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 散 木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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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周恩来秘书赵炜回忆：“1975年6月1日总理住院……开始时，总理还能批阅文件，看参考、报纸等。后来，由于病情的发展，逐渐改由邓大姐念文件，卫士和护士念报纸。大小消息都要念给他听，一点也不能马虎。”

这是说周恩来病中坚持看、“听”报纸，至于原因，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周恩来卫士、邓颖超警卫秘书高振普回忆说：“在他1976年1月8日去世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被病魔缠身，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但只要醒过来，就要报纸看。他当时生命已经垂危，为什么还那样坚持要报纸？我们把这个情况向邓大姐报告，于是大姐约张树迎和我，还有赵炜、张佐良作了分析……至今我们并没有找出合理的答案，这成了永远的悬念。”

周恩来的秘书和卫士们一直“没有找出合理的答案”，其实应该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去考察和理解，这样或许符合历史的情节，也符合当时周恩来的具体心境。

林彪事件对周恩来的震动

1971年的林彪事件，不仅给全党和全国带来了强烈的震动，也给周恩来带来了强烈的震动。这其中之一，就是林彪“晚节不保”的问题。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会见来华参观和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访问团。同日陪同出席的竺可桢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总理问任峻瑞（任之恭的女儿）最近出了两个大修正主义者是谁，任即答是林彪。总理还起来与任握手，并说明了林彪与苏联勾结存心卖国，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逃往蒙古，半途飞机失事摔死，苏联还拍了照片。总理说这是第一次公开宣布林彪叛国的罪恶。”

当时大家谈到了林彪，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周总理说到了去年9月12日并没有人赶他，可是他待不住了，坐了飞机往北跑，结果被摔死了。毛主席说：‘列宁空中一看说，你是一个叛徒，我们不要。’”

“毛主席说：‘列宁空中一看说，你是一个叛徒，我们不要。’”这是迄今未见有人引用过的毛泽东的一句话，其意思是说林彪是“叛徒”，也就是“晚节不保”了。这对周恩来刺激颇深。1971年9月17日，周恩来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查，其中就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的内容。

1972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共312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这次会议所开列的文件中，有毛泽东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当时是以此信表明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有问题。毛泽东曾明言他的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即赶走蒋介石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后者曾为党内许多人所反对或不解，毛泽东说：“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此时公布这封私信，意思是说林彪的问题是林彪的问题，“文革”的问题和林彪的问题不一样。

当时，周恩来也只能据此进行说明和诠释。他说：“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得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是形左实右，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

林彪是“叛徒”，“晚节不保”，这对周恩来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感受。不过，他又以为毛泽东的信可以说明林彪的问题是“极左”，这又与毛泽东的初衷不相吻合了，而周恩来晚年的不幸即由此而肇端。

晚年，周恩来心中一直装有一件事，这件事一直让他感到不安。

1972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在谈到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他作了自我解剖和批评。2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为此，中共中央还发出文件予以说明，并附上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高级干部。毛泽东当时还说：“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情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可是奇怪的是，会后并没有下发周恩来的报告，相反，江青在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了。

至于那个所谓“伍豪启事”的历史事件，其情由原本不是问题，可是此时却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按照某些人的思维逻辑，所谓晚节不保者，无论以民主革命时期“六次路线斗争”为例，抑或是以林彪事件之后大讲特讲的所谓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为例，可谓都不乏其人。其例子有陈独秀（“叛徒”“托派）、李立三、瞿秋白（特别是他，因为临死前的一篇《多余的话》，已被判定为“叛徒”）、王明（“叛徒”）、罗章龙、张国焘（名符其实的叛徒），以及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叛徒”）、林彪（叛徒）等。显然，有人之所以居心叵测地搅混原本不成问题的“伍豪启事”事件来兴风作浪，并非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而是别有用心。

对此，周恩来不是没有察觉。所谓“风起于青 之末”，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共和国最高层领袖之间在治国方略等问题上出现长期分歧和矛盾积累的一个结果，其中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因素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还包括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看似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其微妙之处却足以让人为之深思。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撰写的《评李秀成自述》。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把太平天国运动中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随即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戚本禹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然而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写了16个大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

1964年，戚本禹又发表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其中明确地提出了“叛徒”问题。

此后到了1965年六七月间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又说：瞿秋白也是“晚节不终”。此前他还说过：“以后宣传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而瞿的阶级出身与周恩来相似，周恩来在“文革”初的讲话中也只得强调：“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主要看你的表现，晚节。”“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像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

现在人们已知道，所谓叛徒问题实质上是“文革”发动的一个步骤。当时，毛泽东已对曾经有过被捕经历的刘少奇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不信任，而毛泽东又一向极其鄙夷和仇视革命队伍中的叛徒，视革命气节为革命者政治道德的底线。

1967年3月，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一个批示，其中明确提出了所谓“叛徒”问题。随即康生又在一次谈话中表扬红卫兵在运动中“挖出了许多叛徒和变节分子，作了许多贡献”。在他的煽动下，以“揪叛徒”闻名全国的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总部”下发了《对各“抓叛徒”战斗队的命令》。中共中央也相应作出了《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江青等人妄图利用伪造的“伍豪启事”陷害周恩来

不久，所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炮制出炉。继李秀成、瞿秋白被批判后，戚本禹又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这篇文章无异于宣布“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被正式和公开地批判，而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也因此被人诟病，并成为他的一项“罪状”。对此，毛泽东是这样认识的：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邓小平要批，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又据李先念回忆：“据我所知，毛主席一开始并不想打倒刘少奇，但是听了许多人揭发批判后，毛主席才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其中有个重要证据，就是薄一波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并被“永远开除出党”。

在党内有着长期领导经历的周恩来，特别是他曾经出生入死地活动在白区，有着极其丰富的对敌斗争的阅历，此时也不免受到一些人的戳戳点点。于是就在“文革”初期“揪叛徒”风潮出现了“大发现”之后，即继“六十一人案”及瞿秋白“叛徒”案、刘少奇“大叛徒”案等之后，先是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后来又有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从图书馆的报库以及档案馆中查检出了当年的一纸《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些人对中共的历史只是一知半解，只是出于赤诚的“革命”动机和警惕性而“发现”和“检举”的，但是在某些人（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知情者）看来，却可以作为“晚节”问题向周恩来示威、攻讦，如江青当时可谓如获至宝。

1967年夏初，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1932年2月上海《申报》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并获知“伍豪”即是当时周恩来的化名。5月12日，他们将报纸的抄件送达江青。江青收到材料后，未作任何调查，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18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天津学生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学生还“要求同我面谈”。

19日，周恩来致信江青，他说：“《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日，周恩来即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并为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称：“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而“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随即，周恩来还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成《大事记》，一并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据手迹，毛泽东在“存”字旁边重重地画了两道醒目的杠。

1967年底，又有一个北京的大学生发现了这则《启事》，出于“高度的政治觉悟”，写信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个批示比上述那个指示要明确多了，不过，这一批示只传达到了很小的范围。这对于非常重视自己晚节的周恩来来说，仍然是一块沉重的心病。

林彪事件后，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按照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这个会议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原拟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存档，然而会后这件事却又被搁置了下来。很明显，当时如果能将周恩来的这份报告列入档案，那么，白纸黑字，势必可以预防和制止别有用心的人去继续利用这个历史旧案去诽谤、中伤周恩来。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周恩来的这个希望落空了。

事实上，所谓“伍豪启事”事件的再起波澜，是对应于林彪事件后的国内形势的。当时，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批林”，无形中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主张批判极左思潮，并在各条战线纠正“文革”的错误；以江青一伙所代表的靠极左路线起家的“文革”新贵们则主张批判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继续维护“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此后，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审阅并同意的中联部和外交部的《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提出了异议，并随即提出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批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即“批林”究竟是“批左”还是“批右”等问题。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反映了上述争执，而王若水自己则同意周恩来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此时，毛泽东敏感地注意到党内外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否定“文革”的思潮倾向，他的忧虑日益加重。鉴于王若水的来信已将周恩来和江青等人的矛盾公开化，他也不得不表明态度。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在谈话中，他不容置疑地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呢”，“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于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批判极左思潮和试图纠“左”的努力付诸东流。随即，又一场政治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了。

毛泽东强调要抓“路线方向”，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对有人对“文革”提出质疑，更不用说是反对了。江青等人则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把矛头公然指向周恩来，而此时的周恩来可谓身心疲惫，受尽煎熬。

此时，由于“伍豪启事”事件的一次又一次被人提起，沉疴在身的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最后时刻的来临，要保持晚节。

最后的斗争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1974年初，周恩来因劳累过度，病情加重。是年3月11日到15日，周恩来在3 5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后确诊为癌症复发。此后，不时进行治疗，并吸氧。

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3 5医院。此后，其活动都主要在医院内进行。

8月上旬，周恩来尿血增加，病情反复，经诊断为癌症转移，后经与医疗组商定及中央政治局同意，实施局部切除手术。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及治疗方案，说“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翌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做第二次大手术，术后病情趋于平稳。养病时，他得知毛泽东在武汉被确诊患白内障，还托人将其一副花镜送毛泽东试戴。在最后的日子里，周恩来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记录。

飞赴长沙，围绕四届人大的召开，毅然与 “四人帮”展开角逐和斗争

1974年10月，周恩来手术后会客次数增多，谈话时间也较长，批阅文件也增多了。为此，医疗组向政治局负责其医疗工作的4人，即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写报告，建议减少送阅文件、会客次数，缩短谈话时间。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如在12月召开人大，自己“定能吃得消”，“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对此，毛泽东批示：“同意。”

围绕四届人大的组阁，“四人帮”有所图谋。12月23日，周恩来不计身体状况，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的情况，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此行之前已被发现便中有潜血，需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但他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只好再三叮嘱随同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嘱咐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返回。周恩来在长沙与毛泽东多次长谈，时间最长的是26日的那一次。26日午夜时分，毛泽东处打来电话，请周恩来过去谈工作。这天夜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

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带病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了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12位副总理的分工，其中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会上，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忍辱负重，郑重告别

1975年5月3日，周恩来带病赴中南海出席由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同时又提出历史上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还指着周恩来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7日，周恩来前往北京医院看望谭震林、汪东兴，并接见了原身边的医务人员。谈话中，在提及自己的病情时，他说：“我估计还有半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代”。

5月15日，就此前召开的毛泽东非常重视的政治局会议及发表的重要讲话的讨论和传达迟缓，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表示“责任完全在我”。随即，“反经验主义”的歪风开始猖獗。

6月9日，周恩来抱病到八宝山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他对贺龙的子女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随即，全场一片啜泣声。这也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

6月15日，周恩来从西花厅返回医院，从此告别了西花厅。在离别之际，他站在等候的汽车旁，伫立良久。

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

1975年6月，周恩来在贺龙逝世6周年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致悼词

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信中写道：“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这应该是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了。同时，周恩来又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其中写道：“玉凤同志，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是夜，周恩来又做了手术。

频繁的手术和最后的政治表白

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在与医生的谈话中判断自己的病情已无法治疗，在医院已失去意义，希望回到西花厅，因为“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当去照护他们”。

9月20日，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接受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显然，他非常清楚这次手术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在1972年6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的时间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即“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这是周恩来所作的最后的一次签字。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又竭力大声地说了一句长久埋藏在心里的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十分明白这句话含意的邓颖超随即要求汪东兴将此报告给毛泽东。然而也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了。术后，周恩来病情迅速恶化，其免疫力也严重下降，不得不取消了所有接待和日常几分钟的散步活动。10月24日，周恩来再次接受了手术治疗。

据有关人士的回忆，在病痛最厉害时，周恩来曾与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一块低声吟唱《国际歌》。在病危和弥留之际，周恩来还曾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另据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叶剑英曾召唤工作人员，并严肃地吩咐他们：“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当时，叶剑英由于身负重责，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只好让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守候，以保证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人守在周恩来身边，并随时准备用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在最后的几天中，他闭紧双唇，直到停止呼吸。

最后的手术和留言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生为周恩来进行了最后一次治疗手术。7日，由于病情持续恶化，周恩来的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当时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这天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了守在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据称，这是周恩来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