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施教之《小学》与《大学》关系述论

李 涛 李 欣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到南宋朱子时，他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编定《大学》章次，其后《大学》成为专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称“四书”，成为儒家的重要典籍，并逐渐成为科举入仕学子的必备教材。《小学》，是朱子与其弟子刘清之等人合编的一部蒙学教材，前半部分内容主要辑自《曲礼》《少仪》《弟子职》诸篇，阐明一些基本的礼节和伦理纲常，后半部分主要以事例来论证前面的观点，该书体现了朱子以伦理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并随着朱子学的发展逐渐被后世儒者及统治者所重视，在蒙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学界对“大学”与“小学”的关系，也多有关注。朱人求从朱子思想的角度探讨“大学”与“小学”的关系，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前者是后者的必然归宿，两者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1]蒋开天从朱子思想体系的角度，论证了“小学”与“大学”虽然在学习上有次第的关系，但两者从“道”上而言是统一的。[2]郭晓东则从朱子工夫论的角度，认为小学的“涵养”工夫有助于培养“格物”之“端绪”，因而“大学”与“小学”的工夫是相辅相成的。[3]本文拟从道德教育的角度探讨《大学》与《小学》的关系。

一、“大人之学”与“小人之学”

从教育的对象上来看，《大学》面向的是“大人”，而《小学》面向的是“小人”。

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4]，又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5]。此处的大人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即“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二是指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德行高尚的人，如“凡民之俊秀”。“大人之学”，兼有这两个意思，即德行高尚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到了一定年龄应有之学，[6]因此《大学》所面向的便是这样的人。与大学不同的是，小学面向的教育对象基本没有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主要是年龄小的童稚，“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与此相应，朱子在编著《小学》一书时，便言明该书是“授之童蒙”。值得一提的是，在后世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小学》除了作为蒙养学教材广泛传播外，也被一些名家宿儒视为检视自身的律己手册。《小学》所选近两百条文献均取自正经，面对的主要对象虽然是童稚，而其中所渗透的礼仪和道德教育对人的一生都有所用。明代学者章懋认为读《小学》不应局限于童蒙阶段，成年之后亦当坚持学习。

朱子认为夏商周三代从王宫到闾巷都有学校，并且有“小学”和“大学”两个连续的教育阶段。三代以后，“学校之政不修”，幸而有孔子“诵而传之”，曾子继承其大意而作《大学》。但“小学”之书却只散见于《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因此朱子将其搜集整理编成《小学》一书，用以教导孩童，希望能够继承古代立“小学”之教的宗旨，从而推动社会风气的良好发展。

朱子认为“小学”阶段所学的不应只是字书一类，识字、书写等只是“小学”的一部分。《汉书·艺文志》中，将“小学”列入“六艺略”中，包括《史籀》《八体六技》《仓颉》《训篆》等共十家，四十五篇，其中也多为字书一类。[7]《隋书·经籍志》列“小学”一百零八部，四百四十七卷，收于“经部”，其中也不乏字书、音韵、训诂等书。隋唐以后，“小学”更成为文字学、音韵学与训诂学的统称。

然而在朱子看来，在“小学”阶段的学习中，识字、书写、音韵、训诂之学固然重要，但基本的伦常观念、“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却更加重要。前者是“治经”的工具学科，需要努力地学，但如果只着力于此，那便是本末倒置了；而后者的目的是培养“圣贤坯模”，是为以后的读书做人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因此《小学》一书并没有着力于传统的字书、训诂，而是更重品行和道德的培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宋以前“小学”教育的识字、训诂教育传统，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曾国藩评价该书说：“其义例不无可訾。然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8]就是肯定了《小学》一书对于蒙童的培养着力于幼仪，而非字书训诂，继承了三代以来的“立教之意”。

二、“是什么”与“为什么”：《小学》之教与《大学》之教

从两书内容上看，《小学》所教的是一些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礼节、伦常观念和一些基础的知识，并附有历朝历代一些著名人物的嘉言善行，以期规导童蒙。而《大学》所教的“三纲领”“八条目”讲的则是立身成人甚至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小学》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是正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分，内容主要选自《礼记》的《曲礼》《内则》，《管子》的《弟子职》，以及《论语》《孟子》《孝经》《左传》《国语》《列女传》中的篇目，注重说教；外篇是副篇，包括嘉言、善行两部分，内容多选自历代经史子集中的故事，主要通过古代圣贤君子的言行来证明“立教”“明伦”“敬身”之言，或是举一些反例来教导童稚，注重实证。对于孩童来讲，伦理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说教层面，让孩子只是模仿圣贤的言行，这样难以浸润到童稚的心灵之中，起到好的教育效果。朱子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史书中大量摘取前贤往圣的嘉言懿行，与传统经典中所蕴含的五伦之道相得益彰，将伦理教育寓于人物故事之中，使伦理教育变得鲜活起来，可令童稚深铭五内，受益终身。

立教主要是言明“师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学”，包括四个部分共13则。其一是“立胎育保养之教”，主要是讲妇人怀孕时应注意的事情，特别注意“正”，认为这样生出来的小孩才能“形容端正，才过人矣”。其二是立“小大始终之教”，就是男童女童从出生到成人成家需要做的事情，说明“教”的重要作用。其三是立“三物四术之教”，“三物”指的是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四术是指诗、书、礼、乐，“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其四是立“师弟授受之教”，说明对待师长和学习的态度，要恭敬勤勉。

明伦即明人伦也，主要是五伦：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和朋友之交，共117 则。“明父子之亲”，主要是讲子女事父母（包括女子事舅姑）所要遵循的礼节，孝顺父母所要注意的细节和爱护父母所不能做的事情。“明君臣之义”，主要讲作为臣子应该“事君以忠”，面见君王时要恪守礼节、严肃恭敬，如果君臣不相得则去之。“明夫妇之别”，主要讲夫妇嫁娶即婚姻之礼，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妾御应当尊重正妻等等。“明长幼之序”，主要讲对待年长的人要像对待父兄一样尊敬以及在日常言行中要尊重长者提携幼者等。“明朋友之交”，主要讲要交什么样的朋友，朋友之间交往要注意什么。

敬身即内正心，外正仪与行，包括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四部分，共46则。“正心术之要”，就是要端正自己的内心，不能傲惰、争胜、专断，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等等。“正威仪之则”，就是要使自己的言行进退合乎一定的规范，不能偏听偏信、不修边幅、言行放肆无礼等等。“正衣服之制”，主要讲了加冠礼的规矩、衣服的颜色规定以及不必追求贵重的衣物等。“正饮食之节”，主要讲吃饭时应避免的行为，特别提到不要因为饮酒而招惹祸事。

稽古主要通过虞夏商周圣贤行迹，来证明立教、明伦、敬身的道理，共47 则。例如“立教”列举太任（周文王之母）、孟母三迁、孔子教孔鲤的故事。“明伦”列举舜、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曾子、闵子骞、老莱子（彩衣娱亲）等孝顺父母的事迹；列举殷代“三仁”（箕子、比干、微子）、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蘧伯玉与卫灵公、智伯豫让等臣子事君的事迹；列举冀缺（相敬如宾）、季康子（守男女之别）、共姜和蔡人妻（为夫守节）的事；列举舜谦让象、伯夷叔齐让君位等故事；列举曾子、晏子交友之事。敬身列举伯夷、澹台灭明、南容（三复白圭）、颜回（安贫乐道）等事来说明正心及进退之节。

嘉言主要列举汉代至宋以来的贤者的名言警句来教导童稚，也是分为立教、明伦和敬身三部分，共90 则。例如“立教”采用张载、杨亿、二程、诸葛亮、邵雍等人戒子弟之言阐明君子“所善”。“明伦”采用司马光、吕本中《童蒙训》《颜氏家训》、胡瑗等人的言论阐明祭祖、孝顺父母、婚丧嫁娶、兄弟之爱、宗族相助等事。“敬身”采用周敦颐、颜渊、胡瑗、张载、程颢等人为学、仁义、淡泊、批驳佛老之言，阐明君子需“明道”。

善行主要列举汉代至宋以来的贤人所行之善来教导童稚，来证明立教、明伦、敬身之言，共81 则。例如“立教”列举吕希哲受教之事、胡瑗教育学子之事和程颐、程颢对“选士”的看法等。“明伦”列举江革、薛包、王祥等奉养双亲的故事；列举霍光、汲黯、高允、刘器之等人事君为官之事；列举汉代陈孝妇、鲍宣妻等孝妇节妇之事；列举邓攸、牛弘、李勣、司马光等对待兄姊之事；列举庞德、陶渊明、王凝教导子孙之事。“敬身”列举第五伦、张湛、刘仲郢、范仲淹、司马光等人律己修身之事。

从其结构与内容可以看出，《小学》的核心内容即是明伦与敬身两部分。朱子继承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仁义理智”的四端之心是上天赋予人的美好德性，只是由于种种物欲的遮蔽才晦暗不明，因此在对蒙童的教育上提倡通过“明人伦”、修己身来达到培养其根本的目的。

《小学图》[9]

《大学》在朱子重新编订章次之后，将其内容分为经和传两部分。经有一章，即从“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两段，提出所谓大学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剩下的部分为传，用来解释经的内容，其中多引用《诗经》《尚书》中的某些篇章所言，共有十章，分别是：释明明德、释新民、释止于至善、释本末、释格物致知（此章原篇没有，为朱子所加）、释诚意、释正心修身、释修身齐家、释齐家治国、释治国平天下。

释明明德，就是解释“明德”是天所赋予的美好德性，人们需要时常审视自身，才能使这种美好的德性彰显出来，使其“自明”。释新民，就是不仅要求人能洗涤其自身的旧污从而“自新”，还要能勤勉不辍从而影响他人，所谓“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10]，由“自新”到“新民”。释止于至善，就是要人能明白其所“当止之处”，要努力去做，由“盛德”而到“至善”方能止。释本末，就是解释“明明德”为本，“新民”为末，因为人能做到“明明德”，所以才会使别人从内心深处敬畏，达到“新民”。

释格物致知，就是要人以“人心之知”来“穷究万物之理”，在此过程中，使“人心之知”进一步发展。释诚意，就是要人能够知道“为善而去恶”，不能自欺欺人，因此要特别注意自己独处，审视自己的内心和意念。释正心修身，就是要人“正其心”，不能受愤怒、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的过度干扰，使得“心不外驰”，才能更好的审察自身。

释修身齐家，就是要人在治家时，不能有所偏私，要公正地看待所有人。释齐家治国，就是说，只有教化好自己的家人才能教化好别人，只有自己拥有美好的德性才能推而广之影响到别人，所以“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君主在家要尊敬父母、友爱兄弟，推而广之则民众也能做到孝悌忠义；治国要率众以仁，推而广之，民众也能行仁义。释治国平天下，就是在上位者要体谅普通民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慎德终始，勿与民争利，任用贤人而退小人，以义为利等。

在朱子看来，其中的第五章（释格物致知）是“明善之要”，第六章（释诚意）是“成身之本”，对于初学者来说尤为重要，“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11]。

从两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小学》教的主要是“事”，就是告诉蒙童一些基本礼节、伦理纲常是什么，具体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去做；而《大学》教的是“理”，就是要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其中的“理”是什么，在修身成人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理在事中，通过事显现出来。如果离开事来谈理，则理不实，易落于释老之虚空的境地。而就事而不言其理，则难以提升人生境界，正如朱子所言，“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12]

三、“节目之详”与“规模之大”：《小学》是《大学》的基础

从为学之次第来看，“小学”是“大学”的基础，而学习《小学》便是学习《大学》的基础。

因为《小学》面对的教育对象是幼小的孩童，所以朱子在编撰该书时特别注意选取资料的来源。他曾在与弟子刘子澄的通信中谈到，所选取的内容其主旨要好，还应便于儿童理解，“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恐非启蒙之具”。[13]在内容上，注重具体的礼节、行为的规范和对纲常伦理的介绍，而不主张义理的阐发，“天命，非所以教小儿。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洒扫应对之类作段子，亦可。”[14]他在谈到教孩童读《诗经》，认为“不可破章”，就是说只解释基本意思能让小孩子理解就好，没有必要穷尽义理。在行文上，他不主张辞藻华丽，而力求文辞通顺、通俗易懂，认为“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在幼童的学习上，他也极其反对浮躁华丽的文风，认为这种“虚诞之文”，有损于上天所赋予人美好的“性质”。在《小学》一书中，还列举“初唐四杰”的事迹：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有文名，谓之四杰。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得令长，余得令终为幸。”其后勃溺南海，照邻投颍水，宾王被诛，炯终盈川令，皆如行俭之言。[15]

用来说明“空有文采，而失之浮躁”对人一生的发展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

综上可以看出，朱子在《小学》编撰之初就期待以“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的态度来规导童蒙，希望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养成尊师重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等良好的习惯，并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来进一步理解这些道理，“习与智长，化于心成”，从而为“大学”阶段对义理的学习打下基础。

而《大学》从内容上看，先强调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工夫来开拓自己的德性，达到“修身”的目的，即“自觉”；再通过身体力行来做表率，教化自己的家人，继而影响国人，达到“齐家”与“治国”的目的，即“觉人”；最后则是“止于至善而不迁”，达到“平天下”的目的。

朱子在谈到读“四书”的次序时，说：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16]

就是将《大学》作为读其他三书的基础。《大学》立了一个大规模，便已经从具体的事扩展成一个大的目标，不仅要修身齐家、能够“独善其身”，还要有治国平天下、“兼善天下”的理想与抱负。这样再读其他书也好，行其他事也好，便都是在充实这个规模，努力去实现这个理想。

同时朱子认为，能够学习《大学》便是基于小学的成功，他在《大学章句序》中言明，“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17]因此朱子编撰《小学》一书就是希望能有助于“小学之成功”。

清儒施璜曾这样解读“四书”“五经”与《近思录》《小学》的关系：

《五经》以《四书》为阶梯，读《四书》无入处，不可以言《五经》。《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读《近思录》无入处，不可以言《四书》。《近思录》以《小学》为阶梯，读《小学》无入处，不可以言《近思录》也。欲升《五经》之堂室，必由《四书》阶梯而上。欲升入《四书》之堂室，必由《近思录》阶梯而上。欲升入《近思录》之堂室，必由《小学》阶梯而上。此《小学》一书所以为万世养正之全书，培大学之基本也。学圣人之学而不务此，如筑室无基，堂构安施乎？故朱子特编定是书，以为读书做人基本。[18]

他认为《小学》一书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的基本，也是读书做人的基本，就像修建房舍，必须要打好地基一样。这显然把《小学》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地位，将其列入一个完整的典籍体系中了。[19]但无论是从《大学》与《小学》的内容，还是从朱子编撰《小学》的目的及后人的理解来看，《小学》是《大学》的基础，这一点毋庸置疑。

四、“涵养此性”与“实其理”：《小学》与《大学》的教育目的

从教育目的来看，《小学》重在养成习惯从而“涵养本性”，而《大学》重在充实“其理”，两者虽有阶段上的分别，但并不是截然为二，而是相互贯通的同一“事”。朱子强调指出：“只是一个事。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古人于小学存养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出些精彩。”[20]

《小学》重在良好习惯的养成，希望蒙童在“洒扫应对进退”等具体的事物中皆有法度，“未论其贤否如何，一出来便齐整”。而《大学》则要在此基础上去体会这些事物中的理，从而获得更高层次上的体悟。在《小学》中学到的事情，孝顺父母也好，友爱兄弟也好，其间必是有道理的，学习《大学》便是要发明这些道理。朱子说：

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21]

学习《小学》就是要先立根基，然后再学习《大学》才能更进一步。如果没有做足小学的功夫，就无法进行到大学的阶段；如果已经做到了“小学”的功夫，却没有更进一步，那么就只能停留在初始阶段，对人生也没有什么补益。“既到而不进，固不可；未到而求进，亦不可”。同样的，如果在学习《大学》的过程中，对《小学》中的内容有了迷惑或是更进一步的理解，便要回过头来再通过《小学》去“理会”，这样对“大学”和“小学”都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朱子认为“《大学》如一部行程历，皆有节次”[22]，就是使人明白人生的道路要去往何处，其间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许多步，明白每一步要做到什么。在读书之时，便能通过看书的内容知道这是哪一步，做事之时，也能明白自己所做的属于哪一步。《小学》只是告诉蒙童应该做哪些具体的事，而学习《大学》则能明白这些具体的事哪些是格物、哪些是致知，从而更加明白地、脚踏实地地走下去。

学习《小学》除习惯的养成外，还要“涵养本性”，循序渐进，养成“圣贤坯模”。这样等到年长，学习《大学》，就能够将这种善良的“本性”扩而充之，自然而然地“通达事物”。“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23]就像是种一棵树，《小学》的教育就是养好这棵树的根本，《大学》的教育就是立足于这个“根”，长出树干和枝叶。只有这个“根本”养好了，树才能枝繁叶茂；而只有树枝繁叶茂了，树根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大学》与《小学》的教育目的都是使一个人养成良好的材质，只是培养其根本与扩充发展其枝叶的不同而已。

五、结语

总而论之，《小学》与《大学》所面对的教育对象分别是年龄幼小的童稚和年长且有一定社会地位或品德高尚的人，所教的内容也分别侧重于“事”和“理”。《小学》是要告诉蒙童应该做哪些事情，做事要遵循哪些基本礼节；而《大学》则是立足于这些事情，使人明白为何要做这些事情。从学习的阶段上看，学习《小学》是学习《大学》的基础，学习《大学》可以将《小学》的“知”扩充为“识”，从而获得更好的人生发展。从教育目的上来看，《小学》的教育是通过基本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来培养孩童的“本性”；《大学》的教育是立足于这个本性来充实其“理”，使人们更加明白人生的道路与方向，应当下哪些功夫。《大学》与《小学》虽有以上诸种之不同，但不能将两者截然分开为二，而应是一体之二分，其终极目的都是培养一个拥有健全人格和美好德性的人。人的成长虽有各个不同阶段，但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人生过程，《小学》与《大学》在人之“学以成人”的行程中，共同撑起人的生命之帆。

注释：

[1]朱人求：《下学而上达——朱子小学与大学的贯通》，《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蒋开天：《朱熹“小学”思想研究——兼论其与“大学”的关系》，《广西社会科学》2018第9期。

[3]郭晓东：《因小学之成以进乎大学之始：浅谈朱子之“小学”对于理解其<大学>工夫的意义》，《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4期。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页。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4页。

[6]劳思光著，黄慧英编：《大学中庸译注新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

[7]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17～18页。

[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文集》上《钞朱子<小学>书后》，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9]李滉：《小学图》，转引自姚淦铭：《大学智慧》，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46页。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4页。

[12]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13]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答刘子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40页。

[14]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271页。

[15]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小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16]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419页。

[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页。

[18]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小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2～383页。

[19]具体可参见杨燕著：《<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21页。

[20]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

[21]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2页。

[22]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1页。

[23]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