金斯等。这些经济学家在讨论会上态度比较好，在文章中尽量少用数学公式，以便中国经济学家了解其基本观点。在讨论台湾地区经济时，也比较注意分寸。中国经济学家满意的还有同声传译，水平很高。据他们了解，担任同声传译的是邓小平访美时的翻译人员。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参与讨论，得到锻炼和启发，中方除了代表团一行10人参与讨论，还通知在美国进修、访问和讲学的5位经济学家列席会议。

中美经济学家的发言及主要观点

中国经济学家的发言

在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上，中国经济学家梁文森、董辅礽、项启源、滕维藻、廖建祥、曾启贤、柳随年分别做了题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工业和农业的平衡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收入分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外贸形式》《中国工业企业的大中小并举方针与技术方法选择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问题》的发言。中方事先提供7篇论文的英文译本，于10月寄给美方。198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许涤新在开幕和闭幕时的发言以及这7篇文章编辑成《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报告文集》一书出版发行。

这些文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划分阶段介绍新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二是阐述中国经济政策背后的国情和现实依据，三是总结经验教训。关于中国经济发展30年的情况，中国经济学家一般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1977年到1980年。这五个阶段的划分，确实能够基本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进程。关于中国经济政策背后的国情和现实依据，各位经济学家花了很大心思做阐释。

董辅礽指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的经济中都遇到一个困难，即一方面要有大量的资金、各种技术装备和技术用于积累以进行建设，另一方面要有大量的收入用于消费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资金从哪里来？中国不能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的掠夺殖民地的老路，也不能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靠向外国借款或者靠外国资本到本国投资来获取发展资金，因为这条路潜伏着使本国的经济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危险，所以中国主要只能靠自己的内部积累来满足建设的需要。当时中国曾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以便用自己生产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去替代进口，并用来装备和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另一条路是从优先发展轻工业入手，用轻工业产品的出口换取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中国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因此也带来了消费和积累的一些问题。

滕维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0亿人口而经济又比较落后的大国，因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只能是把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而难以采取某些工业发达国家“以贸易立国”的方针，或者像有些发展经济学家所倡导、近年来若干亚洲和拉美国家所实行的把扩大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的理论和做法，但是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外贸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柳随年指出，实行对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比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要好得多。但是实践证明，对国民经济实现真正的科学的计划管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要保证计划的科学性，使计划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符合实际情况。二是要使国家计划同企业计划密切结合，做到既有基层经济单位的积极性，又有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性。三是实现国家计划的办法要灵活，做到一方面国家对国民经济大的方面能有所控制，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过多干涉基层单位的具体经济事务。

关于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学家主要从宏观方面进行总结，现在看来比较抽象和拘谨，但在当时应该还是有所突破。

与以往相比，中国经济学家的发言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更加实在，少有空谈，对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勇于承认和分析，得到美方的赞许。但是代表团也承认，提交的论文阐述政策比较多，利用大量统计资料进行具体分析少，从理论高度上进行概括不够。

美国经济学家的发言

虽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经济学家思想上的束缚还不少，但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已有相对理性的态度。许涤新在开幕词中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并不相同，在经济理论上，也并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这种不相同，并不妨碍两国经济学家认真协作。求同存异是保持友谊、增进友谊的原则，也是搞好经济理论、把经济理论向深入发展的原则。因此，对于美国经济学家在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经济学界十分重视。

1981年7月，《经济研究》编辑部将参与讨论会的经济学家的9篇文章汇集一起，编辑出版了《国外经济学者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经济》。这9篇文章依次是帕金斯的《一个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埃德曼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之比较观》、阿罗的《计划工作与不确定性》、多夫曼的《欠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计划的利益-费用分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中国经济计划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概要》、休斯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发展趋势》、斯蒂格利茨的《资料、计划和刺激》、泰森的《南斯拉夫经济的结构与概况》、波士顿大学教授斯特里顿的《基本需要》。在出版前言中，《经济研究》编辑部说明，这9篇文章大部分选自在这次会议上美国经济学家的发言，一部分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外国学者为刊物撰写的专稿，并倡導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有分析地阅读这些文章，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内容，增进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了解。

虽然这些文章并不是讨论会发言的全部，但是通过这9篇文章也能略窥美国经济学家讨论问题之一斑。

帕金斯坦诚地指出，一个从局外观察中国的外国人，要想充分了解情况，提出政策方面的建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也可以发挥局外人的优势，不受个人经验的局限，通过其他国家的经验用一种比较的眼光来看问题。他主要从问题出发阐述他的看法。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有多大？什么人会在这一增长中获利、什么人会被抛在后面？这两个问题又引申出第三个问题：经济改革可能会搞到什么程度？它对经济增长和利益的分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的答案是，如果中国的政治形势保持稳定，除非出现带有根本性的经济阻碍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率不大可能低于每年4.5%。如果没有这些阻碍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率一定能加速达到6%或者更多。1977年至1980年所发生的经济改革可能会加深不平等，但也不一定如此，甚至可能性不大。鼓励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增加轻工业投资，对于农业以外就业的增长会起促进作用。这既有利于那些找到工作的人，也有利于继续留在农村的人，因为农村需要养活的人也减少了。而且，如果政策的改变加速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就有更多的钱来救济最贫困地区的人。对于中国的未来前景，他认为中国有朝一日成为一个收入很高的工业大国，这不是会不会实现的问题，而是何时实现的问题。现在执行的某些政策无疑会失败，不过这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情况。只有在领导害怕改革的情况下，失败的政策才会导致停滞。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整个影响，会加速八九十年代国民收入的增长。增长能加快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着手改革时有多大胆略。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政治问题。

对于备受关注的经济计划，阿罗谈了他的认识。他认为计划工作试图控制并调节未来。对未来的预测是计划工作的基础。但未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未来。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计划工作必须遵循三条原则：折中性、多样性和适应性。

虽然美国经济学家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他们的观点，但是都有其深奥的理论分析模式和比较分析范式，甚至是计量经济学分析模型。这些文章除少数专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外，大部分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共同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中国经济学家的回应

针对美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建议，许涤新在闭幕发言中做了回应。他表示，美国的朋友们很关心中国会不会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这种好意我们表示感谢。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永远保持警惕的。按劳分配原则固然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会调动人们对劳动、对工作的积极性，这个原则本身限制着贫富悬殊的产生。如果出现了贫富悬殊，非法的收入要由国法制裁，合法的收入将由税收处理。美国有的朋友认为中国可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他们的好意，我们感谢。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国内市场。我很同意帕金斯教授的意见，中国不能跟某些小国一样，以外贸为立国之道。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拥有近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有在发展本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只有扩大在本国国内市场的条件下，才能稳步地发展对外贸易，才能在发展经济的战略中占据主动地位。有几位美国朋友，通过经济模式和数量经济的计算，对中国经济发展表达了比较乐观的看法。我们感谢朋友们的好意，并且在看法上大体表示同意。经济模式计算出来的前景，可以作为我们国家计划的参考。客观实际情况是不断变化的，而且还有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在发生作用，所以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制订比较合乎实际的计划。为了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必须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些朋友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西方化。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需要吸收西方友好国家的先进技术，学习西方国家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优良经验，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除了许涤新的当场回应，《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报告》对美国经济学家的发言也做了一分为二的分析：“美方论文都包含有‘市场万能的前提，这是需要看到的，但是，其中提出的有些问题值得我们今后进行研究，例如，人力开发的经济效果、人口流动的利弊、人民的基本需要的满足、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善的关系、计划工作中的不确定问题、国际市场价格与国内价格的结合问题等等。”

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的报告及认识

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肩负“向西取经”的使命，是中国经济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别重视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重视总结研究出国考察的观感和收获。回国后，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按照规定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了详细而深入的汇报。

分报告

在分报告《关于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的情况报告》中，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认为，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有三方面大的收获：

中美经济学者之间进行了思想碰撞。《情况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抉择，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经过会议，中国经济学家对美国学者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有了一定了解。美国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相同困难。为了加快发展，应当增加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并且努力扩大对外销路。这样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也能从外贸中得到大量好处。在城乡人口自由活动的条件下，农民的收入会提高，农村人口过多的局面会逐渐改变。再加上引进外国资本，经过一段时间，国内的重工业也会建立和发展起来。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最为快速的道路。对此，《情况报告》认为，实质上是要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办法来解决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各种经济矛盾。对于中国，他们也是用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他们赞成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整、改革和把经济搞活的一系列政策。但又觉得还不彻底。他们推荐南朝鲜、新加坡、台湾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心是强调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依靠对外贸易，并且一再提出中国应当把对外贸易放在举足轻重的地位。美方学者直接或间接对中国经济提出的各项意见，虽然出于善意，而且有些意见对我们有启发，但总的来说是要中国的经济更加市场化、自由化。中国进行的四个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我们采取各种灵活的政策把经济搞活，但绝不能因此就动摇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美方学者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某些具体看法，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建设有参考价值。《情况报告》认为，美国学者主张发展中国家要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努力扩大国外销路；强调教育制度要同经济发展战略联系起来考虑，不但要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初等教育，还要注重发展职业教育，在落后偏远地区要注意推广中等教育的技工学校、专科学校；要防止个人收入的差别过大和出现贫富悬殊；满足基本需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控制人口增长很有必要；要研究好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集中经济和分散经济各有利弊等意見值得借鉴。

对如何改进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有启发。《情况报告》认为，西方经济学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首先，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分工细，个人在专业范围内钻得比较深，从总体上看研究领域很广。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则分工很粗，就每个人来说，需要研究的范围比较广，不易深入，相互间往往重复，从总体上看研究领域并不宽，有些应该研究的问题没人研究。其次，西方经济学家比较注意搜集大量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特别是对世界上各国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再次，西方经济学家十分注意数量分析，重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利用数学模型分析研究经济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学家则很少注意数量分析，往往从理论得出结论，很少通过科学论证和计算。总之，经过讨论会，打破了一些思想框框，对于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主报告

主报告《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报告》，对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的总结没有分报告详细，但是对问题的认识层次进了一步，有一些更深远的思考。

关于美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访美报告》认为尽管有些问题的提法和意见是根据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提出来的，不适合或者不尽适合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但是“仍不失有参考的价值”。

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对过去的一些认识进行了反思，进一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确实存在不同战略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自然首先同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关，同时在同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下也确实仍然存在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错误地认为同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只能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战略，以前我们曾经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和发展经济道路就是出自这种认识。而且，有一段时间还曾错误地认为，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同，他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我们是不相容的，从而对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持全盘否定态度。例如，有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吸收外资、设置加工特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对外贸易等途径来发展自己的经济、逐步把农业人口转变为工业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重工业、由进口替代逐步过渡到出口替代等，这些经验过去我们是加以批判和摒弃的。因此，要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各个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来考虑并服从于发展战略的选择，切忌出现互不銜接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

回头看

37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的报告和认识，可以从侧面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理论界的一些状况。

经历了长期比较封闭的状况，面对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中国经济学家为了承担起为改革开放进行理论探索的重任，对西方经济理论和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充满学习借鉴精神，但是思想深处的传统观念又不断发挥作用，在学习借鉴的大主题下不可避免地带有保守的痕迹。这也正是那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真实反映，也是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在《访美报告》中反思和总结问题的重大意义。

如果说在对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考察中，重新认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性质，认识到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多样性，促进了学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话，那么，认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具有相通之处、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具有一定共同性，则为中国学习发展中国家经验尤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突破了思想障碍。而且，对于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认同，提出了一个直接事关改革全局的大问题，那就是具体的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必须服从于大的经济发展战略，服从于改革总体目标。

经济发展战略概念和思想，通过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引入国内。后来，于光远、董辅礽等人结合中国国情，组织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大规模的讨论和研究，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探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