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永济与沈祖棻的词学思想

黄阿莎

论刘永济与沈祖棻的词学思想

黄阿莎

刘永济是二十世纪中国词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沈祖棻则被誉为当代词坛集大成的作家。这两位词家自1940年在四川乐山相识后，曾有改词、赠词、唱和填词等多种词学活动。在词学观上，二人也有相近之处。在二人的唱和词作中，刘永济为沈祖棻指示取法常州词派的写作途径，这对沈祖棻日后的词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沈祖棻自陈其词学“乃本夙所闻于本师汪寄庵、吴霜厓两先生者，标雅正沉郁之旨为宗，纤巧妥溜之藩，所弗敢涉也”，因此学界对沈祖棻词学思想渊源的探查，集中于讨论沈祖棻受汪东、吴梅词学思想的影响关系。但事实上，讨论沈祖棻的词作风格构成，不能忽视刘永济所秉持的词学观念对她的影响。通过刘永济对沈祖棻的赠词与唱和，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刘永济的词学思想。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刘永济与沈祖棻之间交往、词作唱和、词学思想传承等种种现象的讨论，既可见到传统词学思想、尤其是常州词派的余风，又可看到传统词学家与王国维、胡适、胡云翼等新派词学家观点的冲突，更可见出时代风会对词学风气的影响。这种种传承与冲突，共同构成了民国词坛丰富的面相。

一、从程、沈与刘永济相识谈起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各地高校纷纷内迁。1938年，刘永济随武汉大学迁徙至四川乐山，程千帆、沈祖棻二人亦由南京流亡至蜀地。1940年，程千帆、沈祖棻初次在乐山拜见刘永济。刘永济时任武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年长程、沈二十余岁，但这并未构成双方交往的鸿沟。相反，刘永济极为赏识这两位后学，在阅读完程千帆夫妇二人的作品之后，刘永济填词相赠，题曰《浣溪沙·读涉江词，赠千帆子苾伉俪》。

四十年后，程千帆在《忆刘永济先生》中提及此事：“一到乐山，便去拜见先生，并把自己和祖棻的一些习作呈请批改。先生不以我们为愚顽不堪教诲，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而且送了我们一首词……后来先生便推荐我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是我到大学任教的开始。”在近乎自传性质的《劳生志略》中，程千帆再次提及这段往事：“刘永济先生到了乐山以后，我去看他……带了几篇文章去，又把沈祖棻的词抄了一些给他看。刘老师晓得我的家世，原来是个世交子弟，再看到我同沈祖棻很用功，也很高兴。”

这次见面之后，程千帆得到刘永济的推荐，得以在1941年夏天进入武汉大学教书。至此开始，直到1957年程千帆被错划为右派为止，十余年中，程千帆一直与刘永济任职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程千帆多年来始终服膺刘永济先生，他坦言要“学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学他丰富的知识，特别是他崇高的品德”。直到程千帆的晚年，在为学生授课时，他仍反复提及刘永济先生：“我从刘先生二十多年，得他教益最深。”

刘永济对程千帆、沈祖棻的教益是多方面的。在为人治学方面，刘永济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求真、勤奋、由博返约、“好学深思，多闻阙疑”等品质，均深刻影响了程、沈二人。兹引程千帆在《忆刘永济先生》文中记录的两个细节：

先生治学的勤奋也使我深受感动。1941年秋，和先生在乐山嘉乐门外的学地头结邻，居住在一个小山丘上。钱歌川教授与我住在山顶，先生住在山腰，相距不过一百米，有一条石级相通。小路两旁，栽满竹子。晨光熹微，竹露滴在石级上，淙淙作响，而先生的读书声则从雾气露声中断续飘来，每天如是。这声音像警钟一样激发着我和祖棻少年好学的心，使我们一点也不敢懈怠。

我和祖棻往往有幸读到先生的手稿，常蒙先生不耻下问，有时我们也提出一点幼稚的看法。先生无不乐于接受。我们曾经保留了将近一百幅先生手写的词稿，都是精楷；其中有些在稿后还附有先生斟酌字句要我们帮同抉择的意见。

这些生活的片断，流露出刘永济与程、沈二人的私交之深。此外，沈祖棻另有五首和刘永济的词作。这五首词作，给我们打开一扇窗口，来打量刘永济与沈祖棻彼此交叠的词学世界。而这个交叠领域所呈现的丰富性，将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深厚的词学传统。唯有回归该传统，我们方能理解刘、沈二人所共同认可的词学理念，并对二人在词史上的意义有一番新的认识。

二、刘、沈的唱和词作之一

在《涉江词》中，刘永济与沈祖棻唱和的词作共有五首，分别是《法曲献仙音·鸦》一首和《鹊踏枝》四首。这五首词都是刘永济先作，沈祖棻随后和作，创作的时间，在1940年至1942年之间。兹录刘永济的《法曲献仙音·看鸦》：

寒角荒屯，晚钟残刹，倦翼呼俦成阵。散入苍烟，带将斜日，翻翻乍明还隐。爱古桕分栖好，啼声故相引。转蓬恨，傍西风、被他惊觉。山径窈，闲曳瘦藤低趁。漫省少陵诗，绕延秋、空噪饥吻。晓色唐宫，更谁怜、纨扇愁损。料南飞零梦，尚怯关河凄紧。

“乌鸦”，作为一个意象，在古诗词中并不少见。而刘永济此词，专咏乌鸦，且多用语典，词中之乌鸦已显然具有一种象征之意义。此词上阕写鸦，下阕写及看鸦的自身，飘蓬零落，则是寒鸦与自身共同的处境。“少陵诗”，用杜甫《哀王孙》诗意，点醒词意，亦为全词关络。安史之乱中，唐玄宗西逃，宗室王孙或被杀戮，或以流离乞食为生。杜甫有《哀王孙》以伤之，起笔亦咏鸦，句云：“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刘永济词中“漫省”二字，绾合杜诗与今日，可知今日经历，正与杜甫亲历的乱世相同，暗指日寇侵华，民众流亡的现实惨景。全词虽句句写鸦，透过一层看，却是借鸦寓兴亡之感。兹录沈祖棻的和词《法曲献仙音·鸦和弘度丈》：

流水孤村，野屯悲角，几度荒烟催暝。月皎频惊，炬明还散，寒枝暂栖难定。欲说与南飞意，迢迢暮天迥。晚风劲，遍延秋、旧家空啄。人去后，团扇玉颜休省。景色异昭阳，满关山、残照凄冷。忍忆吴江，对愁枫、啼彻霜影。但归程呼侣，不惜白头相等。

刘词由鸦及人，沈词则着重写鸦，以“吴江”一句，既化用唐张继《枫桥夜泊》中“乌啼”意象，又暗指自身旧家苏州的身世。由于本词为和作，故在用词、用典、立意等方面均与刘永济原词有所重合。用词相似处如“野屯”、“荒烟”、“寒枝”、“关山”、“呼侣”等；用典重合处如“南飞”、“延秋”等；用意亦与刘词一致，均借鸦寄兴，暗寓日寇侵华，家国残破与流亡人的凄凉处境。单看这两首咏物词，可视为对南宋以来咏物词传统的继承，亦可视为乱世中文人借物寓情的代表作。但正如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所说：“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除了以上指明的典故外，镶嵌在刘永济、沈祖棻这两首咏鸦词字里行间的，是否还有其他的文本？这些文本所代表的词学传统是否一致？它们又如何彼此牵连、转换，最终将呈现怎样广阔的图景？

仔细翻检晚清咏物词作，我们发现其中就存在一大批咏鸦词，作者既包括“晚清四大家”的朱祖谋、王鹏运，也包括同时期刘伯崇、曾习经等人。这些咏鸦词是否可视为影响刘、沈二人写作此二词的渊源？我们先看朱祖谋的这首《齐天乐·鸦》：

半天寒色黄昏后，平林渐添愁点。倦影偎烟，酸声噤月，城北城南尘满。长安岁晏，又啼入延秋，故家啄遍。问几夕阳，玉颜凄诉旧团扇。南飞虚羡越鸟，乱烽明似炬，空外惊散。坏阵秋盘，虚舟暝踏，何处衰杨堪恋？江关梦短，怕头白年年，旧巢轻换。独鹤归无，后栖休恨晚。

白敦仁笺注该词云：“此调此题，不在《庚子秋词》中，当是继《秋词》而后，复有此赓和也。”白敦仁所提及《庚子秋词》，是指庚子年（1900）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光绪等皇室西逃时，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留守京城所唱和填写的词集。白敦仁的笺注，为我们勾勒出朱祖谋《齐天乐·鸦》的创作语境。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秋初，英、法、美、俄等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为由攻占北京，京城内硝烟四起，皇室仓皇西逃。朱祖谋此词，非常明显托鸦以寄怀。有学者判断：“此词即以咏鸦寄兴，暗寓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凄凉混乱情况。”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因该词中所使用的语典如“城北”、“又啼”，语出杜诗“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可见词虽咏归鸦，其主旨却是借鸦咏劫后乱相。

无独有偶，同时期王鹏运、刘伯崇、曾习经、于乔庆等均有唱和之作。这些咏鸦的词作集体出现，构成一个丰富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鸦”的意义超越生物概念的所指，而是在多重意义、多重文本的交叉与重叠下，具有了一种符号与象征的意义。我们不得不追问：为何晚清衰颓之际，词人们会纷纷将末世情绪通过咏物词的形式来表达？在可咏的物体之中，又为何选择“鸦”为所咏对象？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原来自清代以来，“鸦”便具有特殊的意义。满族人素喜乌鸦，且尊其为“神鸟”。清末老太监信修明记录了庚子国变时的这一幕：“庚子西巡，在长安行宫，每日落日时，乌鸦群集于行宫各殿脊上，多不胜数。早晚漫城喧噪不息，两宫未到之前所未有也。”明白这一点，可更好地理解朱祖谋等人身处庚子国变，选择荒寒境地中无处可依、惊飞四散的“鸦”来暗寓风雨飘摇中几近倾覆的晚清政权的文化意义。

再看第一个问题。早在元代初年，愤慨于胡僧盗发南宋帝后陵墓一事而又无法直言，宋代遗民王沂孙、周密、唐珏、陈恕可等十四人，用《天香》、《水龙吟》等五调，分咏龙涎香、白莲等五物。其词集名为《乐府补题》。这部词集一直沉埋隐没，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才得以重新发现，在当时的文人中掀起竞相作咏物词的风气，清人由此提倡咏物词的另一层意义：“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自张惠言倡比兴说词，后继者周济提出“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从而扩展常州词派门楣以后，词人在创作时多有意寓含寄托。可以说，以咏物寓寄托，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共同追求，如谢章铤所指出，在张惠言《词选》末附常州词派十家词中：“其题多咏物，其言率有寄托。”在这样的词坛风气中，晚清词人纷纷以咏物词来寄托家国之悲，便不足为怪了。

理清王鹏运等人咏物词的传统，在这条传统的延长线上，再来看刘永济、沈祖棻的咏鸦之作，我们便可理解刘、沈二人创作的渊源所自。比照这六首咏鸦之作，我们可看出一条明显的脉络：在字面上，“少陵诗”、“南飞意”，是贯穿诸词的重要意象；在手法上，咏物以寓寄托，是诸位词人皆遵循的写作手法；在内容上，忧患的家国意识与乱世情怀，是诸词兼有的感慨。只不过因为时地不同，朱祖谋等人与刘、沈所面对的政权主体已不同，且在朱词中，尚有“南飞虚羡越鸟”，因1900年中国南方尚未遭受严重兵祸，而到了刘、沈写词的1943年前后，日军已长驱直入，南方各地沦陷处甚多。因此，刘、沈词中，才有更深的悲慨，即词中所云：“料南飞零梦，尚怯关河凄紧。”换句话说，在这条由“乌鸦”所搭建的词学脉络中，“鸦”的具体隐喻所指、时世背景虽不尽相同，但这种将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悲寄托于咏物词的创作方法与创作理念，则是一以贯之的。庚子年间飞舞在晚清词人笔下的寒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经由刘永济、沈祖棻的词作，获得了另一种当下的意义。

三、《鹊踏枝》四首的唱和

紧接着《法曲献仙音·鸦和弘度丈》之后，《涉江词》的下一组词作是四首《鹊踏枝》。沈祖棻在《鹊踏枝》前有段词序，序云：

往者，半塘翁以冯正中《鹊踏技》郁伊倘恍，义兼比兴，端居嗜诵，依次属和。情韵之美，蒙窃慕焉。比弘度丈亦拈斯调新制秋词见示，风力所诣，揖让阳春。退不自揆，继声为此，非敢上方王氏也。

词序中涉及南唐词人冯正中（冯延巳）的《鹊踏枝》、半塘翁（王鹏运）对冯延巳《鹊踏枝》的唱和、弘度丈（刘永济）的“亦拈斯调新制秋词”。在叙述了这条创作的脉络之后，沈祖棻谦虚地写道：“退不自揆，继声为此。”这段词序出现在《涉江词》的乙稿部分，我们翻检《涉江词》之前的作品，会发现之前虽有不同的词题如“和清真韵”、“用柳韵”、“用东山体”等，但《涉江词》中少有提及取法晚清常派词人前辈的字词。沈祖棻虽言“非敢上方王氏”，但正是这一句，透露了她取法王鹏运词作的创作心态。她究竟在哪一点上学习王鹏运的创作方法，我们稍后再谈。但既然沈、刘、王的取法对象都是来自南唐冯延巳，我们有必要先考察冯延巳《鹊踏枝》的词作特色。

在晚清词评家的眼中，冯延巳词以比兴见长。冯煦《蒿庵论词》评冯延巳：“翁俯仰身世，所怀万端，缪悠其辞，若显若晦，揆之六义，比兴为多。”王鹏运《半塘定稿·鹜翁集》云：“冯正中《鹊踏枝》十四阕，郁伊惝恍，义兼比兴。”以“比兴”的观点评论冯延巳词作，始自常州词派鼻祖张惠言。他在《词选》中评冯延巳“谁道闲情”等三词时云：“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张惠言提及的“《骚》、《辨》”，指屈原《离骚》以香草美人托喻君臣、宋玉《九辨》以萧瑟秋象托喻国运衰败。张惠言称冯词“宛然《骚》、《辨》之意”，意指冯词中亦蕴含深厚寄托。这正是之后冯煦、王鹏运对冯词所再三致意的“比兴”。下面，让我们以“比兴”为切入点，探讨王、刘、沈的三组《鹊踏枝》。

半塘翁，即晚清四大家之王鹏运，也是常州词派的殿军人物之一。其词集《鹜翁集》收录了十首《鹊踏枝》，标明作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词前有小序：“冯正中《鹊踏枝》十四阕，郁伊惝怳，义兼比兴，蒙嗜诵焉。春日端居，依次属和。忆云生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三复前言，我怀如揭也。”录其一如下：

落蕊残阳红片片，懊恼比邻，尽日流莺啭。似雪杨花吹又散，东风无力将春限。

慵把香罗裁便面，换到轻衫，欢意重重浅。襟上泪痕犹隐见，笛声催按梁州遍。

王国维认为这组词“乃鹜翁词之最精者”。从其模仿对象与词前小序可知，王鹏运这组词，显然深含寄托。此词写于1896年，是年慈禧欲重修圆明园，半塘身为御史，上书直谏，言：“颐和园驻跸，请暂缓数年。俟富强有基，经营就绪，然后长承色笑，侍养湖山。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自能后天下之乐而乐。”慈禧因此大怒，欲置之于死地，幸得翁同龢等人营救，方免于刑戮。此词即为事后而作，抒发时局既危，书生忠心，却报国无门之意。词中“残阳”可视为对国势的担忧；“东风无力”或指光绪帝受制于慈禧，无力掌权；“比邻”的“流莺啭”，或指朝廷中阿谀慈禧之辈；而“香罗”、“泪痕”，则以女子伤别寓己身遭际之伤痛。王国维曾转引王鹏运词序的原话，来移评王鹏运这组词，谓：“郁伊惝恍，令人不能为怀。”这句评论再次提醒我们注意这组词作丰富的内蕴与深沉的感慨。

再看刘永济的《鹊踏枝》四首，词序云：“秋气动物，予怀万端。音赴情流，罔知所谓。虽然枝鸟草虫，何必有谓，亦自动其天耳。”此词作于辛巳年（1941）避乱四川时，录其一如下：

过眼纷纷朱变碧，始信人生，不似琴弦直。费尽晶盘鲛泪滴，思量不及山头石。

锦瑟年华驹过隙，柱柱弦弦，犹自成追惜。渺渺觚棱星斗北，罗衣夜久支寒立。

此词表面写相思怨念，首句用唐武则天《如意娘》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鲛泪滴”与“山头石”分别指鲛人滴泪成珠与望夫石的传说。下阕“锦瑟”句，化用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诗意。结句暗用杜甫《秋兴八首》其二：“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整首词虽表面写美人迟暮之悲哀，但结句的暗示，使词作遂有更深广的含义，即词人己身遇合的挫折与战乱中的忧国之思。同时期刘永济有词《望江南》，结句为“夷歌愁断后庭声，孤烛梦神京”，均可视为同一情绪的抒发。

最后，我们来看沈祖棻的四首《鹊踏枝》，亦录其一如下：

芳草凄迷秋更绿。不上层楼，怕纵伤高目。早晚归期浑未卜，无端更近弹棋局。

魂梦天涯随转毂，乱拨秦筝，容易蛮弦促。恩怨纷纭情断续，伤心旧谱翻新曲。

这首词的比兴深意不能得其确解，但同一时期，沈祖棻有《浣溪沙》十首以游仙体寄托国事的作品问世，程千帆对此有详细笺注，或可为我们理解这首词提供帮助。其中，“弱水三千绕碧城”一首，有“弹棋未了费纵横”语，由程笺可知，棋盘所指为日本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结盟，“弹棋未了”则指“日本在此棋局中，虽纵横捭阖，而收效甚微。”本词中“未卜”、“弹棋局”或与此意相似。下阕“蛮弦”则显指异族。结句“伤心旧谱翻新曲”，虽不可确知所指何事，但《浣溪沙》十首之五有词云：“玉牒瑶函虚旧约，云阶月地有新期。”程笺：“虚旧约，有新期，谓国际间之暮楚朝秦，翻云覆雨，而特指苏联与德日之签约也。”借此亦可推测“旧谱”、“新曲”之深意。

由于王、刘、沈本人都未对各自词作的寄托所指作出说明，我们的阐释也只是建立在相关文本与语境下对其托意的猜测。虽然具体托意无法指实，但这三组词均是以香草美人以寓身世家国之慨，则是分明可见的。这种词学理念，正是常州词派所一再致意的：“托志帷房，眷怀君国”，或“托志帷房，眷怀身世”。

这个线索的勾连，将启发我们思索沈祖棻与晚清常州词派的关系。可以想见：如果不是置身于常州词派的词学环境、如果不是置身于由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人建构的词学传统中，沈祖棻的词作创作，很有可能是另一种面相。而促使她与这个词学传统构成对话的，除了她的词学导师汪东、吴梅之外，刘永济也以创作的实绩来鼓励和提示她与传统的对话。在与刘永济唱和之后，沈祖棻循着这条路径，创作出了更有她个人风格的《浣溪沙》十首。

四、“游仙词”中的“风人”

在《涉江词·乙稿》的《齐天乐·鸦》、《鹊踏枝》四首词之后，仅隔十余首词作，是十首组词《浣溪沙》，这是沈祖棻在1942年创作的最重要的一组作品，也被认为是沈祖棻的代表作，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这组词的主旨由词序说明：

司马长卿有言：赋家之心，包括宇宙。然观所施设，放之则积微尘为大千，卷之则纳须弥于芥子。盖大言小言，亦各有攸当焉。余疴居拂郁，托意雕虫。每爱昔人游仙之诗，旨隐辞微，若显若晦，因效其体制，次近时闻见为令词十章。见智见仁，固将以俟高赏。

昔人游仙之诗，是指晋代何劭、郭璞所作的游仙诗，这些诗作语涉神仙，实际上却是“坎壈吟怀，非列仙之趣也”（钟嵘《诗品》序）。游仙诗构成中国诗歌的传统之一，沈祖棻序言中明谓“效其体制”，且言：“旨隐辞微，若显若晦”、“见智见仁，固将以俟高赏”，意味着她的游仙词也与郭璞等人的游仙诗一样，别有寄托，旨意深远。换句话说，她提醒读者不要仅仅从字面上来阅读这些作品，而应该越过字面的辞藻，结合词人“近时闻见”，来理解字面背后的深意。在“隐”、“微”之间，寻索作者的用心。录其一如下：

兰絮三生证果因，冥冥东海乍扬尘，龙鸾交扇拥天人。月里山河连夜缺，云中环佩几回闻，蓼香一掬伫千春。

这组词的深意由程千帆的笺注得以明了。程笺云：“此十首皆咏时事，序意已明。而比兴之辞，仍或有未易尽解者。”他详细解释了每一首词的比兴深意，就这一首而言，程笺曰：“此第一首，谓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正义战争终于爆发，希望长期抗战，终能转败为胜也。‘兰絮’句谓中日关系自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日益恶化，此次抗战自有其历史因果。‘东海’句谓日寇入侵。‘龙鸾’句谓全国一致拥护宣传坚决抗战到底之蒋介石也。‘月里’句谓日寇不断深入，‘云中’句谓反攻渺无消息。‘蓼香’句即前《临江仙》第四首之‘消尽蓼香留月小，苦辛相待千春’之意。”

叶嘉莹给予这组词以高度评价，她说：“沈先生用小令来写比兴之词，写得非常典雅，写得非常深隐，是难得的好词。不但在女子之作中是难得的好词，就是在男子之作中也是难得的好词。”叶先生虽如此推崇此词，却并未进一步追索这组词作如何能得以产生。世上无无根之木，回到晚清民国的词学世界，我们发现，沈祖棻的“游仙词”并不是独立的个案，在她未曾明言的背后，有另一组非常重要的游仙词。这便是晚清四大家之一的王鹏运所写《望江南》十五阕。无独有偶，在《望江南》十五阕的词前小序中，王鹏运也有一段表述云：

诗家小游仙，昔人拟之，九奏中新音，八珍中异味。词则不少概见。暇日冥想，率成十有五阕。东坡所谓“想当然”者。妄言妄听，无事周郎之顾误也。

录其一如下：

排云立，飞观耸神宵。双鹤每邀王母驭，六龙时见玉宸朝。阿阁凤凰巢。

“排云”，语出晋郭璞《游仙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单看字面意思，此词所写为对仙境的想象，但实则不然。在挪用海军军费修建的颐和园中，有殿名排云殿，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正是在排云殿受众人拜贺。了解了这一点，这首词的比兴深意便显露无疑。有评论者云：“作者此词，即以游仙之名，揭露慈禧于国难声中，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挪用海军经费，大兴土木，修造颐和园，纵情享乐，干政误国。”这种阐释是可以认同的。也正因为这讽刺无法直言，所以王鹏运才采用“游仙”的障眼法，并在词序中一再强调，这组词不过是“东坡所谓‘想当然’者。妄言妄听，无事周郎之顾误也”，以免招来杀身之祸。沈祖棻创作十首《浣溪沙》游仙词的时间，是1942年前后，她当时的处境，正如汪东在其词序中所言：“迨遭世板荡，奔窜殊域，骨肉凋谢之痛，思妇离别之感，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言之则触忌讳，茹之则有未甘，憔悴呻吟，唯取自喻，故其辞沉咽而多风。”正因为“言之则触忌讳”，所以沈祖棻也不得不采取游仙词的形式，深隐比兴，寄托其对现实政治的判断。沈词序中的“见智见仁”，未尝不可视为对王序“妄言妄听”的追摩。在具体的写作上，从以组词的形式、以游仙托喻国事的切入点、到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等方面，沈祖棻的这组《浣溪沙》，均可视为王鹏运《望江南》的后继之作。

沈祖棻对王鹏运、朱祖谋等人在“比兴”上的继承，可视为在形式技巧方面的遵循。但是对于王鹏运、朱祖谋等人，“比兴”并非仅仅是一种写词的技巧，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风骚精神”。这正如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出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形式”一方面是“狭义的技巧”，另一方面又“带有它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息，并区别于作品的表面或明显的内容”。对于“比兴”所携带的这种意识形态信息，沈祖棻心领神会。不久后她又创作《浣溪沙》三首，赓续前作。在追忆前作时她写道：“余往拈此调作游仙词十阕，事非一时，语皆有托。虽或乖列仙之趣，亦庶几风人之旨。”

“风人”的自我指称，颇值玩味。在古典诗歌的传统中，古时采诗官采诗以观民风，故称采诗者为风人，后亦用以称诗人。而在晚清的词学语境中，“风人”另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如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所言：“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郑文焯评姜夔词：“寄情遥远，所谓怨深文绮，弥得风人温厚之旨。”庄棫评谭献《复堂词》：“触物有怀，盖风人之旨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也数次提及“风人”。在常州词派的词学语境中，“风人”所指，已不仅是普通的诗人，而是儒家道德政治观念中，能以创作而承担政治道德使命的士人。在这个词学传统中，“风人”是与“比兴”、“温厚”、“怨深文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对词体的要求，对词作内容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创作主体的现实关怀与文字担当。在这个脉络上再来理解沈祖棻以“风人”自称，我们能感受到这背后所未曾明言然而却是丰富而复杂的传统词学精神。这种精神，与刘永济在其词集自序中所阐发是一致的：“人生有情不能无感……苟其情果真且深，其词果出肺腑之奥，又果真具有民胞物与之怀，而又若万不得已必吐之而后快之势，则虽一己通塞之言，游目骋怀之作，未尝不可以窥见其世之隆污，是在读者善逆其志而已。”这种坚持“美刺比兴”与“民胞物与”的观念，正是将文学与道德、政治相联系，将个体的历史意识与政治情怀、艺术创作相联系。这是构成沈祖棻与刘永济词学创作基石的观念，值得充分重视。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及的刘永济赠程、沈夫妇的《浣溪沙·读涉江词，赠千帆子苾伉俪》。词云：

鼙鼓声中喜遇君，硗硗头玉石巢孙，风流长忆涉江人。画殿虫蛇怀羽扇，琴台蔓草见罗裙，吟情应似锦江春。

“鼙鼓”指战鼓，1940年正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且沈祖棻《涉江词》中第一首词便有“鼓鼙声里思悠悠”（《浣溪沙》）之句。一语双关，用意极深。“硗硗”句，语出唐李贺《唐儿歌》：“头玉硗硗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硗硗，坚硬貌。头玉，指玉一般的头骨。李贺诗中，以“头玉硗硗”形容杜豳公的儿子有着隆起坚硬的头骨。程千帆叔祖父名程颂万，号石巢，著有《石巢诗集》存世。刘词绾合杜诗典故与家世背景，以代指年轻的程千帆。“涉江人”，指写作《涉江词》的沈祖棻。上阕写刘永济与程、沈二人的相识。下阕先写蜀地典故。

“画殿”句，语出杜甫《诸葛庙》：“虫蛇穿画壁，巫觋醉蛛丝。”“琴台”，指蜀地司马相如的弹琴处。结句归到对流亡蜀地的程、沈二人的期望：“锦江春”，语出杜甫《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这是杜甫的名作。此诗写于代宗广德二年（764）春，当时杜甫流寓四川成都，唐王朝正处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灾患重重的困境中。杜甫诗中的“西山寇盗”、“万方多难”均指吐蕃入侵下的国家危难。沈德潜推崇该诗为：“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唐诗别裁》卷十三）刘永济以这首风格鲜明的杜诗作为对程、沈二人的期许，正是着眼于杜诗中强烈的忧国情怀与忧患意识，这种精神的指向，与沈祖棻提及“风人”的精深旨归是一致的，也与常州词派所提倡的“眷怀君国”的思想指向是一致的。沈祖棻在后来的创作中，正是秉承了这一诗学传统，并将之在词中发挥，从而写下了大量与历史现实有关的词作。

在1940年以后，沈祖棻的词作风格开始明显有了一个新的转变，这便是壬午（1942年）三月所写的《浣溪沙》十首。这是《涉江词》中第一组全写政治的词作，且使用的手法，正是常州词派所极力推崇的比兴寄托之法。为什么沈祖棻会在离开南京五年后，忽然有这组重要的词作问世，又为何沈祖棻之后的创作，均以此为重要方向？尤其是在1945年后，如程千帆所云：“大抵作者东归后所为美人香草之词，皆寄托其对国族人民命运之关注。”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入探讨，而刘永济对沈祖棻的影响，当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环节之一。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朱佩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