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胡愈之

■韦 东

胡愈之，原名学愚，字子如，1896生，浙江上虞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关于胡愈之的生平和评价，大而化之，依据中共党史和民盟盟史，似乎谁都能对他说上几句；但谈到细处，人们则往往语焉不详。为此，本文参阅有关资料，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读者展示一幅关于胡愈之的鲜活而生动的人生画卷。

一番高见，修改毛泽东的“时间表”

关于人民解放战争进程的时间估计，毛泽东提出时间表与修改时间表，都在1948年。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还预计“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到了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就更改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事实上，毛泽东对战局的新判断还与胡愈之的预见有关。

1948年夏，胡愈之秘密乘船从香港到达大连，与大连的中共负责人李一氓倾谈。胡愈之说：“夺取全国胜利，我想用不了毛泽东同志说的五年。”他进而分析说：“除了军事形势之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了，经济也崩溃，因而人心也崩溃了。如今国统区无论哪个阶层，都希望解放军胜利，希望蒋介石垮台。老百姓已经等不及了。”

李一氓被胡愈之说服，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见解，对中共中央决策极有参考价值，当即报告给旅大区党委，并决定专门组织一次交通护送胡愈之到西柏坡，将这个见解报告毛泽东。

不久，胡愈之到达河北平山县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驻地李家庄。11月，新华社的社论就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间表修改了。其意义在为中共中央及早作出战略性调整，以及及早思考和制定诸如城市接管建政、农村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社会救济等一系列政策，在时间上争取了主动。

李一氓判断，“显然毛泽东吸收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双方的态势，作了更准确的分析，把胜利时间缩短了一年”。

1986年，曾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在《高明的预见》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此事，认为1948年对于革命进程的准确判断，是胡愈之平生最大的贡献。

两篇著述，开启早期报告文学的先河

胡愈之一生著述颇丰，而在政治和学术领域兼有重大影响的，当数他的两篇著述：《五卅事件纪实》和《莫斯科印象记》。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针对日本资本家惨杀领导中国工人罢工的顾正红的罪行，胡愈之于6月30日组织出版了《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其中载有他目睹五卅运动斗争史实著述的6万余字的《五卅事件纪实》。

1930年，胡愈之结束以驻欧洲特约记者身份在法国三年的考察学习，归国时途经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参观访问，回到上海便写了《莫斯科印象记》，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方面的情况和成就，在《社会与教育》杂志上连载，后由新生命书店出版，一年内连印5版。

这两本著述，在政治上的影响，是为广大追求进步的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人们心灵深处播下向往社会主义的种子。在学术上的影响，是以此奠定胡愈之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开拓者地位。鲁迅曾评价说：“这一年遇到两本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三书编印，出版总署署长当之无愧

新中国成立之初，胡愈之出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后来的实践证明了中共中央的确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说到胡愈之的出版业绩，有三部书必须提及。

一是《西行漫记》。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采访陕北延安后著述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斯诺在上海收到样书后便借给胡愈之阅读。胡愈之当即以“复社”名义组织起11位译者（包括自己）分头将英文版译成中文版。为便于发行，还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从当年12月翻译到1938年1月即出书，半年内就重版五次，印数达8万余册，翻印更数不胜数，使这本向人们真实、客观介绍红军和共产党情况的译作，成为抗战时期在国统区、香港及南洋的畅销书。1939年4月，胡愈之又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斯诺前妻尼姆·韦尔斯采访陕甘宁根据地之后著述的《续西行漫记》，同样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

二是《鲁迅全集》。1938年，胡愈之联络鲁迅夫人许广平，结集出版20卷600万字的《鲁迅全集》。为筹集出版启动资金，他还请蔡元培题写书名，同时组织陶行知、周恩来、巴金等知名人士四处推介，使全集付印前就实现认购百余部、预收款4万余元。仅4个月，《鲁迅全集》得以顺利出版。

三是“知识丛书”。1961年，胡愈之约请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文化部出版局的王益、人民出版社的王子野、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中华书局的金灿然等七八人聚会于四川饭店，商议出版一套旨在提高一般干部知识水平的读物，他的设想是几个出版社按照出版的分工合作原则出版一套类似“百科全书”的丛书。大家对他的建议几乎没有异议。至“文化大革命”前，共出版“知识丛书”30多种，其中有王力的《诗词格律》、金开诚的《诗经》、杨伯峻的《文言文法》、沈起炜的《文天祥》、李俨的《中国古代数学简史》、林森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华罗庚的《运筹学》等。

四报刊主（总）编，展示办报（刊）行家的风采

胡愈之一生与新闻出版结缘，在“新中国60年杰出出版家名单”22人当中榜上有名。在他经办的诸多报刊中，必须提及的至少有四个。

《东方杂志》主编。1932年，胡愈之受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之托，承包复刊的《东方杂志》 （创刊于1904年） 并出任主编。他除经常撰文共发表160多篇著译文章之外，还约请进步作家写稿，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国。值得一提的是，还发生了他因“编梦”而过早结束承包合同的事件：1933年元旦，胡愈之发起“让我们大家来一回梦”的征文，以83页的篇幅刊出“新年的梦想”作者142人所做的250个梦。用没参加征文的鲁迅的话评述，是“把对现实的不满，对当局的诅咒，通过‘梦话’说出来”。

《世界知识》主编。1934年9月，胡愈之联络一批文化界名人，在上海创办《世界知识》半月刊，他出任主编。他的刊物保持图文并茂传统，刊登内容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学术等各个门类，深受读者欢迎，由此还催生了读书会、讲习班的兴起。抗战胜利后还发展成为独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

《南洋商报》主编。1941年元旦，胡愈之受周恩来委派，赴新加坡协助爱国侨领陈嘉庚经办改组过的《南洋商报》，出任主编。他与副刊主笔郁达夫联手大力改革版面，在编发新闻的同时，配上照片、资料、漫画，及时、形象、全面地报道中国、南洋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他除每天一篇社论分析时事外，还号召华侨以祖国利益为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爱国华侨的抗日斗志。后又主办《南侨日报》 《新妇女》等。

《光明日报》总编。1949年初，胡愈之根据民盟总部指示，以北平文化管委会名义接管《世界日报》，并改版为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出任总编。在6月16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他写的《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报社受民盟总部和国家出版总署双重领导。1953年，《光明日报》改为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合办。胡愈之把报纸办成知识界言论的论坛，进行思想学术交流和开展对知识分子教育的阵地，报道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各条战线成就和动态的窗口。

五件实事，传承新文化的旗手

胡愈之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是中国出版界少有的全才。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传承新文化，总是力求把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其中有五件实事必须提及。

倡导推广世界语。1913年，求知欲特强的胡愈之就自学世界语（也学日语、英语）。他认为世界语是一门国际辅助语言，有国际普通话之称，因而乐此不疲地在中国推广。1915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世界与世界文化》一文，成为“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人。1919年发起创立上海世界语学会，1922年创办世界语刊物《绿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任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书记，1950年创办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1951年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1982年联络巴金等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世界语之友会”。鉴于他的贡献，1984年在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胡愈之被授予最高荣誉称号“名誉监事”。

开办生活书店。1932年7月，胡愈之在香港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后在此基础上开办生活书店，任编审委员会主席。次年7月，在邹韬奋被迫出国后接替全部工作。为推动书店发展，他提出“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的管理模式，制订出版计划，并在大后方和海外设立分支店50多个，邮购订户超万户。短短几年，生活书店就出版了《文学》 《译文》《世界知识》等多种大型刊物。1948年胡愈之又把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并成立“三联书店”。

参与组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7年7月，胡愈之根据周恩来指示，联合夏衍等人在上海筹建新闻工作者进步团体。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正式成立。他以此为平台广泛团结和联系《新华日报》 《大公报》以及《中央日报》 《扫荡报》的进步记者，大力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为此，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青记”成立日被定为中国记者节。

反对滥禁书刊。1952年，胡愈之运用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权责，反对社会滥禁书刊之风，为《新逻辑学》 《红楼梦研究》 《鲁滨逊漂流记》 《田径训练图解》等一批图书解禁。

倡导书写改革。1955年元旦，胡愈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文字横排横写是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一文，详细论述其好处：科学，合乎人的生理要求，节约纸张，便于标题、插图、表格、算式等排版。

双重党籍，成就党盟合作的传奇人生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在民主党派工作的中共党员名单，这时人们才知道胡愈之早在1933年9月就成为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的特别党员。而之前，人们认识的胡愈之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

1933年初，以牧师职业为掩护、担任左翼社会科学联合会书记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与胡愈之取得联系。由于胡愈之同社会各界联系广泛，如通过邹韬奋及其职教社，易了解民族资产阶级的动向；通过跟国民党高官孙科相识的张志，易了解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情报；通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法学界人士，易了解国民党司法界的信息；通过其弟胡仲持在《申报》编辑部工作，易了解各种新闻，比较适宜做统一战线工作。经几次交谈，张庆孚了解到胡愈之对共产党的认识和忠诚以及迫切入党的愿望后，于9月秘密吸收胡愈之为中共特别党员，归中央特科领导，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活动，也不参加群众性革命团体，只与中央特科单线联系，以民主人士身份从事社会活动。

因此，胡愈之1935年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1936年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汇报，1938年在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1940年赴南洋协助爱国侨领陈嘉庚办报办刊，1941年在陈嘉庚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任职，1948年到解放区直接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洋、港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情况以及参与筹备新政协等活动，都是接受中央特科派遣以及由潘汉年、周恩来等面授机宜去执行任务的。

胡愈之民盟盟员身份的来历：1941年3月，由“三党三派”组建的民盟成立，其中有救国会。胡愈之是根据团体会员制跟随救国会加入民盟的。他于1947年9月任民盟马来西亚支部主任委员，1949年12月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委，1953年5月任民盟中央秘书长，1979年任民盟中央副主席，1985年当选为民盟中央代主席。

胡愈之借助双重党籍，以及利用本身社会任职，使民盟与中共能较好地通过在组织上的彼此承认、在政治上的彼此影响、在活动上的彼此支持，为民盟实现由国民党统治时的反对党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党的转变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