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打倒陶铸的干将和急先锋

阎长贵

有人说： “陶铸是受江青等人的陷害被打倒的，毛泽东偏信了江青等对他的诬陷……”这个论断不客观，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无疑，江青在打倒陶铸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江青的作用是什么呢？我认为，在打倒陶铸中，江青不仅仅 “陷害”，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干将和急先锋。

一

“文革”爆发前，毛泽东和江青同陶铸（以及曾志）的关系是很好的。江青几乎每年都到广东过冬，毛泽东“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江青虽然只是个秘书，但却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毛泽东还要曾志替江青买一块手表，曾志托人到香港买了块坤表，给了江青。

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性格率真、豪爽。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决定调陶铸到中央来，代替彭真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代替陆定一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动员陶铸首先起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被婉拒。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时，毛泽东提议陶铸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使陶铸连升三级，即从中央委员到政治局委员到政治局常委又到常委中的第四位。然而，陶铸“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他一到中央来，就站到了刘、邓一边，同意刘、邓的理论和策略，用毛泽东的话说“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而在十一中全会以后仍然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就成为打倒陶铸的干将和急先锋。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然而他不解毛泽东这样安排的深意——希望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中央文革小组上，而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书记处上。毛泽东这样安排，使陶铸和江青处在直接交往的位置上。前面说过，陶铸一到北京就站到刘、邓一边了，因而和江青（以及毛泽东）在立场和观点上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同了。

江青对陶铸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不卖力批判刘、邓，很不满意。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陶铸坚持原则，不附和她，两个人经常争吵，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怎样对待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吴传启的争论。

王力说：“陶铸抓社会科学院（即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化大革命’，那时侧重整‘黑帮’‘特务’，陶铸在文革小组会上说吴传启是国民党特务（这也不对，吴传启是共产党派去参加国民党的）。陶铸坚持要整吴传启，江青马上反对，说吴传启是革命左派，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就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江青说吴传启是左派，陶铸说吴传启是国民党。江青说，你说吴传启是国民党，你陶铸也是国民党！陶铸发火了，说我是什么国民党，我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派我去参加国民党的，吴传启是真国民党。陶铸还大声说，按你这样说，毛主席也是国民党！江青从来没受过这样对待，马上就哭了。……陶铸在吴传启问题上同江青争吵，使江青不能容忍陶铸。”经过这次吵架，江青和陶铸彻底闹翻了。

吴传启何许人也？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朋友，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关锋为首的“撒仁兴”集体笔名的三个成员之一。他在“文革”中成为较早的造反派无疑与关锋有关。江青竭力支持吴传启，很可能也受到关锋的影响。我们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江青和陶铸吵架的情况，但笔者也感到一些文革小组成员对陶铸态度的变化。

笔者当时是处理江青群众来信办信组的负责人，戚本禹向我布置任务时说，凡是中南地区以及和陶铸所管部门与系统有关的信通通转陶铸——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多让陶铸去表态，看能不能抓到什么把柄。我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看到，1966年11月27日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她写信，指责陶铸。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出了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

二

在这里，笔者想到发生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中的一件事情，似值得一提。

1966年秋冬之际，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小会议室外面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张用16开白纸写的小字报，作者是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肖力的小字报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上上下下的注意。小字报虽字数不多，但简明而尖锐，矛头是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其大致内容是：办公室成立以来，工作一直没有走上正轨，工作没有章法，工作人员虽然辛辛苦苦，却整天忙忙乱乱，工作不得要领，陷在事务主义中，而办公室的领导却很少过问。年轻的工作人员在钓鱼台这样优裕的环境里，如同在“红色保险箱”里，这对他们的培养锻炼也很不利。办公室的工作必须大刀阔斧地改进，否则无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66年12月，陶铸、周恩来、陈毅、贺龙 （前排从右至左）在一起

一石击起千层浪。有两位主管办公室的小组成员在肖力的小字报的边上写上“接受批评，努力改进”的字样，但都没署名。这份小字报在钓鱼台十六号楼贴出后，得到了部分工作人员的响应。他们把小字报提升为大字报，贴到了小组成员开会必经的值班室和小会议室外边的墙壁上。内容无非都是响应肖力号召，批评办公室工作无章法，工作人员陷于事务主义，不问政治，养尊处优等等。

正当“星星之火”即将酿成燎原之势时，一张大字报的出现，扭转了火势的蔓延。这是大字报作者始料不及的。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响应肖力的号召，向办公室负责人开炮，并把肖力小字报批评的现象提高到阶级斗争高度。大字报说，钓鱼台并不平静，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内同样有阶级斗争，不要以为在钓鱼台的人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要忘记，“文革”前住在钓鱼台的“九评”写作班子，理论家如姚溱、范若愚、许立群这些不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吗？大字报号召办公室工作人员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大字报最后说：“在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

这张大字报的作者胡某某、雷某某都是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一个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一个被分配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后都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他们这张大字报上纲最高，措辞最尖锐，特别是“以陶铸同志为首”的提法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办公室工作人员中议论纷纷。戚本禹对这个提法很不满意。他对笔者说，这两个人怎么这样糊涂？记得他还说，陶铸和文革小组的矛盾很大。陈伯达也吃醋了，他的秘书来办公室责问：“你们办公室工作人员连中央文革小组以谁为首都不知道？真是怪事！”若问这两个青年人为什么这样写，主要是他们没有政治经验，也不了解上层的内情（不仅他们，其他工作人员也如是）。按他们理解，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又排在陈伯达、康生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当然要以他为首了。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而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三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江青发表讲话——这是这次大会最主要的讲话。江青在叙述了京剧革命现代戏取得的种种成绩后，讲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人和切实研究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了解这段话所包括的深刻含义。我们看看，在江青列举的中央领导人中缺了谁？缺陶铸。为什么缺他？按照惯例，陶铸是第四号人物，又是分工管文教工作的，不能也不应当不列入。然而为什么不列入呢？这是疏忽吗？肯定不是。我看这主要是江青和陶铸闹翻了。她不承认陶铸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把他剔除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江青这篇讲话，毛泽东是改过好几遍的。

1967年1月4日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那次接见武汉造反派的会，是江青策划和组织的。在这次接见会上，主要是陈伯达讲话，江青插话。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指1966年12月30日的接见） 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从此，“文革”中“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说：“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当天下午，天安门广场举行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出一周年，声讨刘、邓、陶。在大会召开的同时，中南海内要刘、邓、陶出来收听大会实况广播（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的）。江青、陈伯达主要通过戚本禹，组织中南海的“革命群众”对刘、邓、陶夫妇在各自的院子里进行批斗。

这一天，江青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夫妇，你们去看看嘛！”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 和几个人去了，李讷也去了。我和李讷一起连续到三个会场，看到了批斗刘、邓、陶夫妇的实况，什么责问、声讨、按头、扭胳膊，甚至用手打、脚踢等等，还有呼口号，不一而足。新闻电影制片厂对这天的批斗会还摄制了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当晚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放了一次。在这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戚本禹紧急指示办事组，告诉新闻电影制片厂将这个纪录片销毁。办事组虽不知戚本禹奉谁之命这样指示，但只能照办，不过有工作人员对此深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