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瑛人生中的红色前半程

■钱 江

山东黄县是故乡

1927年11月3日，鲁瑛出生在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中村镇王格庄一户普通的刘姓人家，父亲刘再田，母亲刘兰凤。鲁瑛本名刘殿松。

王格庄有300多户人家，村里有一座大庙，旁边有一所小学校，包括初小和高小。刘殿松5岁那年到村里的私塾念书，一年后上了村里的新式小学。王格庄的小学环境不错，有操场，附近还有一个池塘。由于是新式学校，学生到校要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歌，这使孙中山成为幼小的刘殿松最早知晓的村子以外的知名人士。

刘殿松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刘再田远在哈尔滨谋生。刘再田是早年闯关东的鞋匠，到了哈尔滨还是干鞋匠，开了一个来料加工的皮鞋小作坊，渐渐地发展起家业，生活一点点宽裕起来。在9岁左右，刘殿松随母亲从黄县老家到哈尔滨和父亲团聚，并在哈尔滨上了两年学。

刘殿松在哈尔滨只生活了两年多，父亲就患脑膜炎去世了。母亲带着父亲的灵柩，拉着儿子回到了黄县老家。这是1940年前后的事，刘殿松当时只有十一二岁。这时，他的家乡王格庄已经成为八路军控制的游击区，或者叫根据地的边缘区。

父亲去世，家境一下子就差了。这时，刘殿松小学毕业。王格庄有一位读过书的人，人称“大嘴先生”，算是村里有学问的人。他知道刘殿松学习成绩不错，就对刘殿松的母亲说，你儿子看来有出息，你再苦也要供这个孩子上中学。

母亲接受了这番话，尽力支持他继续上学。小学毕业以后，刘殿松考上了当地著名的龙口中学。龙口中学是当地较早兴办的一所新式中学，录取相当严格，能考进这所中学，说明刘殿松的成绩在当地高于一般人。

当时的龙口是敌占区，主要由伪军控制。刘殿松上中学的时候，思想已经倾向进步，痛恨日本侵略中国。八路军经常派人悄悄进入龙口中学，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刘殿松很快就和八路军城工部的人员熟悉起来。不仅如此，八路军城工部的人还常常到刘殿松家来。只要回家，刘殿松总会积极向八路军通报龙口的情况，还一起研究下一步如何搜集日军的情报。

龙口中学的男生很喜欢打篮球，刘殿松身材高挑儿，篮球打得很出色。有一群“二鬼子（伪军）”也喜欢打篮球，经常到龙口中学和学生打比赛，一场比赛之后常常约定下一场比赛。有时，“二鬼子”对学生说：“下周来不了了。”问为什么，“二鬼子”就说：“要进山去了。”这就是说他们要进山“扫荡”八路军去了。刘殿松一知道这个情况，就写成一张字条，塞进自行车车把里，送到指定的交通站。这个情报很快就送到八路军城工部。

刘殿松在龙口中学上了两年半初中，不想继续念书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的思想日渐倾向进步，要反抗日本侵略。他的家乡王格庄是日伪军和抗日军队反复争夺的地方，民兵抗日武装和游击队的活动很频繁。刘殿松想离开日军统治下的龙口，到农村去，找机会参加八路军。第二点，他觉得自己渐渐长大了，是个男子汉了，不应该让妈妈在家里那么辛苦劳作供自己上学，应该自食其力了。

投身革命当教师

正在这时，刘殿松听说抗日边区政府办的黄（县）招（远）师范学校成立了，正在招生。他立即离开龙口，赶往栖霞县向学校报名。这所学校是培养青年抗日干部的速成学校，刘殿松于1943年7月到校，报到之日被确定为他参加革命的日子。

刘殿松到黄招师范没多久，学校还没有开学，日军就进行“扫荡”了。学生们纷纷进山躲避，刘殿松一度跳进一口枯井躲藏起来。等日军“扫荡”过去，他又回到学校。

由于日军“扫荡”的兵力多，八路军部队向山区退去，黄招师范一时办不下去了。边区政府黄县第八区的教育助理找到刘殿松，给他安排工作，让他到“边缘区”去教书。

遵照上级指示，刘殿松来到离家乡不远处的黄县龙化村小学教书。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同学兼好友刘振渊。在这所小学，刘振渊教数学、物理、化学，刘殿松教语文、历史、地理。以他在龙口中学的学习底子，教乡村小学绰绰有余。“文革”期间，鲁瑛跌入悲剧谷底，一时许多批判文章说他是“白字先生”，将“墨西哥”读成“黑西哥”。

刘殿松还有一个好朋友曲道原，这时也离开龙口中学，回到自己的家乡黄县曲家村教书。

龙化村是典型的游击区，有两面政权，刘殿松手里的教材也有两种，一种是日军发来的，还有一种是抗日政府编的。刘殿松日常教书采用抗日课本，师生们把侵略者发的教材放在庙堂佛像的屁股底下，在课堂上使用抗日课本。村外大路上有儿童团站岗，只要远远地看见日军出动了就马上通知。待到日军闯到教室外边，师生们手里早就拿着日本人编的课本了。等日军一走，师生们拿出抗日教材接着上课。

在龙化村高小教了一阵子书，会画漫画的曲道原来找刘殿松和刘振渊，邀请他俩也去曲家村教书。这三个小伙子志同道合，就合到一起去了。

他们教书之余还经常商量今后怎么办，答案是赶紧找机会当八路军去。那时，他们已经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满怀报国情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胶东农村成了解放区，刘殿松等几个年轻人想当八路军的念头更强烈了。

更名换姓离家乡

抗战胜利后，原八路军山东军区于1945年底在临沂创办了一所军政干部学校——山东大学，给黄县下达了招生指标。

刘殿松和刘振渊、曲道原听说山东大学招生的消息，一起报名，并被录取了。

在离开家乡前夜，三个小伙子聚到一起商量，要离开老家干革命去了，得改一个名字，免得牵累了家里人。这事在曲道原家商定，就由他主持。他说，我们都是山东人，以后我们就都姓鲁吧。

这一点大家都同意。接着，曲道原用三个纸条写下三个名字：“鲁瑛、鲁珉、鲁琦”。他宣布抓阄，抓着什么是什么，不许改。这姓氏后面的三个字，都是古代对玉的称呼，或者叫“不同品种或品质的玉”。接着，三个人抓阄。

刘殿松抓到了“鲁瑛”，刘振渊抓到了“鲁珉”，曲道原抓到了“鲁琦”。

刘殿松感到不满意，觉得这个名字像是女人的名字。但事先约定和曲道原的坚持又使刘殿松认账了。从此，他使用了“鲁瑛”这个名字，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临到要走了，谁知鲁琦的妈妈死活不让孩子走。这时的鲁琦已经结婚了，新婚妻子也不想让他走。结果到了出发的日子，鲁琦没有走成。

鲁瑛也差点儿没走成，因为妈妈也不让走，干脆把他锁在屋里。鲁瑛趁妈妈下地干活的时候，跳窗户出来和鲁珉会合，一起上路了。

山东大学在胶东招收了200多名年轻人，他们从胶东各县集中到莱阳区党委所在地，编成一个大队。来自威海中学的王海被任命为大队长，鲁瑛被任命为副大队长。这位王海，在朝鲜战争中是志愿军空中英雄，后来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山东大学胶东学员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在向临沂行军的路上，王海通常负责打前站，后勤事务主要由鲁瑛来负责。

一路走得很艰苦，这群胶东青年冒着严寒越过了胶济路，经过莱西、平度、诸城、莒县等地，于12月初来到临沂城东关的经文书院，这就是山东大学所在地了。

在山东大学学新闻

这时，临沂从日伪军手中解放仅几个月，学校处于初创阶段，校长由老资格的教育家李澄之担任，彭康任副校长，姚耐任教务长，教授有薛暮桥、孙定国、陈沂、匡亚明等。

学员们一边整修校舍一边学习。开学的时候，鲁瑛被编在四班，班主任王德方，副主任胡俊，王海当上了班长。

这个班曾在一座庙里学习。学校给每人发了一个小板凳，老师在土台子上讲课，学生在台下坐成一片听讲。鲁瑛记得，薛暮桥前来讲授经济课，很有水平。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解放战争开始了。山东大学撤到了蒙阴县境内。这时，山东大学部分学员被调往东北航校，成为解放军中首批飞行学员，王海和鲁珉都被选上走了。鲁瑛因患严重的疥疮，走路都困难，没有当上飞行员。

撤到蒙阴的山东大学分了系，鲁瑛被分到新闻班，有五六十个同学。同班同学有向村和方徨，一男一女，都是从新四军来的，那时对鲁瑛的印象都很好，觉得他为人谦和。

在山东大学新闻系学习一年后，学员们毕业了。鲁瑛被分到《渤海日报》，这天是1947年7月7日。他来到报社驻地惠民县，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也在这一年，鲁瑛入了党。

在《渤海日报》，鲁瑛主要当编辑，也当过外勤记者，大都在鲁西北地区活动。鲁瑛很快爱上了新闻工作，写的稿子不断发表在《渤海日报》上。渤海日报社同时还是新华社渤海支社，鲁瑛担任过新华社渤海支社组长。

同班同学向村也分到了《渤海日报》。他回忆说，报社和渤海区党委常常同驻一个村，当时王力是渤海区党委宣传部负责人，他和鲁瑛都喜欢在晚饭后一起打篮球。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鲁瑛随军进入济南。

根据形势变化，山东各解放区的区党委机关报纷纷取消，集中力量办《大众日报》，还有一部分新闻干部集中整训，准备南下接收新解放区。鲁瑛所在的“整训队”有三四十人，住在四马路。他们这支队伍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准备配合解放台湾，到台湾去办报。

《大众日报》的活跃记者

要跨海解放台湾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这支小队伍的整训时间比较长。到了1949年9月，鲁瑛被抽调到《大众日报》。在鲁瑛回忆中，整个《渤海日报》中调往《大众日报》的只有他一个人。鲁瑛来到《大众日报》，马上投入了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报道。

当时，鲁瑛在农村组，组长张明。鲁瑛到《大众日报》当编辑，后来担任记者组组长。新中国成立之初，鲁瑛采访活动频繁，写稿较多，很快成为《大众日报》比较知名的记者之一。

调到《大众日报》后，爱好体育的鲁瑛经常打排球，在球场上认识了一位活泼姑娘张文卿。她是青岛人，新中国成立后到济南，在省土改委员会工作，1951年调到省合作总社。张文卿在省土改委研究室当编辑的时候，收集和编辑有关土改和互助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汇编成资料供领导参阅。她发现一起打排球的鲁瑛是《大众日报》的编辑，就向他请教，两人很快熟悉并交往起来。1952年春，鲁瑛和张文卿在济南结婚。

1952年冬，《大众日报》党委书记通知鲁瑛，已经接到调令，要他马上去上海《解放日报》工作。《解放日报》是中共华东局机关报，华东局下辖六个省市，当时调六个省市的党报中熟悉农村工作的编辑、记者去上海，加强《解放日报》对华东农村的报道。《解放日报》要调鲁瑛，和当时鲁瑛采写了大量新闻报道是有关系的。

鲁瑛和妻子张文卿一起坐火车来到了上海。《解放日报》党组织负责人姚天珍接待了他。他告诉鲁瑛，《解放日报》打算在华东六省市建立驻省记者，将任命鲁瑛为驻山东记者。张文卿则进了读者来信组，组长是骆进。鲁瑛、张文卿的孩子都在上海出生。

在《解放日报》的岁月

上海的干部有很多来自山东，解放初期的《解放日报》对山东报道十分重视，鲁瑛往返于上海、济南之间十分频繁，他动笔采写的通讯和消息也不少。他从山东回上海的时候，有时会带上几只德州烧鸡，馈送上海的同事。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礼物了。

鲁瑛刚到上海的时候，张春桥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因为跑山东比较多，那时鲁瑛和张春桥没有直接接触。自然，鲁瑛认识张春桥，而张于1955年调离《解放日报》时，不一定知道鲁瑛是谁。

1954年《解放日报》成立了消息组，姚天珍任组长，鲁瑛任副组长。1960年，《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合并，姚天珍任总编辑办公室主任，鲁瑛任副主任。

进入20世纪60年代，遭逢“三年困难”时期，报社要求大家努力提高办报质量。鲁瑛向报社领导提出一条建议，组织征文活动，引导舆论克服困难。《解放日报》编委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即确定由鲁瑛负责这次以“我和祖国”为题的征文。这次征文来稿万余篇，颇有声势，后来还编成同名图书出版。

大约在这时，鲁瑛担任了《解放日报》华东新闻部组长，并任报社党委委员、报社编委会委员。

1963年，姚文元调到《解放日报》文艺部。这个人性格特别，很少和别人搭话，总是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埋头编稿或写作，报社的许多人都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鲁瑛倒是和姚文元相识了，但很少对话。

1965年，根据华东局的指示，《解放日报》组织力量采写山东黄县大吕家公社下丁家大队发展农业生产的事迹。黄县是鲁瑛的家乡，报社委派鲁瑛带领华东新闻部记者方远、评论员周瑞金和摄影记者赵立群，加上《大众日报》记者李彦臻，联合采访后写成长篇通讯《下丁家人创业之路》，配发评论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采写这篇通讯，鲁瑛主要是带队，出点子，审阅初稿，不再是主要执笔者。

突然受命去北京

1966年6月初的一天，可能是6月2日，最晚是3日，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社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的鲁瑛接到电话，说总编辑、党委书记马达找他谈话。

鲁瑛马上来到总编辑办公室。马达很郑重地对鲁瑛说：根据市委的决定，借调你和邵以华到北京《人民日报》去工作，因为那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搞“文化大革命”，有很多干部跟不上形势，不能工作了。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很需要人，中央就要我们上海支持，调干部参加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市委决定调你和邵以华两人马上就去。从目前来说还是借调，你们到北京去，家属不去，孩子也不去。至于以后怎么办，看情况再说。

这时，鲁瑛还主管着报社的华东新闻部，工作压力不轻。他回忆说：“我看马达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是非常肯定的，表明这是上级的决定，丝毫没有征求意见的意思。我就当场表示，接受组织安排。”

马达马上吩咐说，你们明天就走，只带组织关系。马达找鲁瑛是单独谈话，随后还和邵以华谈话，估计是同样内容。

当时，北京发生了什么，鲁瑛并不知情，他当时比较关注的还是上海和华东地区的事态。不过，他已经认真阅读了《人民日报》6月1日的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感觉这篇社论“来头”很大（但不知道这是陈伯达改定的标题和文章）。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此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半年以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动荡，他感觉这次运动的规模将是巨大的。

事后鲁瑛得知，就在5月31日晚上，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社，夺了总编辑吴冷西的权。工作组由陈伯达挂帅，主要助手是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工作组成员还有钱抵千（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尚力科（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杨丁（红旗杂志社）。另从上海抽调两人，名单尚未确定。

空缺的两人从上海解放日报社抽调，此事由中央通知上海市委。后来，鲁瑛听代理《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唐平铸说，中央原先要调的是《解放日报》总编辑马达。但这时上海局势已不太稳定，马达又是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特别倚重的“笔杆子”，陈丕显不同意放他走。马达也不想到北京去，因为首都风云已经变幻莫测。于是在第二选择中选上了鲁瑛和邵以华。

初到人民日报社的鲁瑛

和马达分别谈话后，鲁瑛和邵以华马上到上海市委组织部转党组织关系。第二天两人乘火车前往北京，由人民日报社派人将他们接到王府井大街上的人民日报社招待所。

《解放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在5月31日晚上也跟随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并很快在中央工作组中主持日常工作。唐平铸单独找鲁瑛谈话，表示欢迎他来人民日报社。唐平铸对鲁瑛说，你写的东西不错，以前写的山东下丁家大队的典型报道我认真地读过。我们已经研究了你的工作，还根据你在解放日报社的工作情况，安排你主管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工作。将安排邵以华负责行政后勤工作。

当天，鲁瑛和邵以华在人民日报社招待所同住一屋。第二天，他们前往中组部转了组织关系，但是两人的工资关系还在上海解放日报社。鲁瑛的妻子张文卿每月向北京给他汇出生活费。

当时，鲁瑛是行政15级工资，每月120元，妻子工资不高，加上在老家还有一些负担，全家人花销相当紧张。鲁瑛来北京的时候没带多少像样的衣服，以至于接待了几次外宾以后，外交部礼宾司官员提意见说，人民日报社的鲁瑛穿得太差了。当时鲁瑛确实没有什么好衣服。

到北京后不久，“检阅红卫兵”的大潮涌来，鲁瑛负责组织记者们采访。8月的一天，他也穿上绿军装上了天安门，就站在距离毛泽东不远的地方。

那天，有一阵子毛泽东和焦裕禄的女儿在一起，毛泽东还看到了鲁瑛，觉得不熟悉，就问道：“你是哪里的？”

鲁瑛回答说：“我是《人民日报》的。”

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

鲁瑛回答：“我叫鲁瑛。”

毛泽东就说：“哦，我不认得。”

这就是鲁瑛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没有想到风云变幻，唐平铸的地位很快不稳，没过多久被揪了出来，靠边站接受审查。原先中央工作组的成员中，来自军报的纷纷离开，鲁瑛在人民日报社事务中逐渐负责更多的工作。他和政治局中分管报纸宣传的姚文元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了。

到北京以后，鲁瑛很想回上海工作，但几次想提出来，都因当时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打消了念头，直到最后也没有回到上海。他的后半段人生悲剧，从此拉开了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