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憾庐编辑出版杂志情况述略——从巴金《关于〈火〉》中的一句话说开去

时间：2024-05-04

王伟歌

（巴金故居，上海徐汇区 200031）

林憾庐（原名林和清或作林河清，别号憾庐，笔名林憾、心感、憾庐），福建龙溪人，资深编辑和作家。目前学界对于他的相关研究更多是林语堂和《宇宙风》研究中的附带，直接研究文章仅有少量，如柯文溥《林憾：一位不该忘记的编辑和作家》（《闽台文化交流》2009 年第2 期）、王伟歌《林憾庐的编辑思想及实践探究》（《编辑学刊》2019年第3期）、王伟歌《林憾庐在抗战时期的足迹——兼谈与巴金的交往》（《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1期）等。

作为巴金小说《火》第三部中“田惠世”原型的林憾庐，好友巴金在《关于〈火〉》一文中巴金谈及了两人的交往和友谊，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他办的刊物，质量不高，但在当时销路不算少，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巴金作为和他一起共经炮火战乱的朋友，从广州、桂林等地一路走来，对林憾庐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巴金这么说自有他的道理，但这也给我们留下了疑问。比如林憾庐具体办了哪些刊物？这些刊物具体情况如何？为什么质量不好，销路不算少呢？巴金与他创办的刊物又有何具体联系？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对林憾庐编辑的刊物作一番梳理和阐释，藉此希望对进一步了解林憾庐和民国时期的出版情况能有所裨益。

总体来说，林憾庐主要编辑和创办的刊物共有五种。按时间顺序介绍，首先是《宇宙风》杂志，它是林憾庐编辑生涯的真正开始，也是他一生付出心血和精力最多的杂志。1936年8月林语堂去美，他受邀接办《宇宙风》半月刊，受战争的影响，《宇宙风》从上海南迁广州、桂林、香港等地，停刊又复刊，苦苦坚持了多年。其次是1938年8月在广州创刊的《见闻》半月刊。然后是1939年3月1日创刊的《宇宙风(乙刊)》，编辑有林语堂、林憾庐、陶亢德、周黎庵，不过这份杂志林憾庐仅初期有所参与，实际主要是陶亢德和周黎庵在做。最后两个杂志是林憾庐分别于1940 年7 月和9 月创办的《中国与世界》和《西洋文学》。因《宇宙风》和《宇宙风（乙刊）》这两个刊物目前学界已有所研究，本文重点谈一下另外三个刊物的情况。

一、关于《宇宙风》的销量

《宇宙风》是林语堂在20 世纪30 年代创办的小品文三大名刊之一，也是他离沪赴美前创办的最后一本杂志，发行量曾高达4.5万份,成为仅次于《生活》周刊和《东方杂志》的第三大畅销杂志。1936年8月林语堂赴美，便将编辑之职转托其兄林憾庐，由他和陶亢德共同主持。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刊物也从最初的“近情”逐渐转向抗战，质量和销量等自然不可避免地也受到影响。不过由于陶亢德、林憾庐《宇宙风》的辛勤维持，加上之前积累下的知名度和与一批知名作家的良好关系，《宇宙风》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维持了很高的文学质量，稿源充足，销量也不错，不过用周黎庵的话说“可惜语堂On leave，逊色不少”。

《宇宙风》从上海转移到广州，“他在广州的时间，惟时虽暂（他到广州后数月，广州即告沦陷）但那时宇宙风销路极好，事业欣欣向荣……及广州沦陷，他在广州的出版事业，虽随之而丧失……”这是在广州的朋友冠荒的描述，可见在广州期间该杂志销量还是很不错的。不过出版物印刷的质量毕竟不能和一直是交通和出版中心的上海比，以致林憾庐专门在《编辑后记》中道歉“这次迁刊广州，虽先期发稿，赶紧校对，结果不免脱期，使读者渴望，实甚抱歉。下期起已与印所严重交涉，务使不迟一日出版，又本刊素求印刷美丽，不惜重价。现亦以广州与上海不同，印刷迥异为憾。下期起亦已千方百计，力求改善，乞读者鉴谅。”

林憾庐女儿林伊惠说“抗战以来，宇宙风因东移西迁和邮运遇阻碍的缘故，所以一直在赔钱。”广州陷落后，“宇宙风社虽说迁往桂林，但因内地铅椠较劣，印件每失之不清晰，所以《宇宙风》却仍是先期在孤岛的租界里付印的：那是白报纸的本子，用以分销香港，南洋，伦敦，纽约各埠。其后才制成纸型，携往桂林，发行土纸本。”“因是三十年秋，他又由沪到港，继续从事出版工作。经了数月的努力，事业刚刚现了蓬勃的气象。但是香港战事突然爆发，他在港的大量存书和文稿（存书数万册，共两千余斤）战后都给房东付之一炬……”抛开刊物的印刷质量和销量不谈，从上述文字亦可看出《宇宙风》的情况可谓每况愈下，损失惨重。但国家民族沉重灾难的降临，个人的生活境遇又怎会不发生改变呢？无论如何，作为一份抗战期间苦苦坚持这么久的刊物，它在抗战期间对民众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二、《见闻》半月刊

1938年5月，林憾庐带着《宇宙风》南迁广州。在该年的八月一日创刊了《见闻》半月刊，由林憾庐编辑，宇宙风社发行，出版地广州。同年十月终刊，共出5期。

该刊发表报告、特写、杂感、随笔等作品,间有译文。撰稿人除编者外还有有巴金、李占标、肥伯、李惠、周而复、靳以、斐儿、徐远之、每毅、姚苡等。

创刊号有《发刊词》云：“本刊为公开的园地,欢迎外间投稿,唯一的条件是要根据耳闻目睹身受的事实，可以表现时代社会人生的，照着记录下来……本刊……负有时代给予的使命，所以更注重抗战的史迹，战役与战区的特写，民众自卫游击的纪述，义烈悲壮的故事，藉以发扬光大我觉醒的民族精神。”关于这一点，林憾庐自己在其文中谈到《宇宙风》主旨改变的时候也有提及《见闻》，说：“本刊自抗战以来，内容着重于抗战文字，和时代社会的缩影；而后来，我在广州又创办了《见闻》半月刊，主旨是‘纪述目观耳闻身受事实，传写非常时代民族精神’。此次本刊筹划复刊，语堂于两月前来信说：‘在抗战期间，宇宙风不妨改变性质——即以见闻代宇宙风亦无不可。’所以，此后的本刊将为宇宙风与见闻的集合体。”

这个维持了五期的刊物，巴金在其中的四期上都发表了文章，分别是《见闻（广州）》第1期上的《在广州》（即《梦与醉》的序），在第2期上的杂感《失败主义者》，在第3期上的杂感《极端国家主义者》，在第5 期上的杂感《公式主义者》，可以说与林憾庐大力合作。当时巴金自己在编辑《烽火》杂志，又在林憾庐的这个新办刊物上发表这么多文章，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与林憾庐的私人情谊而通过这种方式帮助他。这份杂志停刊原因不详，也无法知道其销量，但从五期的寿命来看，这份杂志不能算是成功的。

三、《宇宙风（乙刊）》

《宇宙风(乙刊)》起初编辑挂名为林憾庐、林语堂、陶亢德，自20 期起周黎庵加入。先后由西风社、宇宙风社、大兴公司发行。民国三十年(1941)十二月一日终刊，共出56 期。关于该杂志，周黎庵、章克标、徐訏等人文中都提到过，林憾庐和陶亢德两人在编辑《宇宙风》的过程中难以协调，于1939 年协议分家，正牌《宇宙风》归林憾庐，副牌乙刊归陶亢德，两人各干各的。不过种种迹象表明，《乙刊》创刊前期林憾庐是参与的，而且分家也有客观原因存在。

1939年林憾庐为了《宇宙风》的复刊往来于港沪，虽然分家，但实际未完全置身事外。5月15 日林憾庐针对《宇宙风》复刊在一文中提到，“虽则我们两个月前在上海创刊了宇宙风乙刊，但不敢自以为满足。乙刊在上海能维持多久，我们不能断定，所以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总想把本刊恢复起来。”这里的我们显然是指陶亢德和林憾庐。《宇宙风（乙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巴金、靳以的文章应该就是林憾庐组的稿，此外，第一年的文章与抗战现实较为密切,曾发表靳以、舒湮等报导大后方战地和八路军总部的报告文学。由于在上海处于日军占领的黑暗时期，有关抗日的文章越发不能刊登，转向抗战风格的《宇宙风》在上海复刊无望，林憾庐遂去香港、桂林。在1940 年《宇宙风》第100 期的时候，陶亢德还专门写了《编辑者言》一文作为纪念。1941年上海形势险恶，而桂林社址却等于闲置，林憾庐便决定举家迁往桂林，正式在桂林编印。1941 年陶亢德决定留在上海，成为落水文人，退出宇宙风社，之后《宇宙风》由林憾庐在桂林独自维持，直到1943年2月，林憾庐因痛失爱子，抑郁而亡。

《宇宙风》的分家，除了朋友们说的性格原因外，林伊惠所说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上海出版界渐渐收到倭寇的干涉，于是有人劝父亲把宇宙风的作风改变一下，不要再刊登有关抗战的文章，父亲则一笑置之，与其不登有关抗战文章，父亲倒是宁愿把它停刊；但停刊这念头是父亲从未有过的，所以他又辛辛苦苦地把它带到香港继续出版。把比较缓和的乙刊仍旧留在上海出版。”

《宇宙风乙刊》是上海“孤岛”时期一份比较著名的散文小品刊物,设有姑妄言之、杂感、译文、专载、书评等栏目。撰稿人除编者外，有巴金、丰子恺、郁达夫、郭沫若、老舍、冯沅君、刘大杰、许钦文、谢冰莹、周作人、夏丐尊、唐弢、阿英、朱东润、梁宗岱、赵景深、柳亚子、李宗吾等。在当时情况下能将它维持出版56期，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四、《中国与世界》月刊

《中国与世界》创刊于1940年7月1日，月刊，综合类刊物，主编师山（即梁冰弦）和林憾庐，发行人林翊重，发行所中国与世界社。1940年5月林憾庐在香港迎候其弟林语堂回国期间，就一直在忙着筹备出版刊物的事情。“他这次在港勾留了一个多月,住在九龙一家旅馆。”他的朋友冠荒此时也在港，说自己“常常去那里访他，他这时正在筹划着《西洋文学》和《中国与世界》两个杂志的出版，会晤时我们大都谈着关于这两个杂志的话。”

《中国与世界》之封面有“综合学术思想社会历史文化的月刊”之字样，说明其以介绍和传播学术和思想等内容为目的。在《发刊词》中，该刊的编者声明：“现在世界人们汲汲以求理解中国问题，亦犹我们之应当汲汲以求理解世界问题。区区本刊，殆将为此而作。一方面对于国际情势，国家现象，观感所及，出以评衡，同时又一方面，作为战时埋头致力学术工作者发表的工具，敢期有点滴的贡献。”同时，其还希望实现“百分之百无折无扣的民主局面”。

遗憾的是，理想与现实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林憾庐在《宇宙风》第116 期的《我应当告罪》一文中重点说了《中国与世界》这个杂志的情况和命运：

我的计划，原来打算等出版一二期后，各项就绪了，我便可放开，专为本刊出力。不意《中国与世界》第一期印出，工部局无问题，但邮寄国内的三千多册，却全为日方扣留（因为里面的文章，有好几篇，如：发刊词，健全的民族思想与世界主义，中华民族的世界分布等，骨子里都有东西，虽不昌言抗日，但在思想上精神上实是反日与反法西斯的。）那一期的损失，给一个新办的刊物以很大的打击，但我不灰心，决定仍办下去……可是，就使《中国与世界》停刊了，我们亏蚀了不少的金钱，我自己还花费了许多精神，但究竟创出一个高级的读物，将来人家谈及战时出版界，总还说：在非常时期，出版最最困难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个月刊！

原来《中国与世界》一开始是林憾庐在做，后面准备放手给儿子林翊重和好友梁冰弦，没想到第一期就至少损失三千册，按照“本埠及国内国币八角”计算就是2400 元，这在当时可真不是一笔小数字，还不包括投进去的人力、物力、作者稿酬等。

对于刊物的质量和销量，林憾庐自己说“关于‘中国与世界’，一些朋友都说水准太高了，但却有不少的读者来函称许。而且各地竟然有许多人来订阅，订户并不比西洋文学少。这给我的鼓励和慰藉不小。可惜，这个刊物现在不能不暂时停刊了。当然，这刊物是一直赔本的，只是我因为希望还可以恢复邮寄国内，便能勉强维持，所以一期一期出下去。现在邮寄内地，连香港也不可能，只好暂时停刊了。”林憾庐好友周黎庵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个刊物，说“林、巴两人在沪时还合办一个刊物叫做《中国与世界》月刊，每期卖不出几本，月底全是退货，巴金写了不少没有稿酬的文章”。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周黎庵的回忆是不完全准确的，巴金的确给林憾庐的这个刊物写了不少稿子，每一期上都有文章，如创刊号上的《居友的伦理学（译论）》，第2期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第3期的《蒲鲁东的道德学说》，第4期的《克鲁泡特金全集·总序》、第5期的《昆明随笔二则：静寂的园子、狗》等，可谓大力支持，但这并不代表是两人合办。该杂志前两期就受重创，加上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后面几期的销售不好是可以想象的，“每期卖不出几本”应该是可信的，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于是这个杂志在出刊第5期后就停刊了。

五、《西洋文学》月刊

1940 年9 月1 日,一个名为《西洋文学》的文学刊物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的公共租界内诞生。由西洋文学月刊社发行，出版地上海，至民国三十年(1941)六月终刊，共出10 期。这是一份由林语堂出资，林憾庐主负责和主持，由刚毕业青年组稿和编辑的刊物。该刊物的编辑者之一张芝联曾有专文回忆，“一天我的中学老同学柳君存仁来访，谈起在美国的林语堂先生愿出资五百美元，支持其兄林憾庐创办一份西洋文学翻译杂志，憾庐托柳代觅一个得力编辑；存仁与我相知颇深，遂推荐我与憾庐面谈。我提出两点要求：杂志内容必须高尚典雅；稿件取舍由我决定。”双方同意后，就开始筹备，先从编辑人员开始着手。

《西洋文学》的编辑者阵容强大，编辑顾问是林语堂；名誉编辑有叶公超、郭源新、李健吾、巴金、赵家璧；同人编辑为张芝联、周黎庵、柳存仁、徐诚斌、林葆园、林憾庐。它的编辑人员大都是从知名大学(北方的北大和燕京，南方的圣约翰与光华)毕业的青年，为抗日战争爆发而停留在孤岛上海，又为了共同的兴趣而创办了这本杂志。那时的中国译坛，大致是以苏联文学的翻译为主，而《西洋文学》则多译英、美、法、德等国的文学。它的发刊词说：

虽然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决不能忽视文学。相反地，同人以为现在正需要有它的激发与感化的力量。同人认为无论环境如何，文化工作都不应该停止。同时深深感到,目前因为种种原因，似乎读书界颇缺乏良好的文学读物,原来称为出版中心的上海更为可怜。我们怀念着好多地方的青年，因为环境而苦闷，彷徨，甚至于意志消沉，更需要一种东西去抚慰鼓励他们，让他们重感到“生”之可贵，而勇敢地生活。而对于一般的读书界，一个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我们以为目前也一样地需要。

因此，同人在今日出版这个西洋文学月刊,或许不是无意义的。

该刊设有小说、诗歌、批评、散文、戏剧、传记、名著选译、书评等栏目，以译文为主。《西洋文学》虽只刊行十期，但其出版有助于国内文学的发展，对民国时期的翻译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其所体现的精神和影响也不可忽视。更有学者认为“《西洋文学》是40年代初上海滩最具水准的西洋文学翻译杂志，影响深远。”

一份刊物各种编辑多达十二人，可谓阵容强大。先说林语堂，他是出资者，人又在美国，是名誉编辑，“实际上既不顾也不问”。名誉编辑的五人是刚大学毕业的张芝联，“需要得到一些文学前辈的支持”“一一登门拜访，征询意见”，欣喜的是这五位名家“都慨允担任《西洋文学》名誉编辑”，从这里也能看出，名誉编辑其实也是为了壮大新刊物声势用的。“编辑同人六人，除我之外有夏济安、柳存仁、徐诚斌、林葆园、林憾庐；后二者是挂名的。”张芝联这里所说的名单与版权页面上的有了出入，版权页上有“周黎庵”，而张芝联说的却是“夏济安”，而且夏济安是张芝联光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不可能有错，而且从创刊号起，几乎每期都有夏济安的翻译或书评刊出。如果夏是实际做事的，那么周黎庵应该就是挂名，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

据郭正中文中说“上海图馆藏的那套《西洋文学月刊》(1～10)第一期上有周劭（周黎庵）1988年用圆珠笔写在空白处的一段话，照录如下：

《西洋文学》是同人刊物,我虽高列编辑同人首位，实在很少过问。孤岛时期，文学各种流派集中上海，我既保持所谓论语派的《宇宙风》编辑业务,又追随以郑西谛为首的左派之后，每日写作杂感，而《西洋文学》则是另一流派，他们大都是那时刚从北大、清华及光华、约翰大学毕业的学生，门弟清高，家庭富有，所谓西洋文学，实际上是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学，因为是朋友，所以也被拉而列名编辑了。因之，于编务当然无所谈论。只几位同人则尚可说几句。名誉编辑六人，巴金、赵家璧尚健在，郭源新即郑振铎。叶公超为叶誉虎之侄，今未知尚存否?同人六位，林憾庐为语堂之三兄，逝于桂林。林葆园不知何人,或是林疑今之别名。张芝联为咏霓先生之子，今为北大历史系主任。柳存仁则已名满寰宇,为国际知名学者。而与我相交最厚则为徐诚斌,他毕业于约大，赴牛津深造多年，四七年还国任中大教授，五〇年赴港，因笃信天主教成为香港地区大主教。此职由华人担任他为第一人。此职在香港地位之崇高仅次于港督。不幸以积劳于六十年代去世。年仅中寿，执笔至此，怀念故人不胜惋悼之情。其他如宋悌芬，今名宋淇，在香港中文大学，宋春舫之子。尚有□□芳之子黄茂如。不知此两人何以不名列编辑同人?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黎庵周劭于拜吴揖黄之室

编辑者六人中，按照张芝联所说，“编辑同人除二林外，四人既是撰稿的主要力量，也是组稿的基本队伍”，林憾庐和林葆园为挂名。但其实柳存仁非主力，他自己说“我也滥竽充数的挂了一个名字，不能够不在可能的范围内拉拉稿子也”。此外，从周黎庵的回忆中可见，宋悌芬（宋淇），黄茂如也参与了刊物的编辑工作，但可能因某种原因在杂志页面未体现出来。如果说该刊有这么多位编辑在做，那林憾庐是不是就比较轻松了呢？我们从林憾庐女儿林伊惠的回忆文字中找到了答案，“那时虽然有二哥和《西洋文学》几位同人帮忙，但各事还是他一人主持，所以他总是整天半夜的忙碌着。”至此，《西洋文学》杂志的人员情况都已搞清楚。

无论从阵容、编辑者们的能力还是内容等来看，该刊都是不错的。“杂志内容是高雅的，译文质量是头等的，编辑是负责的，校对是认真的，但要知道，这是战争年代，还有比宣扬西洋文学更重要的事要做。在1941 年6 月号第十期末页刊登了两则‘启事’，其一曰：‘迩者排印工既高一倍之后，本月又涨加三成，因成本贵重之故，不得不将定价提高，敬希亮察为荷。’其二曰：‘本刊七月八日歇夏，暂停刊，至九月续出。敬希读者注意为荷。’1941年9月我已离开上海，《西洋文学》亦未复刊。”五十五年后张芝联自己如何评价这份刊物呢？“今日重读此刊，仍觉自己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方今太平盛世，在人文精神有所削弱之际，这样性质的杂志尤为重要。”照此看，刊物稿子的质量是不差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刊物销量如何呢?是否赚钱了呢？与《中国与世界》比较，林憾庐说“《西洋文学》还好，出版后一般的批评很满意，不过还是一直赔蚀。从我原来的看法看去，销数并不如预想的高。尤其是香港，上海，这两个地方，以识字及学生之多言之，销数太差了。”“当时上海情形越来越糟，刊物出版时，邮局因时局关系，突然停收邮包，于是成千累万的书堆满了整个房间，又是赔钱！并且是可怕地赔钱！”本来销量就不多，结果销出去的又寄不出去，这么多已经印出的杂志囤积起来，成本收不回来，怎么不赔本呢？销量差或许正是张芝联所说的，战争时代，保命生存是第一位的也是最迫切的，又会有多少人去看西洋的文学呢？

巴金在该杂志上也发表有文章，那就是《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文，它曾在《中国与世界》上刊登过，现又刊在《西洋文学》的第7期，编辑者在文前特加说明：“本文是巴金先生的《伦理学》中译本前记，曾刊于《中国与世界》第六期上面。克氏为近代大思想家，本期传记中有文介绍。克氏此书为关于人类进化与社会学之重要著述，因本刊读者大多非《中国与世界》之读者，故特转载于此。”

以上是林憾庐编辑和创办的主要刊物，从创刊目的来看都是为了民众有更好的精神食粮，但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在生存或活着居首位，且新闻审查管控还很严的环境下，这些“高尚”的杂志又怎么会有高的销量呢？《宇宙风》的销量是不错的，但后期损失惨重，是赔钱的；《见闻》的寿命不长，《中国与世界》是赔本的，《西洋文学》也是亏损的，他们的销量都不好，如果销量不错，那就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可以盈利，但实际他一家人生活十分贫困，甚至于因病去世后无钱安葬。所以巴金所说的“他办的杂志”中的杂志很有可能是指林憾庐付出一生心血的《宇宙风》，但如果综合这五种杂志看下来，似乎更改为“他们质量不错，不过销量不高”更为合适吧。

注释：

[1]巴金：《关于〈火〉》，《巴金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648页。

[2]周黎庵：《宇宙风与我》，《宇宙风》1940年第100期。

[3][7][11][12]冠荒：《悼念憾庐先生》，《宇宙风》1943年第131期。

[4]《编辑后记》，《宇宙风》1938年第67期。

[5][10][22][26]林伊惠：《记先父》，《宇宙风》1943年第131期。

[6]吴紫金：《悼念林憾庐先生》，《宇宙风》1947年第149期。

[8][9]憾庐：《我们复刊了》，《宇宙风》1939年第78期。

[13]《发刊词》，《中国与世界》1940年第1期。

[14][15][25]憾庐：《我应当告罪》，《宇宙风》1941年第116期。

[16]周劭：《向晚漫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

[17][19][23][24]张芝联：《五十五年前的一次尝试》，《我的学术道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261页、第261页、第265～266页、第26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