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大将军事指挥艺术的形成

茅永怀+茅沄沄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侗族，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革命家。他虽不是元帅，却是从红军长征时期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优秀将领，是毛泽东极为倚重的方面军统帅，屡屡被委以征战重任，堪称与蒋介石争天下的“撒手锏”，被誉为“当代白起”。

据杨尚昆回忆，在七战七捷之后，毛泽东就称赞粟裕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对一些重要战役，“毛主席常说，发电报征求一下粟裕的意见”。

粟裕之所以在军事生涯中取得骄人的战绩，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是因为他善于从军事斗争实践尤其是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中吸取教训。

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1934年7月初，即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前三个多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将正在中央苏区东线作战的红一方面军第七军团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抗日先遣队”），仍以军团建制。抗日先遣队组建后，即奉命于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后叛变）等率领下，东进福建，继而挥师北上。

这次北上行动，历时六个多月，行程2300多公里，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谭家桥等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南京，對于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11月，先遣队与方志敏部组成红十军团。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下，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在怀玉山的失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捕。

47年后，粟裕回顾这段历史，感怀至深，写下了《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下简称《回顾》）一文。文中，粟裕大力颂扬了红军指战员无与伦比的勇敢顽强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认真反思了王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恶果，深刻总结了用烈士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

粟裕认为，这样一支非战斗人员多、武器装备差、负荷沉重的部队，不仅要执行吸引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回援”、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同时还要担负深入敌后、“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任务，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臆想”。

至于“北上抗日”，也只停留于“宣传”而已，并无实际行动。粟裕说，“当时闽浙赣皖地区尚无直接对日作战的形势”，但中央1934年9月4日给红七军团的补充指示中说：“你们每到一处应在居民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可能时应成立工会贫农团及革命委员会，要动员工农群众参加七军团，组织地方的游击队，为发展游击战争，应将没收地主及反动商人的财产散发给工农群众。”据此，先遣队所到之处，名义上是“北上抗日”，执行的却依旧是土地革命时的政策。总之，所有行动，正如朱德1973年12月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询问时所指出的：“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

在《回顾》一文中，粟裕研究总结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教训：“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也是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它给我们以极其深刻而沉痛的教训，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记取。”

抗日先遣队虽然失败了，但是闽浙赣皖地区的党和人民，并没有因此而低头。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擦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坚持与敌人展开斗争，革命的火种又燃起了燎原之势的烈焰。特别是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突围到闽浙赣边境的红十军团部分指战员，根据上级的指示，以他们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从此，挺进师在粟裕、刘英等人的领导下，高举抗日、反蒋的革命旗帜，在浙西南和闽浙边，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3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只唯实

在回忆抗日先遣队的作战经历时，粟裕写道：“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依托，有时即使有了战机，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到处是反动势力，没有群众基础，一仗打下来，伤员无法安置。抬着伤员行军打仗，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还要一个战士替换，长距离抬下去，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在北上进军途中，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依托，同当地党和游击武装密切配合，一方面支援和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一方面休整补充部队，安置伤员，减少无后方作战带来的困难，而后相机继续作跳跃式前进。”

正是基于这个失败的教训，粟裕才不赞同甩开大后方的观点，才有了他在解放战争战略转折关头向毛泽东、中央军委斗胆直陈，据理力争。

1947年下半年，毛泽东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切入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太岳兵团转战豫西及豫陕边，在中原大地形成了“品”字形的战略展开。但中原战场国民党军在数量和技术装备上均处于优势，能够集中兵力对以大别山区为重点的地区发动战役性进攻。双方形成了拉锯态势。此时，毛泽东曾设想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协同，以期通过打中等规模的歼灭战来打破僵局。

大别山区南濒长江，北枕淮河，东临巢湖、合肥，西接平汉铁路，横跨鄂豫皖三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赋予刘邓大军的战略任务就是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但是，刘邓大军长期无后方作战，后勤保障困难，导致部队大量减员，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1948年1月，毛泽东觉得“现在南线最紧张战场是大别山，该区是否能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2月底，刘邓大军主力撤出大别山，逐步在淮北、江汉、桐柏三个地区建立了根据地。

粟裕回忆说：“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应当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来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呢？这是当时战略指导上亟待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为打破中原僵局，发展战略进攻，毛泽东、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东南野战军，要求粟裕率3个纵队先遣渡江，打到国统区。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致电粟裕：“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必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并指示：“你们以七八万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

粟裕也就打破中原僵局、发展战略进攻进行了深入思考，但形成了与毛泽东、中央军委不同的意见。4月18日，粟裕向毛泽东、中央军委及华东局提出华野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新区因情况不能生产）之补给，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现有的敌人处于交通便利的中原，如无相当炮火难以歼灭）而大量歼敌，并求得在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苏皖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的歼灭仗，使这一地区人民能较安定地得到夏收，也方能使我军而后有粮食等供应与得到人民积极支援。”对敌人的近后方，建议“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对敌人深远后方，建议“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配成掎角之势。采广大范围辗转游击”。

可见，粟裕的指导思想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截然不同。毛泽东主张分兵渡江南进，在中原打中等规模的歼灭战；粟裕却主张3个纵队暂不过江，在中原集中兵力打大规模歼灭战。毛泽东主张甩开大后方，分阶段跃进式进军，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粟裕则主张依托大后方，以求大量歼敌。

1948年初，解放军已开始战略进攻，这与1934年红军主力被迫战略转移的形势完全不同。粟裕在《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中说：“我们南渡后估计能调动的敌人为二十五、二十八、八十三、二十师等及留华南各地之后调旅。至桂顽之七师、四十八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五师及十一师则因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于中原，以发挥其作用。此4个师敌人战力最强，为中原敌人骨干，如我军南进仍未能调动，或未能予该4个师之一二个师以歼灭，则中原局势将成较长期僵持局面。”“我3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10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便是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对此，我是有过亲身体会的。”

粟裕由此得出结论：渡江南进，转战数省，部队减员将不会少于1/2，剩下的部队难以形成对敌人的重大威胁。这将不会实现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放弃对大别山区的重点“围剿”，将主力调回江南的目的，中原僵局反而会长期化。毛泽东所期望的“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的局面将不会出现。

就战略目的和实现战略目的的手段来说，粟裕之所以断定3个纵队渡江南下难以形成对敌人的重大威胁，之所以判断敌人的主力不会回防江南，是因为当年抗日先遣队的出动，并没有达到像当时所说的“调敌”回援之目的。

经过慎重研究，毛泽东、中央军委同意了粟裕的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做出了“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的决定。6月17日至7月6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先克开封，后又在睢杞地区歼敌第七兵团，并歼敌援军一部，共歼敌9万余人，取得了豫东战役的伟大胜利。由此，中原战场、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得以改变，尤其是中原战场，国民党军完全失去了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

实践证明，粟裕在江北大量歼敌的主观战略意图，是符合当时中原战场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当年，粟裕如果不唯实，只唯上，后果则不堪设想。

适时改变军事战略，机动灵活，出奇制胜

1934年10月，抗日先遣队奉命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11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红七军团与红十军以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編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同时，任命方志敏为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为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为军区参谋长。规定红十军团和闽浙赣军区接受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主力红军转移时成立）的领导。中央军区决定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组成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粟裕调任红十军团参谋长。

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谭家桥设伏，企图围歼敌人追兵。由于“不长于正规作战”等原因，初战失利。战斗中，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受重伤，后牺牲。1935年1月，军团领导没有听取分兵打游击的建议，决定全军返回闽浙赣苏区。返回途中，在怀玉山一带陷入敌人重兵包围。经过血战，红十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方志敏、刘畴西等被俘，刘英、粟裕带着少数人成功突围，回到苏区。

1935年1月底2月初，中共中央指示以进入闽浙赣地区的红十军团残部为基本力量，组成挺进师。挺进师的任务是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在《回顾》一文中，粟裕总结道：“在当时形势下，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与失败埋下了祸根。”1973年12月，朱德在关于战史问题的谈话中评价这次合编时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

失败的教训对粟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接受新的任务后，仔细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从全局来看，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国民党军主力正在北上“追剿”主力红军。相对来说，浙江境内的敌人兵力比较空虚，如果在浙江境内打游击，则可同周围的几个老苏区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更为重要的是，粟裕认为抗日先遣队曾转战浙江，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之所以没能在这里立住脚，主要是没有认识到要分散打游击。因此，粟裕接受教训，确立了“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的战略思想。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从1935年到1937年的三年间，挺进师在粟裕、刘英等领导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与闽北苏区建立了联系，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因遭敌人袭击，电台被破坏，很长时间内，粟裕等在与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面对敌人重兵“围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抗战的到来。

在此期间，粟裕等带领部队建立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地，这些基地成了挺进师的大后方。粟裕回忆道：“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基点。这里的群众是我们的，封锁消息，大家可以住下来，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这样，如鱼得水，我们的活动比前一阶段自如多了。”

粟裕接受了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教训，认识到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改变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并坚决地将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作战方针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才能在浙南立足3年，并成功地在浙南创建了游击根据地。

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临机善断，不误战机

抗日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是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的。对此，粟裕批评道：“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指挥，必然会脱离实际，使部队行动陷于被动，危害极大。”

粟裕十分钦佩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作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他说：毛泽东“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發。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主要是对作战方针和战役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及时明确的指导，至于其他具体作战部署和战场处置，就由战役指挥员依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着的实际情况去作出决定。这种英明的统帅方法和作风，同‘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那一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47年孟良崮战役发起前，华东野战军几次行动均未达到破敌目的，陈毅、粟裕心急如焚。此刻，毛泽东嘱咐陈、粟等“持重待机”。当国民党军发起全线进攻时，毛泽东于5月12日致电陈、粟：“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实行，我们不遥制。”毛泽东将机动权、自主权交给了陈、粟。那么，选择打哪路为好？粟裕针对当时战场情况的变化，临时做出重大调整，果断地中止了已开始执行了的歼敌阵营右翼突出的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的作战计划，决定以我军之“中央突破”反敌军之“中央突破”，将敌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从重兵集团中剜割出来彻底歼灭。陈毅称此举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结果，孟良崮战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

能否发挥战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赋予战场指挥员决策权和指挥权，是毛泽东区别于当年中革军委的一大特点。

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力求全歼

粟裕用兵，深谙集中优势兵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因为，抗日先遣队被敌人优势兵力围追堵截的经历使他永远不能忘怀。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抗日先遣队各部先后离开赣东北苏区。此后，先遣队总部、二十师、二十一师、十九师，陆续到达安徽歙县汤口镇。抗日先遣队各部在汤口会齐后，随即越过黄山，抵达北麓的古竹溪，准备在太平县的谭家桥宿营。这时，国民党军调集了5个正规师、2个独立旅、4个保安团，用7倍于我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抗日先遣队在谭家桥遭受重大伤亡。此后，抗日先遣队又在怀玉山遭遇敌人重兵包围，几乎全军覆没。

吃一堑，长一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当敌人的兵力在总体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粟裕就更加注重战术上的以多胜少，每次战役必然集中数倍于敌人的兵力，在局部形成压倒性优势，以排山倒海之势速战速决。苏中战役时，虽然总体兵力粟裕以3万不敌12万，处于劣势；但具体到每一个战役，粟裕都精心部署，务求人员对比上的绝对优势。苏中首战宣泰，粟裕以整编第八十三师为目标，迅速集中六倍于敌以上的兵力，仅用3天时间，就歼敌3000余人，开创消灭美械装备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先河。血战孟良崮时，粟裕集中5个纵队、10余万人的优势兵力，团团包围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3万余人，只用3天时间赶在国民党援军到来之前，就歼灭了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首。孟良崮战役是粟裕的经典之作。1948年5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粟裕时曾说：“能歼灭七十四师，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我毛泽东本人。”

粟裕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朱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他身经百战，勤于学习，善于研究，不仅从胜利中吸取了经验，也从失败中接受了教训，终于成为卓越的少数民族将领、威震敌胆的一代“战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