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几起不同寻常的高层访问

李景贤

2012年2月13日至17日，中国国家副主席***同志访问了美国。外媒将这次访问称作 “两国最高领导人换届前之旅” “面向中美关系未来之旅”。美国官方和媒体对此访高度重视。从礼仪安排、晤谈内容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看，对这次访问，用 “不同寻常”四个字来形容，并不算过分。在我记忆中，还有多起高层访问也不同寻常，便在自己的资料库中寻找其不同寻常之处，现摘录几段于后。

“万人空巷迎伏老”

1957年四五月份，伏罗希洛夫应毛泽东主席邀请，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身份，对我国进行了长达25天的国事访问。此访是时隔七年多之后，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访苏的回访。伏罗希洛夫比列宁、斯大林分别小11岁、2岁，比毛主席大12岁，是位老布尔什维克，毛主席和我国其他领导人亲切称他为“伏老”。

4月15日，伏罗希洛夫在毛主席陪同下，从北京南苑机场乘车进入城区后，改乘敞篷车前往中南海，沿途受到了几十万人的夹道欢迎。我们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100多名同学的队伍，被安排在北京饭店前面。当毛主席陪同伏老乘坐敞篷车经过时，我们这帮学生看得真真切切，一个个把兴奋、自豪写在脸上，因为这种特大场面，一生或许只能荣幸地碰到一回！大家使劲地挥动五颜六色的彩纸花束，忘情地高喊：“毛主席万岁！”“伏罗希洛夫主席万岁！”第二天一早我们听说，车队从东向西一驶入天安门广场，数万名欢迎群众就冲破警戒线，一下子蜂拥而上，不停地高喊两个“万岁”，车队只好停了下来，久久动弹不得。面对这种突发场面，伏老既兴奋，又不解。毛主席看到他焦虑的样子，便宽慰道：“群众看够了，自然就会散去。”过了一会儿，伏老又不安地问：“怎么能喊我万岁呢？”毛主席淡淡地答道：“既喊之，则听之。”因这次失控事件，北京市委、市政府受到了严厉批评，直接负责接待工作的市外办负责人柴泽民，还写了书面检讨，引以为戒。

伏罗希洛夫及儿子、儿媳被安排住在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轮流陪餐。除欢迎、欢送宴会外，毛主席还专门为伏老举行了家宴，我国党政主要领导人悉数在场作陪。伏老在北京参观访问时，毛主席多次亲自陪同。他还访问了华东、华中、华南、东北的六座城市。每到一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等主要领导人，分别先期到达那里迎接，并全程陪同访问。每地都安排数十万人夹道欢迎，报纸上常见“万人空巷迎伏老”之类大标题。对伏老这次所受到的礼遇，有人用“空前绝后，匪夷所思”八个字来形容。难怪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忆及此事时，酸溜溜地说，他这个第一书记曾多次到过中国，但所受到的礼遇，远远不如伏罗希洛夫这个“空头元首”。

其实，赫鲁晓夫这番牢骚言不及义，他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曾三次到过北京，但从来没有对我国进行过正式访问，自然也就不可能受到国家元首应该得到的那种礼遇。不过，也有例外。有一次，毛泽东出于某种特殊政治需要，突然提出，要给秘密来华的这位苏共最高领导人，安排一个极为盛大的欢送仪式，“头脑简单”的赫鲁晓夫不假思索便同意了，多日过后，才惊呼“上了毛泽东的当”。

陪同访问的苏联副外长费德林曾特意向我方正式打招呼，说伏罗希洛夫此次访华，只是礼节性访问，未被授权谈什么实质性问题。尽管如此，毛主席还是同伏老进行了多次长谈、深谈。他当时正在酝酿“退居二线”（即不当国家主席），连这样一种尚未向党内最高层透露的意向，也对这位苏联国家元首讲了。伏罗希洛夫当时虽无实权，又未被授权谈实质性问题，但还是同毛主席谈了不少事情，而且谈得也相当深。

伏罗希洛夫得知毛主席是个“老烟民”，并习惯在夜里工作后，便在一次闲谈中劝他少抽烟，少熬夜，并说：“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山，你就向它告别。此后就啥事不干，好好歇着。”毛主席听后笑着说：伏老所言极是，我们是要按照地球转动的规律办事的。不过，我熬夜已经熬了几十年了，看来改也难。

有个花絮流传甚广，而且还出现过多种“版本”，最雷人的一种，说伏老在广州因吃蛇肉吓出大病来。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欢迎宴会上，广东省委、省政府招待伏老品尝“龙虎斗”这道著名粤菜。这是用开膛后的整蛇 （“龙”） 和整猫 （“虎”） 煨上老母鸡汤，用文火炖大半天而得。就上述那个传闻，我曾求证过伏老当时的俄语译员李越然。这位特级翻译告诉我，他本人曾听到过另一种离奇“版本”，说宴会一结束，陪同访问的苏联副外长、大中国通费德林，就在宾馆绘声绘色地向伏老讲述“龙虎斗”来，老人家一听，得知刚刚吃了蛇肉、猫肉，便觉得恶心，立刻大吐了起来。李越然笑着对我说，这是一种“民间创作”。其实，为了避免惊吓这位苏联贵宾，“龙虎斗”的“场面”并没有端上桌，而是由主厨把蛇肉切成银丝，再兑上经过反复滤去蛇、猫、鸡脂肪的极品汤汁。伏老喝了连连称鲜。但意料不到的是，宴会过后不久，“龙”“虎”就真的在他的肚子里“斗”了起来（被诊断为胃肠道功能紊乱），这可把广东省党政领导吓坏了，幸好伏老服药后并无大碍。伏罗希洛夫回北京一见到毛主席，就诙谐地说：“在南方，让‘龙’‘虎’斗了一两天，不过我体质好，经受住了考验！”

在这期间，伏罗希洛夫还访问了几个亚洲国家，之后再回到北京继续访问，又多次与毛主席进行亲切交谈。

副总理享受国家元首礼遇

1979年2月5日，一位中国老人赫然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在其肖像右侧，写着这样三个大红英文单词：“Teng Comes Calling”（邓来了，感召）。邓，即邓小平同志。正好在这一天，时年75岁的邓小平同志，以中国副总理身份结束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而此前35天，即当年1月1日，在中美建交当天，该周刊就在封面上，作为“年度人物”已登过他的肖像。并评称：“中国历来固步自封，邓小平让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极短时间内，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壮举！”这个闻名于世的《时代》周刊，在一个月时间内，特意挑选两个意义非凡的时间节点，在封面上两次刊登邓小平同志的肖像，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美国人是多么看重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分量。

这是新中国的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1月29日上午10时，邓小平同志在美国总统卡特陪同下，来到白宫南草坪，在19响礼炮“伴奏”下，走过长长的红地毯，检阅了仪仗队。我看电视实况转播时，对此实感意外，一位中国副总理，竟然享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在美国外交乃至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相当重。二是邓小平同志当时名义上虽不在中国的最高位上，但在政坛上却举足轻重，许多西方人视之为“中国唯一能最后拍板的人物”。以务实著称的美国人，自然不会拘泥于惯常的外交礼仪。日后，我听部里一位美国通说：小平同志在美国所受到的礼遇，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一些外国元首。比如，副总统蒙代尔到机场迎接，这是相当罕见的。又如，在欢迎仪式上，美国政界、军界的头面人物悉数在场，这也是相当罕见的。不过，这位中国副总理所受到的礼遇，也还不是全套元首礼仪，礼炮就少放了三响。

此访已过去30多年了，但有三个细节意味深长，一直刻在我脑中。

一个细节是，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当卡特致欢迎辞时，在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舞拳臂，大呼大喊。小平同志见状镇定自若，泰然面对。还在出访前，当我方主管安全官员向他汇报安保工作时，常常流露出紧张不安的情绪。小平同志总是宽慰说：“莫要害怕，要相信美方，人家会把安全工作搞好的！”此话果真一语中的，在欢迎仪式上捣乱的那一男一女，即刻被其身边的美方便衣干净利落地制伏，以至在场的绝大部分人对此突发事件并不知情。

另一个细节是，在29日晚国宴后举行的文艺演出上，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个压轴节目。演出结束后，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同志登上舞台，与许多小朋友拥抱亲吻。卡特总统在日记中写道：“邓此举让在场的许多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让亿万电视观众为之倾倒。”

还有个细节是，小平同志在休斯敦城郊一个小镇，应邀观看牛仔竞技表演。看着看着，一名策马飞驰的女骑手，突然“飞”到这位中国贵宾面前，隔着护栏板，赠给他一顶特大号牛仔帽。小平同志见状甚喜，接过来便戴到头上，过了不一会儿，又将其摘下，朝着左、右、前三个方向兴奋地挥动，向欢腾的人群频频致意。此举在西方舆论界，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有人赞扬他的个人魅力，有人则称“读懂”了其“政治含义”，说感觉到了这位“超重量级”中国领导人所释放的别样风格：开放、务实、友善。小平同志当时的英语译员冀朝铸，也获得一顶牛仔帽。日后，我问他在现场对小平同志这个非同寻常的举动有何感受，我的这位老同事颇为感慨地说：“两个料想不到：一个是赠帽，另一个是挥帽。”

1979年1月，卡特总统为邓小平访美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邓小平同志此次访美，是在中美建交28天后就开始进行的，它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这次访问之后32年，2011年底，年逾87岁的卡特，忆及此访时动情地说：“有了邓小平，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美国，都是万幸！”他还感慨地说：这位中国领导人当年见到他时，曾说过一句令他终生难忘，别人难以想得出来的话：“总统先生，你同中国可是有不解之缘啊！”何谓“不解之缘”，可有两种解读：一是卡特生于1924年10月1日，因而10月1日这一天，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也是他本人的生日。二是1949年4月，卡特作为美军潜艇上一名年轻军官，曾到过中国青岛，而此时，该城已被解放军包围。由此可见，小平同志对卡特其人其事，事先研究得多么透彻！

新中国成立后，有七位主要领导人访问过美国，一共十次。每次都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比如，1997年11月1日，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后，有记者问他，对会场外一些人的反华“抗议”有何感想。江泽民主席镇静地答道：我今年71岁了，但耳朵还很管用，能听到室外的喧闹声，不过，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声音说得更大！这番话引发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又如，1999年6月上中旬，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除华盛顿外，还到过波士顿、丹佛、洛杉矶。有媒体赞道：“朱镕基先生所到之处，让美国人见识了共产党领导人另类风格：机智、幽默、从容、犀利，直截了当，富有人情味”；“他不读讲稿，张口就来，时不时左右开弓，却句句中的”。又如，2002年10月下旬，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应邀到该国总统布什的私人农场做客。吃过著名的得克萨斯州烤肉后，布什驾驶一辆小卡车，带着江泽民主席和夫人在农庄参观。随后，中美两位最高领导人在农庄湖上交谈了个把小时。对此，有媒体称：“此访之密，尽在‘湖中’。”还有一次，2003年12月上旬，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开讲不久，一个坐在前排的女学生突然站了起来，拿着标语牌，大喊大叫，企图扰乱会场。温总理见状，平和地说：“请允许我继续讲下去，我不会受到干扰！”全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这次演讲再加上答问，一共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中国总理的温文尔雅，让全场数百名哈佛师生以及数亿电视观众为之折服。

打上“历史性”印记的邓、戈会见

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双重身份，对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因为苏联解体，中（指新中国）苏关系仅存续了42年零86天。在42年里，只有两位苏联国家元首，即伏罗希洛夫和戈尔巴乔夫，各一次正式访问过中国。中苏关系恶化了20多年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标志，被媒体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此前，中苏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为这次访问进行准备。1988年12月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入主克里姆林宫近四年的戈尔巴乔夫，显得有点春风得意，滔滔不绝地与钱其琛外长谈话，其中一句话最有分量：“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感到也有过错。”我在场听见此话，甚感意外与惊讶。苏联最高领导人一共有七位，其中正式向我方承认在对华关系中有过错的，此前只有斯大林一人。此举自然受到中国领导层的高度重视。

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同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在上海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我在场听到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兴奋、羞愧、佩服“三味杂陈”：我们为他老人家写了许许多多参阅材料，洋洋洒洒一两万言，却顶不上这再普通不过的“八字组合”！邓小平同志还扼要点了一下，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将要讲些什么，怎样讲。

小平同志有个机智小幽默，也让我印象深刻。在会见中，苏联外长提出，戈尔巴乔夫拟于5月中旬访华，称其与钱其琛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打了个马虎眼，想让小平同志先确认戈访华的日期，使之既成事实。但老人家已从陪见的钱其琛外长那里得知，双方尚未商定此访日期，便识破了这个小计谋，淡淡地说：这个事儿由你们两位外长继续谈，“我听你们指挥”！

当年春天，北京等地政治上不太平静。在苏联高层，曾出现过某种推迟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声音，苏联副外长罗高寿、苏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则反对这样做。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反复分析后，认为中国政局不至于发生逆转，对这种声音置之不理。

在访华期间，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同志、中国国家主席举行会见，与中国政府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进行会谈。邓、戈会见则是一场重头戏。在会见中，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一二百年来中俄、中苏关系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强调把问题讲清楚后“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关于20世纪60年代那场中苏大论战，在其中扮演过“并非无足轻重角色”的邓小平同志，主动承担了中方的责任：经过20多年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此，戈尔巴乔夫也作出积极回应，再次重申：对苏中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

戈尔巴乔夫此访已过去20多年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另一番话，一直让我念念不忘。谈话一开始，他就特意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强调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我在场听到老人家这番话，实感意外，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当时在我国国内受到不少人猛烈抨击，认为这“只不过是滑向资本主义的跳板”。

苏联解体后还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同志就到南方发表谈话。认真学习谈话后我才领悟到，老人家对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上述那番话，是总结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有感而发，这关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这表明，邓小平同志真诚希望，“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列宁故乡的上空继续飘扬下去。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这个最后职务。他之所以一直保留着这个职务，就是为了与戈氏举行会见。由此可见，他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何等重视！

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有待后人评说。不过，他的中国之行，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中苏两国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钱其琛外长语）。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够实现，两国间新型关系之所以能够确立，主要应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和多年的不懈推动。这位伟人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戈尔巴乔夫竟然也能说到点上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此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制”已经完成，从华约集团分离了出去。苏联的发展，正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面。

这次访问由中联部负责组团。访问的全部准备工作，由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同志主抓。他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说过，此访的准备工作，由中联部和外交部两家共同负责。但钱其琛外长提出，我部参团的人要尽可能少，准备工作主要由中联部负责。我（时任外交部主管苏联事务的苏欧司副司长）和另四位司处级官员随同访问。我还参加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出访准备工作，其中包括跟随中联部副部长李淑铮在莫斯科、北京两地，与苏共中央国际部的负责官员，就中苏联合声明的文本，逐字逐句加以推敲。在两个首都的谈判，进行得都很艰难，费时将近一个月。中苏关系正常化已经一年八九个月了，但双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评价与看法，仍然存在严重分歧，难以一下子谈拢。此访有两个细节我一直记在心上。

一个细节是，在会见和交谈中，戈尔巴乔夫主动分析了苏联陷入困境的原因。他先从体制方面找原因，认为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的中央集权、粗放经营这一政治经济体制，虽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进入60年代以后，这种“一切由莫斯科发号施令”的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他举了这样一个令我震惊的例子：苏联某加盟共和国盛产黄金、棉花，但这两种重要资源的产、运、销，全由莫斯科派去的“钦差”管，共和国第一把手根本无权过问，连到金矿去看一眼也要请示莫斯科批准。讲完这个“两金”（黄金，还有棉花，被戏称“白金”）例子后，戈尔巴乔夫有点气愤地说：“您看看，这是多么反常啊！在这种反常状态下，地方上与莫斯科的矛盾，不尖锐才怪呢！”他还指出，社会上各种矛盾，特别是加盟共和国与莫斯科的矛盾，其实也就是各地方民族与俄罗斯族的矛盾，在高压之下长期被掩盖着，但到了80年代末，就“浮出了水面”。

接着，戈尔巴乔夫又从“公开性”中找原因。“公开性”是“戈氏新思维”的核心内容之一。他点了一下“公开性”的“积极作用”后，立即把话锋转入了其负面影响：在社会上引起了思想混乱。工人、农民主张维持已经存在六七十年的现状，而民主派则要求进行更为激进的改革。说到这里，戈尔巴乔夫双手一摊，很无奈地说：“结果呢，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进退不得”，“魔鬼被从瓶子里放出来啦”！他居然敢拿“公开性”他的这个“得意之作”开刀，而且还贬得那么厉害，我在场听后感到十分意外和吃惊。这番话是在苏联解体前七八个月说的。戈尔巴乔夫对苏联陷入危机原因的分析，虽然不够全，也不够深，但在某些地方，确实也击中了要害。

另一个细节是，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得意地对江总书记说，摆脱国内困境的出路已经找到了，那就是“革新联盟”。他还说，把地方上的头头们都找来了，正在商讨制订新的联盟条约。随后，戈尔巴乔夫饶有兴趣地讲述了一段并不新鲜的小掌故：梵蒂冈用教堂顶上冒烟的办法，来宣告新教皇的诞生。他笑着说，人家罗马教廷可以把大主教们集中关在一个大教堂里，等待新教皇的诞生，而他本人则没有这个本事，因为克里姆林宫没有那么多房间，可以用来“关”从各地来的领导人。他又说，不过，有一点做法与梵蒂冈相同，克里姆林宫“顶上”如果不“冒烟”，谁也别想离开莫斯科。过后不久，克里姆林宫“顶上”果真“冒了烟”：新的联盟条约诞生了。

这个新联盟条约原定于8月20日由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令人意外的是，在新联盟条约签订前一天，即8月19日清晨4时，苏联党政军警的主要领导人，趁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之机，发动逼他下台的“8·19”事变。于是，签订新联盟条约一事便成了泡影。由于叶利钦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强烈反对，加之美国等西方国家作出负面反应，仓促上阵的这次“逼宫”事件，不出两天就以失败告终。

22日晨，戈尔巴乔夫以一副休闲打扮，喜气洋洋地从黑海飞回到莫斯科。殊不知到了此刻，他的大权已经旁落，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反而成了克里姆林宫的真正主人。次日，在俄联邦议会上，叶利钦当众逼戈尔巴乔夫在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命令上签字。签字前，戈尔巴乔夫有点犹豫，怯生生地问：“真的要我签吗？”叶利钦神气十足地向他点了点头，堂堂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只好乖乖地在这项命令上签了字。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神态极为沮丧。上述这两组电视实况转播镜头，都深深印在我脑中。次日，苏联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告苏联“停止存在”。

“空对地”“地对空”搞定“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2年12月中旬，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第一次访问了我国。双方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这表明，中俄关系在全面继承中苏关系正常化成果这一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1994年9月上旬，江泽民主席访俄期间，与叶利钦签订了《中俄联合声明》，共同宣布把中俄关系升格为“建设性伙伴关系”。中俄关系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就要求两国关系有一个新的历史定位，以便与其相适应。

上世纪末，我在乌兹别克斯坦任大使期间，曾任叶利钦外事顾问的俄驻乌大使留利科夫，绘声绘色地向我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往事。

1996年4月23日下午，叶利钦总统乘坐专机前往俄远东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稍事休息后再飞往北京，对中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专机起飞后大约半个小时，叶利钦让留利科夫把《俄中联合声明》拿出来再看看。这位外事顾问不解其意，不经意地说，声明的全部内容已与中方商定。叶利钦却不以为然，说他这几天反复在琢磨一个关键提法，觉得“建设性伙伴关系”这个措辞有点过时了，不能反映俄中关系的实际，因为这一关系已经成为“战略关系”了。

叶利钦总统先把联合声明中“建设性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画掉，写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几个词，斟酌好一会儿后，又在这个新提法之前，加上“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等语。他不大满意地说：这个声明稿不行，没有突破，我们不要忘记，这是第三个《俄中联合声明》了，每一次都应该前进一步，上一个新台阶。“再过几年，人类就要进入21世纪了。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儿，有责任把俄中关系顺利地带入新世纪。”

叶利钦让留利科夫设法立即与北京联系，看看中国主席是否同意上述新提法。此时，北京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这位外事顾问从专机上致电俄罗斯外交部，让其火速与中方沟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得到俄外交部指示后，立即约告中国副外长张德广。张副部长迅速向正在中南海开会的江泽民主席进行汇报。过了二三十分钟，俄外交部向专机上的叶利钦报告：中国主席赞同他所提的新措辞。此事办得真可谓神速，从提出到商定，不过用了个把钟头时间，而且还是通过“空对地”“地对空”这种独特办法进行的。

后来，我从部里一位知情者那里得知，24日，江泽民主席在北京一见到叶利钦，就高兴地说：你昨天在专机上提议，把中俄关系目前的定位改一下，我很赞赏你工作的认真态度和高效率。他还说：我们外交部的官员得知你的这个提议后，立即告诉我，我当时正在开会，一看觉得很好，就让他们立即复告你，表示完全同意。可见，我当时也在积极工作。

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叶利钦所到之处发表讲话，几乎都要抨击美国的单边主义。有一次，他面对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动情地吼道：“美国有什么了不起？！俄中两国现在是战略协作伙伴了，美国人难道敢同我们抗衡？！”之后，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俄罗斯与中国，是一对搭档，一个混合体，一个共同体！”

在三年多一点时间内，中俄关系就上了三个台阶：从一般关系，到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再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又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近些年来，中俄关系“更上一层楼”，发展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提法，是江泽民主席1993年11月下旬访问巴西期间，由中巴两国元首首创的。自从中俄元首决定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后，国与国之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才陆续见诸国际外交实践。

“叶四不”将“克三不”的军

1998年11月下旬，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按照事先商定的日程安排，他将于23日11时，到莫斯科郊外的总统别墅，与叶利钦举行首次“不扎领带”的非正式会晤。就在出发前一刻，俄方联络员忽然通报，叶利钦昨日深夜突发急性肺炎，发高烧到38.9摄氏度，住进了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这位联络员还说，叶利钦不顾医生和助手们一再劝阻，坚持要抱病在医院会见来访的中国主席，他说“有句要紧的话，必须亲自对我亲爱的中国朋友讲”。

在医院会客厅，叶利钦穿着一件宽松毛衣，露出雪白衬衣，没扎领带，脸色显得有点苍白，腿脚也有点儿不大灵活。他一见到江主席走进会客厅，就带着“招牌式的叶氏笑容”，缓缓地迎上前去，边走边说“您好！我亲爱的朋友”，与江主席握手时，手还有些颤抖。叶利钦与江主席握手后，还热烈相拥贴面。他带着歉意说：“前天还好好的，昨晚不知怎么的，忽然感到有点不舒服。”江泽民主席宽慰他说：“中国有句老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

叶利钦手拿一大摞纸片，就一二十个双边关系问题和国际问题，兴奋地与江主席进行交谈。谈话的核心内容是台湾问题，他全面、明确地阐述了俄罗斯政府的新立场。这一立场，就是著名的“叶四不”：不支持“台独”，不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对此，江主席高兴地说：美国总统克林顿今年夏天访华时，也谈到台湾问题，他提出了“三不”政策。总统阁下刚才提出“四不”，多了一个“不”，即不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好！

原来，当年6月30日，访华的克林顿与上海市民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时，首次就台湾问题公开作出了“三不”承诺（此承诺1995年8月1日他在致江泽民主席信中首次提出）。当年，我在乌兹别克斯坦任大使，从内部得知“叶四不”的文本后，即把登有“克三不”的剪报找了出来，与之相对照，惊奇地发现：从文字表述看，“叶四不”的前“三不”与“克三不”几乎一模一样，但它却比“克三不”多了“不售台武器”这个最关键的“不”，正是这个“不”，美国历届总统怎么也不肯作出承诺。我当时不由得发出这样一句感叹：“此乃高人出高招也！”我想，叶利钦之所以这样做，除了表示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外，实际上也是与克林顿对着干的，在“售台武器”这个要害问题上，有意将美国人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