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上篇）

李海文

“文革”结束已经41年。研究“文革”的文章多如牛毛，但是笔者还没有看到研究“第三里程碑”的文章。“第三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反映了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应是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仅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做初步的梳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得到读者与方家的指正。

林彪首先提出“崭新的阶段”及对“时代”的定义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59年8月廬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60年10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提出：“现在马列主义就是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它今天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首次提出了“最高峰”“顶峰”论。虽然林彪加上“现在”“今天”的限定词，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是否定有绝对真理的，一向认为事物是变化的、发展的，“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后来者“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林彪的这种提法遭到党内许多干部和理论界的反对和抵制。那时党内的生活还比较民主，这些人能在一定场合表达自己的意见。

1966年12月16日，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提出：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虽然林彪用的是“崭新的阶段”，但他对“时代”的定义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这个提法和后来提出的“第三里程碑”关于“时代”的内容是一样的。“时代”与“第×里程碑”密不可分。对“时代”的认识，是决定毛泽东思想是“第二里程碑”的一部分，还是“第三里程碑”的根据。

毛泽东在“文革”胜券在握之时，同意宣布“第三里程碑”

“全面内战”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波及工农业。12月4日至6日，在林彪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否决了国务院召开的工矿交通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汇报提纲，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9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布。15日，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样，“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展开。此时，数据显示，196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了13.4%。毛泽东认为即使没有政权（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领导与管理也不会影响生产，还认为“乱了敌人，树立了自己的队伍”。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两个文件的发布，承认、加剧了从八九月开始的天下大乱。

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他在家里宴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祝酒时说：“祝全国全面内战！”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听后都不理解，吓坏了，他们写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全面内战”改成“全面阶级斗争”。

1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正在受批评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出席了，连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多日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出席了。毛泽东在会上讲：资产阶级向我们进行全面内战。17年了，混进了我们党内，我们不觉悟。我们现在要对他们进行全面内战。他的话不多，神情严肃。毛泽东讲完了，大家讨论。不管别人讲什么，他抓住机会又讲“全面内战”，重复了三遍。由此可见，他的讲话是准备好的，主动的，不让别人的讲话讲得太远，太长了。

毛泽东所说的“全面内战”按计划进行。

批判刘少奇的运动正在进行。12月18日，克服了反对意见，成立了“王光美专案小组”。同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接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25日，蒯大富带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5000人上街游行，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同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在戚本禹出面组织下对刘少奇进行批斗（1967年1月2日、12日，4月6日）。1967年3月21日，冲破阻力决定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并入王光美专案小组“内查外调”。4月10日，清华大学组织30万人斗争王光美，数百名领导干部陪斗。江青出主意，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肆意进行人身侮辱。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成员姚文元回到上海，1967年1月4日导演了“一月夺权”。全国纷纷响应，对各级领导机构夺权。毛泽东知道红卫兵、造反派，造反可以，不会治理国家，提出夺权要“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机关革命代表三结合”。群众概括为造反派、军队、地方干部三结合。根据这个原则，中央只支持、批准了山西省（1月14日）、青岛市（1月22日）、贵州省（1月25日）、黑龙江省（1月31日）的夺权。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说：“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出修正主义不那么容易。”“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更长。”

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经过考虑确定夺权后的政权称为“革命委员会”。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2月5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率先成立。随后，中央批准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北京革委会相继成立。毛泽东认为全国抓4个重点：北京、上海、东北、天津。短短两三个月，已经解决了北京、上海、东北。照此速度，一年之内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即可解决。事态的发展符合毛泽东的预想：“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

夺权仅仅在组织上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夺权。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三次审阅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不点名地公开批判刘少奇。从此，报纸刊物连篇累牍地批判刘少奇的著作。

“一月夺权”造成的打倒各级领导干部，天下大乱，引起众多老同志的不满和担忧。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部分老同志当面质问中央文革小组，激烈地抨击“文革”的错误做法（这场正义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18日，林彪在谭震林给他的信上做了批示，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老同志，明确表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的高级将领，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形势顿时逆转。

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罪名围攻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直到这些老同志和周恩来被迫做了自我批评才结束。原来是中央文革小组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参加的碰头会，从此改为周恩来一人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钓鱼台17号楼参加碰头会。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牵头，但是他独自一人，面对众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孤掌难鸣。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3月，相继召开了军级以上干部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3月20日，林彪讲话。4月12日，江青做了《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均在会上讲话，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评“二月逆流”，以统一军队高级干部思想。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将中央的内部斗争情况散布出去，造反派闻风而动，在全国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在各地抓“小谭震林”，又打倒了一批干部。

“揪叛徒”

在召开“政治生活批评会”的同时，3月16日，中央发了《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从此全国“揪叛徒”如火如荼进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还嫌不够，接见高校的造反派头头专门谈“揪叛徒”问题。因为资产阶级路线即使加上“反动”两字，也是工作问题，不足以定刘少奇为敌我矛盾，完全打倒。而叛徒就不一样了，历来是敌我矛盾，可以置人于死地。

1936年、1937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出狱，虽然是刘少奇的主意，但是经过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讨论批准的。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此时做了证明，承担了责任。即便是这样，为了要将刘少奇打翻在地，使他永世不得翻身，也要对此问题穷追不舍，发挥到极致。其实当时揪出来的所谓“叛徒”问题，本人早向组织交代过，经过历次运动审查，是早已做过结论的老问题。康生曾任延安整风运动时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了解这些情况。此时，康生找高校的造反派头头谈话就是为了深入进行“揪叛徒”，造成强大的攻势。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攻击、诬蔑周恩来。在此前后，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战斗队也贴出大字报攻击、诬蔑周恩来。因为“文革”以来，不少被打倒的干部，往往是先有群众贴的大字报，然后中央文革小组出面表态支持，造成既成事实。这次会怎么样，人们都在观望。

5月17日，江青将南开大学从国民党1932年的报纸中找到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一文送林彪、康生、周恩来。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我已经到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均知是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为此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周恩来的处境真是雪上加霜，更加困难。

“四个伟大”

“文革”的发展，正合毛泽东之意：“乱了敌人，树立了自己的队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5月1日，欢庆劳动节时，毛泽东让犯了“二月逆流”“错误”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参加，上了天安门。此事被周恩来称为“五一团结”。周恩来特别写了一封信，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因“五一团结”而造成错觉，否则，“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他让秘书周家鼎一家一家地送，请这些同志看，然后将信销毁。

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公布了林彪手迹：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第一次公开题词“四个伟大”。5月4日，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巨型塑像在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废墟上落成。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从此，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讲话中提出的“大树特树”不仅成为一个口号，也成为“红海洋”的一个行动，风靡全国。

首次提出“第三里程碑”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一周年之际，全文公布“五一六通知”。5月1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明確指出：

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这是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里程碑”，并指出其内容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理论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后将“进行革命”改为“继续革命”；实践就是“文化大革命”。

这个提法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记载：5月9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宣传工作的意见稿，并批示：“提碰头会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毛泽东还修改了《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和“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之间，毛泽东又增加了：

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

在社论的最后，毛泽东增加了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这是毛泽东对“文革”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同意宣布“第三里程碑”的。

毛泽东插话的意义在于：第一，对“第三里程碑（文革）”与列宁“第二里程碑”的区别做了更加明确、详尽的阐述。第二，表明“第三里程碑”的特征与标志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第三里程碑”的新常态，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谈不上“第三里程碑”。

隆重推出“第三里程碑”

有了毛泽东明确的批示，1967年5月23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表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

同志们：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以工农兵为主人翁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然后，陈伯达说：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像旭日那样，兴起在中国大陆上，震动了大地。

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推出一个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而毫无疑问，这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加速我们的历史进程，并将为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开辟一个新纪元。

当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四十年代在革命根据地中，关于文艺问题大论战的继续和发展，是当时思想大论战、政治大论战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继续和发展，是这些大论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现时代，又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在讲话的结论部分，陈伯达重复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中“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一字未改。

陈伯达将林彪提出的时代明确定为“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将“第三里程碑”的内容概括为：“这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加速我们的历史进程，并将为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开辟一个新纪元。”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戚本禹发表讲话。他说：

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现在世界上许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说得好，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伟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阶段，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阶段是列宁主义的阶段。列宁和斯大林在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的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进一步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苏联出现现代修正主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针对我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极为完整的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戚本禹比陈伯達的提法更加明确：第一，明确指出“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第二，他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为“第三里程碑”的内容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极为完整的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后来，这句话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遗憾的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除《毛泽东年谱》中提供的情况外，我们不可能知道“第三里程碑”提法产生过程中更详尽的内容。

此次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主持。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李富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会议。林彪一般不出席群众性的大会。他的出席，证明毛泽东对此会的重视程度。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以红色通栏标题《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时代》报道了这次会议。从此，各报开始宣传世界进入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其中在报道部队活动时出现为多。

后来，这一提法越来越少了。现仅从《人民日报》中查到：1968年有5条，1969年有3条。为什么这么少呢？因为1967年6月18日，在审查姚文元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大会的讲话稿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人看不惯。”“吹得太厉害了，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他不是反对“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而是认为这个问题要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的承认才行。在“人家接受不了”时，过分地宣传，效果反而不好。

宣传江青的力度仅在毛泽东、林彪之后

为什么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其实这次会议不仅隆重推出“第三里程碑”，而且要充分肯定江青在文艺革命中的作用，隆重推出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既然“第三里程碑”是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当然要肯定、宣传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江青。

陈伯达在会上说：“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他没有用“旗手”而用“打头阵的”代替。

戚本禹说：“京剧、芭蕾舞剧和交响音乐的革命是文艺战线上最艰巨的攻坚战。它们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困难是很大的，斗争是很艰巨的。资产阶级和那些牛鬼蛇神的各种攻击、诽谤、流言蜚语、打击陷害，明枪、暗箭，接连不断地加到文艺战线先锋战士的头上。但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着他们，他们毫不气馁，毫不畏难。为了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文艺的阵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文化革命的尖兵在江青同志的率领下，持久地、连续地艰苦战斗。在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和阻力以后，他们终于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在荆棘丛生的荒原上开拓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戚本禹在讲话中不止一处用了“最”“很”等词赞扬江青，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此之前，江青早已戴上“旗手”的桂冠，不过在此隆重的场合，戚本禹的表述是“率领”，也没敢用“旗手”。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江青与自己是姐弟关系。是因为戚本禹年龄小，不敢“封”江青为“旗手”，还是中央另有严格的规定，他有所忌惮呢？因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对此讳莫如深，我们不得而知。

对江青的宣传不是始于此时。笔者仅查阅了1967年5月的《人民日报》，早在5月2日报道5月1日活动时，单独发表了江青站在毛泽东身后的照片。能够享受此殊荣的以前只有林彪。5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林彪与毛泽东的大幅照片。虽然江青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一个九级干部，“文革”前担任中宣部的处长（那时，中央机关没有局级，只有部、处两级），但是从宣传力度来讲，她的位置仅在毛泽东、林彪之后。8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江青《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1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转载，并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随后，《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发表各地学习江青1964年讲话的内容。5月2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1966年3月22日林彪给中央军委其他常委的信。信中内容是：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和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使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5月29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赞扬了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判了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汇报提纲》。为什么总是《红旗》杂志频频发表社论赞扬江青？《红旗》杂志总编辑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总编辑王力、哲學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历史组负责人戚本禹前面已经做了介绍。王力、关锋、戚本禹被称为“王关戚”，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因扰乱天下，于1967年8月底、1968年1月相继被打倒，关进秦城监狱。

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优秀样板》，赞扬江青所指导的八个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并破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剧本全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