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权力的实质及其行使

时间：2024-05-04

桂翔郭立新

文化软权力的实质及其行使

桂翔1郭立新2

（1.中国矿业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北京 100083；2.新华社办公厅，北京100803）

全球化时代是国家间利益空前密切相关又矛盾凸显的时代。利益的休戚与共，使传统硬权力空间萎缩；文化软权力走向前台，成为保护或扩张利益的主要方式。文化软权力实质是思想控制权、话语权和领导权。总结当今西方软权力的行使，无非是通过模糊对立、软化立场和制造同意而实现的。对于受到外部文化软权力侵蚀的国家来说，发展和夯实自身的文化软权力才是最有效途径。

全球化；文化；软权力；领导权

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未有过的、给国家间关系带来全面且深刻变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和把握的时代。尽管各国发展程度不同、路径殊异，但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全球化“大变局”既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更是面临严峻挑战的时代；既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的时代，也是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安全面临全面风险的时代；既是一个追求和平的时代——对和平的需要不是因为人类放弃了战争，而是因为任何战争都会伤及自身利益，也可能恰恰因为利益边际紧密而和平随时会被打破的时代；既是一个人类面临种种前所未有共同问题需要齐心协力共同行动的时代，也是出于各自利益相互推诿、逃避责任的时代；既是一个网络覆盖、信息即时传播的时代，也是各种思想意识相互激荡、相互侵蚀、挤压的时代；这是个文化密切接触，交往日益深化的时代，也是文化碰撞、摩擦、冲突空前激烈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超越常规、人类运用了几千年的处理各民族族际关系规则需要重新确立、全新的规则正在摩擦和冲突中形成但却远未成型的时代。由于这一崭新的景象正在行进之中，甚至是刚刚拉开序幕，其带来的更大的“变局”尚难预料，但在这万象更新的时代，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将是一个软权力与硬权力角色发生历史性嬗变，软权力从后台走上前台的时代。

一、全球化悖论与文化软权力

全球化最直观的景象是各民族之间距离的拉近，麦克卢汉“地球村”不再是想象而是经验的存在。“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的距离浓缩，“想象的异邦”瞬间变成了俯仰之间的邻居。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程序，跨越国界，以一种新的时空组合把社群和机构整合和连接到一起，使现实世界和经验世界更加衔接”[1]206。

按常理，距离的拉近、交流和沟通的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的增进，陌生感和戒备心理将逐步消解，相互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也会相应地减少。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距离的消失，意味着相互利益的直接关联、生存空间的缩小和相互挤压，有限且日益锐减的资源的争夺和占有、贸易的保护和反保护、全球气候治理责任的分配与义务的分担等等，将会导致曾经是想象中童话般美丽的国度，变成潜在的利益觊觎者，甚至面目狰狞的争夺者。另一方面，地方问题全球化和全球问题地方化，对面半球风生水起不再是事不关己的景观，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不再是偶然关联。诚如吉登斯指出：“全球范围的社会关系密集化，它将不同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左右着当地的事件，或者相反。”[2]东南亚金融风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溢出发源地蔓延全球，是吉登斯之论的最好注脚。一切事件都处于紧密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中，以至于经常席卷全球的不再仅仅是厄尔尼诺或拉尼娜，而是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风暴与海啸。因此由国家利益诉求引起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且变得更加复杂。全球化实际上大大增加了世界和平将面临的各种风险，摩擦和冲突无疑将大大加剧。

然而，辩证法的机巧在于，全球化导致冲突风险的各种因素恰恰又是降低风险、抑制冲突的力量。

一方面，全球化本质上是由国际分工形成的国家间利益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与传统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外在性不同，全球化条件下利益关系是内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活动舞台的世界化，国家间利益界限的日益模糊，任何对他国利益损害甚至对自身利益的保护的举动都将伤及自身，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选择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如果说，武力威胁是处理传统国际间冲突关系的主要方式，那么在利益普遍联系的全球化时代，人们不得不对战争方式做谨慎的考量，否则其结果即便不是两败俱伤，也是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全球变暖、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全球性特征，要求世界各国采取一致的行动才能予以应对。丘马科夫指出，“被称为全球问题的，是那些具有全人类性并不仅涉及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且实际上涉及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个人的利益的问题。它们是世界性的经济和发展中的一个客观的因素，对单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对它们的解决要求把地球上一切人的努力联合起来，同时，只要它们尚未得到解决，它们就会以其严重的后果而威胁着未来的人类”。[3]各国只有携起手来才能应对整个人类都面临的各种风险，冲突只会带来力量的分散和问题严重性的加剧，给世界带来无法逃脱的灾难。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成为制约军事冲突的一种客观力量。

如前文所述，如果说和平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现实和平的实现往往并不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关怀，而是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换言之，这种抑制军事冲突的力量并不是来自对和平追求的自觉，而恰恰是源自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相互关联的权衡和利益博弈的结果。

然而，只要存在独立的国家利益，只要用于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是有限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矛盾和冲突总会存在，国家之间争夺利益的斗争总会发生。但是由于利益边界的模糊，传统攫取和保护利益的手段不再能够轻易使用，于是，另一种手段走向了前台，这就是软权力。在全新的国际环境中，谁拥有软权力，谁就拥有了左右世界的能力。

应当说，自从人类认识到思想的征服力开始，软权力就自觉不自觉地被运用于处理外部关系的实践。如果说以往软权力仅仅是作为军事等传统手段的辅助力量，那么全球化时代硬权力和软权力的角色关系则发生了颠覆，软实力已经占据国际关系的舞台。实际上，软权力已经无处不在，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感受之所以并非如此甚至否认它的实际能量，因为悄无声息、潜移默化恰恰是软权力之“软”性特征之所在。军事和经济制裁等力量运用及其后果更感性、更直观，带来的伤害更具切肤之痛。

二、文化软权力的实质

汉斯·摩根索指出，权力就是对他人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权力获得方式：一种是法律的赋予，一种是基于某种实力而实际获得的控制能力。在国际关系之间，除了联合国授权外，所有显性和隐性的国家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都是通过实力获得的。基于实力的权力以其资源和操控方式又分为两类：一是凭借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军事控制和经济制裁，另一种则是通过操纵对方的心灵和头脑而获得的支配权力，即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所说的软权力。软权力是建立在软实力基础上的能力，其所凭借的资源就是文化。当一国在国际上推行其文化，并获得实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时，其文化实力就转变为控制权力。“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4]2相比于其他权力，软权力的特点是无须法律授权、无须耗费昂贵的军事或经济资源，通过文化的解构与建构就可获得的“物美价廉”权力。

文化权力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虽然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但人首先被掌控于他所置身的文化。人与他的民族不是行政或法律或地域的划分，而是文化精神血缘的隶属。人就等于他的文化，反之亦然。恩斯特·卡西尔论文化的著作叫《人论》，以文化释人，提出“以人类文化为依据的人的定义”。他认为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就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人的这种活动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周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5]克利福德·格尔茨论人的著作叫《文化的解释》，以人诠文化，认为 “对人的本质的重构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解释，从此构成了对文化进行科学思考的基础”。[6]人与文化的真实关系是，人创造了文化，而人又为文化所掌控。作为文化存在，人一旦皈依某种文化，就不仅成为该文化的信奉者，而且是其支持者和实践者。这就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以我化人”或“化人为我”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尽管每个文化之“化”人能力不同）。所以在英语中，文化意为“栽培、培育”（culture），而在东方，叫做“以文化天下”。其实质就是把“他”变为“我”，进而把“他的”变成为“我的”。如果说自从人类发现文化的这种功能后，以“文”化人的努力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自有民族文化交往以来，以本民族之“文”化他族之人的努力就一直持续着。“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古人早就娴熟掌握的智慧。明清之际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也认识到软权力的深刻之处，“军事服从不可与耶稣会之服从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更为广泛。它始终是对人的完全征服。它要求牺牲个人意志，取消自己的判断”。[7]攻城可以得城，攻心亦可得城，然攻心不仅成本低廉，而且成果最为巩固持久，故为上策。客观地说，每个文化都有或曾经有过同化其他文化的企图和努力，其根本动因就要通过对文化的掌控而获得支配的权力。因为实现了文化同化，也就实现了支配，获得了权力。如果说人类改造自然是为了实现“自然的人化”，那么文化软权力的实践则是为了他民族的“我化”。软权力正是这样一种通过解构他人文化同时建构起自己的文化而获得的控制权。

1.软权力的实质是思想控制权。文化是民族在生存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现实和未来世界的诠释，其核心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皈依一种文化即认同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接受一种价值观即为这种价值观所掌控。因此改变文化就是改变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是改变人。文化软权力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电影、电视、文学艺术、音乐、服饰和生活方式等等，但无论什么形式，其所要表达的都是内在于该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当今世界美国人对此领会之深无出其右，而且对其软权力实质也从不讳言。“迪斯尼的海外政策就是美国强权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迪斯尼拥护如下观点：‘美国命中注定要输出价值观、制度、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实现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和平统治’”；“好莱坞永远负有传播使命，向世界传播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8]这种赤裸裸的野心表白，通俗地诠释了软权力思想控制的本质。

2.软权力凭借的是话语权。思想控制是通过掌握话语权实现的。文化是一种“话语”，既包含着对以往历史和现实世界的解释，又塑造着人们对应然世界的构想和展望，并规范着现实的活动和通向未来世界的路径。在全球化时代，谁掌握着解释过去和未来的话语，谁就掌握着世界。伽达默尔认为 “人是通过语言拥有世界的”，因此“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这个世界”是众所周知的名言。换句话说，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建构自己的文化，谁就拥有话语权，谁就拥有世界。文化权力施行者极力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文化就是为了话语霸权。比如一些西方国家无视民族文化差异性，把一己文化视为评判他文化优劣的终极标准，认为文化才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落后国家要做的不是其他事情，就是用发达国家的文化来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这些国家把自身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简单地上升为普遍性，把自己已达到的实然粗暴地等同于世界的应然。“在冷战的背景下，‘真理’远不仅仅是一种大家所共同寻求的知识产品。它也被看做是‘我们的武器’”。[9]10雷迅马深刻指出：“社会科学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更值得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化体现了知识分子、官员乃至美国公众的各组成部分所共有的、内涵更深刻的、渊源更久远的一整套文化假设。社会科学所使用的辞藻、所提出的框架、所宣扬的思想，都体现了一种更广泛的自由国际主义观点，体现了这种观点对美国社会的性质的认知，也体现了一种认为美国可以通过投入自己的力量而引发全球大转型的信念”。[9]12

3.软权力的目标是领导权。所谓文化软权力的终极目标不在于文化，而是要实现对对象的支配和控制。大清雍正皇帝对西教传华目的的认识可谓把软权力这一真实用意诠释得深刻之至：“尔等欲我中国人尽为教徒，此为何等之要求，朕亦知之。但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徒惟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唯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积患大矣。”[10]可见所谓“文化霸权”不是单纯地对文化的霸权，而是通过文化实现对世界的领导权。拉雷恩指出：“有必要看到，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控制权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导社会的主流文化模式成为范本，是他者必须追求的目标……那些位于全球化中心的国家作为领导力量，通常把自己的民族身份塑造为中心的、占支配地位、肩负使命、能够把所有其他文化列为边缘的和次要的。”[1]214而詹姆斯·佩查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美国文化软权力的实质：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把自己的文化当作先进文化范本到处推行已经是世界范围内感性的经验事实。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到处推行自己“所谓的文明”，因为它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由思想影响到话语控制，再到实际支配，就是软权力实现路径。

三、软权力行使三部曲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软权力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就文化类型而言，非西方文化不具有典型性；就国别而言，非美国不能具有实际意义。总结美国等西方国家软权力实践，概括起来主要招数有三：第一，在某种臆造的一致原则或目标基础上模糊对立性和差异性；第二，以一致性诉求软化相左或对立的立场；第三，制造“同意”，消解对立性立场。这是软实力实施者的三部曲，或者说是逻辑上相互递进的三段论。

1.模糊对立。软权力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就是，以抽象的人类终极目标的一致性来模糊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任何软权力都是以某种人类目标的一致性、发展方向的共通性为前提的。反之，任何认同和张扬对立和差异的终极性无疑都是对软实力的自我解构和自我放弃。西方软实力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管国家间文化和社会制度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人类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实现民主、自由、人权这一最理想的状态。最终目标的同一性，决定了现有的种种差异是不重要的，都将在发展过程中为某种历史规律所消解。因此各国家民族之间并没有截然分立的东西，虽然现在各个国家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终究会因为终极目标的同一性而殊途同归。这正是美国“现代化理论”的道路：“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达到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因此，“美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展现了通往真正的现代性道路，故而强调美国能够推动‘停滞’的社会步入变迁的进程”。[9]6-7与之相呼应的是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论。他认为，美国在政治、经济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堪称“全人类国家”的典范，所以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必然是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如此不仅对立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且各种文化的差异都消融在这种抽象的终极目标之中了。毫无疑问，文化软实力模糊现实意识形态的分野，实际上就是把自身的利益诉求掩盖在这种貌似客观公正的意识形态之中。

2.软化立场。软权力的基本运作方式就是通过软性的劝谕达到消解对方的立场，以在其所表达的立场基础上达到“一致性”。

由于历史的原因，世界各国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各民族选择着自己的发展模式。在此意义上，种种差异和对立本质上是各民族基于自身历史和利益考量的立场。软权力施行者就是要消弭这样的差异和对立，消除文化障碍，通过软化立场，以“我”“化”人，获得领导权。历史证明，诉诸军事力量和经济制裁的硬权力的行使一般只会强化各自的立场，加剧相互之间的对立。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是赤裸裸地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不是说教式的宣传，更不是武力推行和经济制裁式强迫，而是以软化的形式，饰以温情利他的脸谱，通过淡化差异和对立而软化立场，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正是在一些抽象的原则下，让一些国家对自身立场发生动摇，怀疑自己所持的正当性，反觉得这样的坚持过于狭隘，从而放弃自己的立场，认同其所宣扬的抽象共同性。摩根索深刻指出，“如果一国舍弃意识形态，直言说它想要权力，并因此而反对别国的类似的愿望的话，它就会立刻发现自己在权力斗争中的处境极其不利，且这种不利可能是决定性的”，因此“政治舞台上的演员……涉及自己的所作所为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欺倾向，即不是从权力的角度，而是从伦理和法律原则出发或以生物学上的必要性来谈论自己的政策。换言之，虽然所有政治都必然是对权力的追求，但意识形态却把参与这种权力角逐解释成演员和观众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能接受的某种东西”。[12]这种伦理的、法律的原则和生物学上的必要性就是模糊对立的主要手段，表面上从超越国家利益的人类伦理和法律原则出发，实际上不过是国家利益和权力控制的隐晦表达。人们尚未忘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是最为典型的立场软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随着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切差别都将消融在社会发展进程之中。结论自然是，任何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的坚持都是悖于历史发展规律的。

文化是身份也是立场，文化同化实际上是通过软化文化立场实现的。普世文化应该是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尊重多元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本身就普世文化之要求，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化自诩为普世文化，并通过其在某些方面达到的成就，证明其文化的最高价值，并且是人类应当追求的终极价值，其言凿凿，其心彰彰。

3.制造“同意”。制造“同意”是葛兰西揭示现代资产阶级通过“文化霸权”统治被统治阶级的用语。在葛兰西看来，前资本主义时代维持统治使用的是强制“同意”，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使用的是“合理化”资本主义制度来获得同意，而现代资本主义则是使用“狭窄”被统治阶级的精神境界而获得被统治阶级“自发的同意”，即通过软实力制造出来的同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软权力策略不过是这种国内统治手段的国际化实践。如果说，美国等西方国家软权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一些非西方国家人产生了共鸣，甚至使一些人自觉或被迫的追随，那么这种同意无疑是软权力的实施者通过模糊对立、软化立场而制造出来的。约瑟夫·奈总结了美国软权力制造同意的两个基本途径：一是通过灌输和劝谕等方式，让你“仰慕其价值观，模仿其榜样，渴望得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从而愿跟随其后”。[4]5二是按照自身的利益操纵国际机制，让你觉得与之相左的诉求不现实，从而服从其貌似合法的机制或规则。“如果一个国家能塑造国际规则并使之与本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其行为在别国的眼中就更具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借助机构和规则来鼓励别的国家按照它喜欢的方式来行事或者自制，那么它就用不着太多昂贵的胡萝卜和大棒”。[4]10约瑟夫·奈对美国软权力措施的描述，恰恰暴露了其软权力种种“效果”都是被制造出来的。

在软权力时代，文化安全实际上是国家安全最重要也最具风险的部分。文化软权力不攫取领土和资源，而是“攫取别人的意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前法国文化部长朗格语），这是一种最可怖的“攫取”。文化安全不能是消极的回避，而应该是积极地发展自己的文化软权力。文化软权力首先是国内文化的凝聚力，只有民族文化价值观能够获得国内普遍认同，才是真正的软实力，也才是抵御外部文化软权力侵蚀的最巩固屏障。

[1][英]乔治·拉雷恩著.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后果［M].剑桥：政体出版社，1990：64.

[3]转引自徐崇温.全球问题和 “人类的困境”［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1.

[4][美］约瑟夫·奈，著.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5]［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M].李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7.

[6][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44.

[7]［法］埃德蒙·帕里斯，著.耶酥会士秘史［M].张茄萍，勾永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7.

[8]［加］马修·弗雷泽，著.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M].刘满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76、115.

[9]［美］雷迅马，著.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M].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0.

[1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83.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12]［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